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碣石·秦皇求仙与徐福集团东渡
作者:孙志升  上传于:2005/4/29
 
  碣石·秦始皇求仙与徐福集团东渡是在中国历史上都有明确记载的事物,然而又都在漫长岁月的流逝中罩上了层层迷雾,有的还成了千古之谜。现在,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考古发掘和徐福研究的深入,迷雾正在退去,千古之谜的谜底也已揭示,以祖龙秦始皇尊号相称的秦皇岛成了联结这三者的特殊链环,再次显示出其特有的历史魅力。
(一)
  碣石之名,最早在《山海经》和《尚书·禹贡》中就已提到。《山海经》说:“碣石之山 ,绳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这里指的是黄河支流上游源头的一座山。《尚书·禹贡》中有两个碣石,一个是“太行恒山,至于碣石”中的碣石,恒山即常山,这里似指《战国策》中苏秦讲的燕地“南有碣石,雁门之饶”的碣石,“在常山(郡)九龙门县。”另一个是冀州的碣石,“夹右碣石入于河”,似指后人认为的无棣县的马谷山。这样看来,《山海经》和《禹贡》中讲的碣石都不在渤海的西北岸,似与历史记载的秦皇求仙“之碣石”的碣石无干。而碣石的闻名于世,主要就因为它与中国历史上的几位风流人物有关,清初董说在《七国考》中考证,碣石就是战国燕昭王修馆入海求仙的地方。史书也屡有记载,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魏武帝曹操、唐太宗李世民等都涉足过此地,或举行过一些盛大而神秘的活动,或留有诗章传世。
  我们这里关注的是与秦始皇有关的碣石问题。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修建了大量的驰道,在纵横交错的驰道网络中,有两条是通往碣石的,这我们可以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中看到,不过地图上标的是“碣石山”而不是“碣石”,是指今属河北省秦皇岛市的昌黎县县城北的碣石山。
  碣石是山是石以及所在地点究在何处,历来众说纷纭。特别是自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毛泽东的《浪淘沙·北戴河》发表后,国内就有人考察毛泽东所说的“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碣石到底在哪里,一时研究颇殷,诸说迭出。近年来,随着秦皇岛沿海一带(包括山海关外的绥中县沿海)秦汉遗址的发掘,国内专家学者(包括一些历史考古爱好者)研究风又起,而与秦始皇求仙有关的碣石之说,已基本排除了流传盛广盛久的碣石沉沦于海说和碣石没于陆说,也排除了是大山的说法,而逐渐趋同于以下四种说法。
  一、北戴河金山嘴说。亦可谓北戴河海滨说,金山嘴只不过是所指更具体、更集中些罢了。康熙八年《山海关志》载:“金山嘴,城(指山海关城)西南六十里,半入于海。”乾隆二十四年《临榆县志》记金山嘴“三面临海,凡东西往来风帆,独此处登眺,最为可观。”金山嘴在北戴河海滨的东南部,是伸入大海中的一个基岩岬角,临海南面是陡峭的岩石,“   岩悬崖石门穹然,群称为南天门,近有游客大书‘石涛’二字,刻于门前巨石上,洪涛激荡,浪花飞白,攀登其巅,震撼骇目”(见1925年版《北戴河海滨志略》)。关于碣石在北戴河海滨的说法,早在1924年,学者邵瑞彭就在《北戴河考略》一文中论证指出:“近有美国学者毕考浦等考察北戴河土地情况,发现古城遗址及箭镞陶器,以其地为汉代舟师聚泊之所,其说颇可信,今就所知为之证明。按北戴河今属临榆县西鄙,窃谓即古之碣石地。碣石所在,其见于记载者聚讼千余年,至今未息。要以在汉之 县者为定论(碣石本海中大石,其后用为辽西一带地方之别名,乃至其地山水亦蒙斯号),今北戴河于西汉属 县,东汉 县并入临渝,其县治当沿 之旧城,王莽名临渝为冯德(颜师古曰冯读作凭),故 县袭冯德之名展转传讹遂为北戴,其声音流变之迹犹可寻,绎水经濡水(今滦河)注述碣石形状,谓枕海有石如甬道,山顶有石如柱形,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则隐,及潮退不动不没,世名之曰天桥柱,状若人造,要非人力所就云云。观郦元所记,显然一北戴河今日渤海之滨,舍此更无他所足当郦语然,则燕昭王、秦始皇、汉武帝之所登临其在此地,无可疑也。”
  邵氏的一些推断,比如冯德传讹为北戴之说,笔者不敢认同,但其总的观点,应该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更为重要的是,从1984年8月底起,经秦皇岛市碣石研究会及省、市文物工作者历时两年的努力,在金山嘴一带发现并挖掘出大面积的秦汉建筑群遗址,其中在金山嘴地表层及军委建筑施工现场拾到的20厘米饕餮纹半瓦当、巨型夔纹大瓦当碎片及在施工中发现的由十层陶圈组成的3米多深的陶井等,在考古挖掘中发现的两组建筑群遗址等,为苏秉琦等专家认为这里是秦始皇父子“之碣石”、“到碣石”的行宫提供了确切的依据。1986年9月25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了题为《秦皇岛得名传说有了确凿依据,北戴河发掘出秦始皇父子行宫遗址》的文章,文章讲:“这一遗址的发掘,证实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稳定东部的统一局面,东巡渤海湾时亲临秦皇岛,在海滨高丘上修筑了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群。过去传说秦皇岛是由秦始皇亲临这个地方而得名,如今有了确凿依据。”此后,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在此揭露出规模更大的建筑基础,还发现了3个直径超过40厘米的大型卷云纹夹贝大瓦当。其实,依笔者所见所闻所推断,就在北戴河区,秦汉建筑遗址几乎覆盖整个海滨,就在金山嘴考古发掘地的北面,现全国人大休养所院内、在其东边临海的台地上,在鸽子窝一带,笔者都拾到过秦砖汉瓦片或见过别人拾到卷云纹瓦当,在西边的联峰山顶上和山麓也都有大量秦汉建筑遗迹。笔者曾于1986年11月5日在《秦皇岛日报》一版上发表了题为《莲蓬山灵,犹识汉秦——北戴河莲蓬山东麓发现古代建筑遗址》的消息。而《中国文物报》1992年7月5日一版有报道说:“河北省秦皇岛市文物管理处,北戴河区文物保管所三月在联峰山的南山顶上,清理出一座秦汉时期建筑遗址,建筑室内面积为17平方米……屋中间有一个用素面砖和小菱格砖铺砌而成的深47厘米的方形‘池子’。‘池’内有一个用四层陶圈及素面砖铺底的陶井。口径1.22米,深1.43米……在遗址及其周围还发现多件卷云纹加贝圆瓦当、空心砖残块。这些建筑构件规格大,具有秦汉宫廷建筑物的风格和特点。”此遗址的发现者白洪奎还在莲蓬山的其它地点拾到过秦砖汉瓦片。另外,有人在莲蓬山西边3里余的古城村和北戴河海滨东北面的赤土山村西北的丛林中也发现了秦汉建筑遗物。
  北戴河海滨不仅有大面积的秦汉建筑遗址遗物,还有“联峰海市”的历史记载和传说。乾隆二十一年的《临榆县志》还把“联峰海市”列入榆关十四景内:“联峰海市:联峰即莲蓬山,蜃楼海市,土人往往视之,”明代万历年间抚宁县教谕谢鹏南在《海市记》一文中借抚宁县令雷公的话描绘了莲蓬海市的景象:“吾自万历癸未守兹土,迄辛卯,桐华望后公出榆关,晓眺东南,海碧连空,朝暾散彩,赤光夺目,秦岛雄峙于前,濒渤汹涌于后,乃与邑幕鲁子往观焉。既而乘渔舟,历甘泉,吊秦城已,乃散步南行,跻陇陟巅,见洪涛巨浪,浴日吞天,诚奇观也。良久东旋,从者曰:‘金山海市矣!’遥指而望之,隐隐然伞盖三出,中颇高,又渐小,渐高,顷之,蔑如也。余方进饭,前箸未彻,从者复报曰:‘海复市矣!’予往视,一如前睹。无何,金山砌莲蓬,联络数十里,忽伞盖,忽旗帜,若浮图,若城郭,殿阁脊兽,异状百态,变幻无穷,俄而兔耳峰前,三山耸秀,层峦叠    ,宛如笔架形,即摩诘亦难绘也。自午迄申乃已,竟莫究诘。”在此之前,作过明代嘉靖年间兵部尚书的抚宁人翟鹏曾见过海市,并赋《联峰海市》一诗留世:“山头隐隐见楼台,万状千形倾刻开。出入人踪离汉远,淡淡树影倚云栽。宫高星斗檐前挂,帘卷霓虹扃外堆。闲去登临消半日,浑如身世上蓬莱。”而二百年之后的清代临榆县副榜贡生王朴也有一诗描绘联峰海市:“晴波渺渺息天吴,百丈虹桥蜃气粗。尘世人烟争变灭,华严楼阁现虚无。海天万里双明镜,城郭千家一画图。回首风涛成幻化,空中云影尚模糊。”在当代,“联峰海市”也曾不止一次地出现,据笔者了解,1960年夏初一天的上午9时左右,在金山嘴西到中海滩一带的海中出现过长城及关城的形状。1969年夏初一天的下午3时左右,在金山嘴西南约5公里的海域中,出现了昌黎县古塔和碣石山的幻景。
  北戴河海滨的海市幻景,正是2200多年前吸引秦始皇来这里求仙的缘故吧。
  二、秦皇岛说。秦皇岛名字最早见诸于史籍的,以现在掌握的资料是嘉靖十四年版的《山海关志》:“秦皇岛,城西南二十五里,又入海一里,或传秦始皇求仙驻跸于此。”清乾隆二十一年《临榆县志》则记:“秦皇岛,距城西南二十五里,又入海一里,四面皆水,惟岛居中。”在光绪四年的《临榆县志》中对秦皇岛又作了如下地理描述:“秦皇岛,距城西南二十五里,山脉由东转西插入海中,横压水面,远望形如卧蚕,海阳镇之水口山也,上有观音庙。”而明万历年间蒋一揆在《长安客话·关门杂记》中作了这样的记载:“山海关内六里有孤山,屹然独立于海上,四面皆水,唯岛居中,俗呼秦皇岛。又说秦始皇至此山,曾下马拜荆,山上有秦始皇下马迹,因名秦皇山。”孤山,各种地方志上都说是“距城南六里,去海四里,屹然面海,下临潮河,若砥柱然。”但从实地考察,未查实有这样的山,所以蒋一揆关于孤山即秦皇岛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秦皇岛是由三座分别高60米、80米和104米的南山、东山和霾山组成的山岛,只是“距城南六里”的说法或是因循了地方志上孤山的说法,实际上应是二十五里。
  秦皇岛岛上原竖石碑一通,碑上携“秦皇求仙入海处。”传为明成化十三年(公元1465年)所立,此碑初立年代已不可知,但明代山海关人张瑞抡在《秦皇岛》诗中有过这样的记叙:“秦岛荒凉石磴闲,千年遗迹海云间。清风皓月天长久,诸雁沙鸥日往还。自谓有功过五帝,谁怜无计到三山。残碑断碣颓波底,蝌蚪文封玳瑁斑。”看来当时有更古的碑存在于海里。明碑在“文化大革命”时被砸毁,并部分扔入海里。1989年1月,秦皇岛市海港区政府打捞出残碑,嗣后又在原碑址附近重建此碑。1990年底,在岛上东山公园又发现不少与北戴河海滨出土相一致的秦汉云纹瓦当块与菱格纹砖块,不久经与中华秦碑复建委员会、中国秦文学会、中国秦文研究所等单位及其专家学者商定,把新建的碣石刻石立于秦皇岛的“秦皇求仙入海处。”
  三、绥中石碑地说。也可称姜女坟说。石碑地在辽宁省绥中县万家乡墙子里村南的海岸边,毗邻山海关界,西距山海关城约15公里,石碑地海中有几块突兀耸立的奇形礁石,也就是被当地人称为姜女坟的礁石。姜女坟之称最早见于史籍,据笔者所知也是明嘉靖十四年的《山海关志》:“姜女石,在城东南,入海一里,颖出水面,其形肖坟,相传孟姜女哭夫而死,葬于此。”姜女坟固然是传说,但那独自屹立于海中高18.4米的几块石头,却也给人以无穷的想象。从1984年起,辽宁考古队在石碑地进行考古挖掘,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光明日报》于1986年9月6日一版公开报道了挖掘成果,文章题为:“秦皇岛内外找到秦皇遗迹,辽宁绥中县大型秦代行宫遗址初现雄姿。”文章指出“在渤海辽东湾与山海关、秦皇岛毗领的辽宁省绥中县万家乡墙子里村,一座规模巨大的秦代行宫遗址,已从滩平沙软的海岸边初现雄姿,发现了分三层构成、居高临下的高台主体宫殿遗址和多组大型附属宫殿、海岸宫墙和通道遗址,出土一批为考古界注目的大型秦代雕纹空心砖、瓦当等文物,其建筑风格与远隔一千五百多公里外的秦代首都咸阳城秦皇帝宫殿建筑风格相仿。专家们认为,它可能是公元前215年、209年秦始皇和秦二世皇帝巡视渤海湾时的行宫,它对于我们了解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对山海关外的开发,研究当时我国东北部的政治、经济状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是中国秦汉时代考古中的一项重大发现。”文章还提到“行宫坐北面海,与海中几个象小岛一般耸立的奇形礁石相对。礁石离海边约400米,行宫南端距礁石约450米。每当海水落潮的时候,礁石下便成为‘陆地’,在这片‘陆地’上,考古队发现有人工砌石的遗迹,他们认为,这几座礁石可能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碣石’,与之相对的秦代宫殿则是‘始皇之碣石’、秦二世皇帝‘到碣石’时的下榻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在石碑地西二里许的小黑山头自1984年也发现了面积相当集中的秦汉建筑遗址,而在小黑山头南侧海中也有两个被当地人称为龙门石的不规则石柱。
  四、秦皇岛一带地域说。执此种说法的是以秦皇岛市原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岳辰为首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碣石,一非山,二非石,三非门,是地域,是碣石地域。”
  笔者赞成此种说法,并于1987年写过《秦帝国海岸国门巡礼》一文,发表在《信息潮》报上,文章说:“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不但科学地证实了这大群建筑基址是祖龙秦始皇东巡渤海时的行宫遗存,而且为秦皇岛的得名之说提供了确凿的依据。以秦皇岛为中心(当初秦皇岛是海中孤岛),东北30多公里是石碑地秦宫遗址,西南20多公里是金山嘴秦宫遗址,而在石碑地以东还有止锚湾,石碑地以西还有黑山头等秦汉遗址,在金山嘴以北则在鸽子窝,以西则在莲蓬山也都发现有秦砖汉瓦,把这几个点连结起来,可以看到这是一组颇似覆压三百余里的阿房宫式的宫殿建筑群。”“这些建筑遗址的共同特点是都座落在临海高台高地上,而且都面对海中或海边昂然而立的礁石,如石碑地古建筑面对的是海中巨石——姜女坟,黑山头面对的是被称为‘龙门石’的两块东西对峙的礁石,金山嘴南端有海蚀台地和海蚀拱桥南天门,北端亦有海蚀台地和鸽子窝巨石。”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认为:“山海关东有墙子里的秦皇遗址,金山嘴也有秦皇遗址,这是一回事……秦皇‘之碣石’,其思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中国海岸连成一条线,才有这个思想,东南是海岸线,这里是个门,有这个门,就有一个统一大帝国的地位。”
  可以说,正是当代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解开了秦始皇“之碣石”的“碣石”千古之谜。
(二)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出于拓展疆域显示皇威的政治目的和寻求仙人与长生不老药的个人目的,一共东巡了五次。其中第一次东巡没有到达海边,其余四次都到了海边、海上,“之碣石”是秦始皇的第四次东巡,即第三次到海边,这是一次目的和目的地都非常明确的盛大求仙活动。
  秦始皇为什么要选择“碣石”来举行盛大的“入海求仙”活动(包括“考方土”)呢?原因有三:一是碣石处在渤海西北岸地,作为内海的渤海是中华民族航海探险的摇篮,那里聚集着一大批有名的航海家,如卢生、韩终、候公、石生等,有能力到海中去寻求仙人仙药;二是碣石地区是燕国沿海地,盛传仙人之说,《史记》载:“而宋无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最后皆燕人。”是讲所有仙人都是燕国人,仙人是燕国的“特产”,因此这里便成了寻求仙人的最佳出发地;三是这里早就是燕国的求仙基地,燕昭王曾多年在此求仙,并置碣石宫,在此礼待“大九州”说的创立者驺衍,已有一套求仙仪式。
  秦始皇第一次东巡海边(即第二次东巡)是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月垂,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既已,齐人徐 (按:音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 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从司马迁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秦始皇是在这次东巡到海边后受到徐福等人的上书鼓动才起动入海求仙的。对于这次入海求仙活动,《封禅书》中作了这样的补充:“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童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而《列仙传》却有这样的记载:“始皇自以为,即遣使者徐 、卢生等数百人入海,未至蓬莱山,辄逢风波而还。”这里指出姓名的,除徐福外,还多了卢生,看来他们是一伙,是一个集团。因此《史记·秦始皇本记》中讲的“徐 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的“等”字中看来也有卢生。而对“海中三神山”,《封禅书》有这样的记载:“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常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 ,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乃居水下,临之,风辄引船而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这活生生地画出了一幅渤海海市图。而现在还能见到海市幻景的,环渤海有蓬莱和北戴河。
  始皇第二次东巡海边,据《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九年,始皇东游……登之罘……旋,遂之琅琊,道上党入。”《封禅书》载:“其明年(按:始皇二十九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琊、过恒山,从上党归。”这次始皇东巡海上的地点,几乎和上次一样,史籍虽未记载方土的活动,但从秦始皇对之罘和琅琊的重复巡视,还是说明了他对求仙活动的关注和重视。
  始皇第三次东巡海边,是公元前215年,是到最北边海边的一次,目标直向当时方士入海求仙大本营的碣石。《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其辞曰:‘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候,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徭,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因使韩终、候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从这大段的引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秦始皇到碣石办了三件事,一是命令燕人卢生去求仙人羡门、高誓,(有的史籍讲羡门高是一个人),到哪里去求呢,从文中可以看出是到海里去求仙人;二是刻碣石门。秦始皇巡行各地共有峄山、泰山、琅琊、之罘、东观、会稽和碣石等7处刻石,峄山等均为先立石后刻字,只有碣石是刻于“门”,刻石的目的是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在这里特别记颂的显赫功绩是“坏城郭,决通堤防”,即拆除各国修筑的旧城墙(包括各国之间的长城),挖掘打通各国的河流堤防,使道路畅通,河流通畅。三是派遣方士韩终(众)、侯公(生)、石生去求仙人寻不死之药。
  秦始皇要做这些事,不是短时间所能完成的,他一定在这里住了一段不短的时间,而且是作了充分准备才来的,这可以从当代挖掘出来的秦皇行宫遗址的宏大规模中看出。《封禅书》记:“后三年(按:“其明年”后的第三年,即始皇三十二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一个“考”字,可以释为“考核”、“考察”、“考验”等等,方士们不是自吹能入海求仙吗?那就表演表演,表现表现吧!《史记》记载这次活动,特别提及了卢生、韩终、侯公、石生的名,却未提及徐福,其实这并不是说就肯定没有徐福,只是徐福在以前已经提及,这次可以省略,但他和其他入海方士一样,也是要来应“考”的。这种认识早在390年前就有了,明万历年间山海关兵部分司主事邵逵在《秦皇岛》一诗中就提到:“徐福楼船去不回,銮舆曾此驻丛台。”他认为徐福来过秦皇岛,并从秦皇岛入海去求仙的。清初山海关通判陈天植也在《观海亭望秦皇岛》一诗中写到:“秦皇漫设筹边计,徐福空谈寻药方。”另外,从秦皇岛明代中叶竖的《秦皇求仙入海处》碑看,当时入海方士打的旗号是“秦皇”,而不是方士个人,这种情况,一直流传了下来,所以后来在《隋书·东夷传·倭国》中有这样的记载:大业四年“上又遣文林郎裴世清使于倭国,渡百济……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五代时的《义楚六帖》中也记有“日本国亦名倭国,在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今人物一如长安……至今子孙皆曰秦氏。”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山梨县南都留郡山中湖山的田地中曾出土一枚刻有秦小篆的“秦”字金印,也很能说明问题。
  秦始皇第四次东巡海边,“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秦德……并海上、北至琅琊。方士徐 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者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鲛龙为侯,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至。’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后面的求仙活动,《史记·秦始皇本纪》没有记录。但《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借伍被的话提到:“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这就是讲,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海上至琅琊后,在徐福等方士的再次鼓动下,向北绕过山东半岛到了芝罘,并在那里射杀巨鱼。然后又听信徐福的诡辩,派遣童男女3000人,带着许多农作物种子和各种手艺人出海求仙。这些人出海的确切地址未有记载(据当代中国各地从对外开放和旅游开发角度出发考证,徐福等人的入海求仙地有浙江慈溪说;江苏赣榆说;山东琅琊及芝罘、龙口说;河北盐山及秦皇岛说等等),但讲了徐福出海后到了有“平原广泽”的地方,并自己称王不再回来。
  史籍记载徐福最后一次出海的情况是如此,那么其他有名方士的情况又如何呢?《史记》载始皇“三十五年,侯生和卢生相与谋曰:‘始皇……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而“韩众(终)去不报。”可见在始皇三十五年时,卢生、侯生、韩众等都已相继逃亡了。逃到哪里去了,司马迁未讲,但以他们曾耗巨资几次出海求仙的经历来看,他们很可能是逃亡到海外了。《汉书·效祀志下》讲“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把韩众和徐福连在一起。徐福、韩终之属出海到了哪里呢?据中日两国后来的史籍载,当时在日本、韩国等地有大量的秦朝逃亡者。日本9世纪的《新撰姓氏录》的蕃别中,都称秦氏是秦始皇的后代。在今天、秦氏读成hata或shin,hata与羽田、波多的读音相一致。据1995年日本壹岐一朗著的《徐福集团东渡与古代日本》一书讲:“在日本,姓与秦、徐福有关系的人有数十万。”壹岐一朗明确提出“徐福集团东渡”,并指出:“关于徐福集团的出航地,就有赣榆县、琅琊台、龙口三个候补地。到达地已知的也有朝鲜半岛南部的济州岛、南海岛,以及日本列岛的20余个传说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古代史书《三国志·魏书》和《后汉书·东夷列传》中都提到朝鲜半岛东南部有辰韩国的记载:“胡韩者,古之辰国也……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方为旅,贼为寇,有似秦语,故或名之秦韩。有城栅屋室,土地肥美,宜五谷,知蚕桑,作缣布,乘驾牛车。”秦皇岛市徐福研究会原会长郭继汾先生认为韩终是到了朝鲜半岛东南部的辰韩国。他认为“辰(秦)韩这个名称也正是对它的创业者秦人韩终的纪念。”
  徐福、韩终、卢生等方士集团在秦朝几次入海求仙以及最后的集体大逃亡,出发地不可能是一处,秦始皇到过的沿海地方,留下了不少传说故事和有关的地名地物,但截至目前,还没有其它地方像秦皇岛沿海这样发现了大规模的秦宫建筑群遗址。作为求仙活动大本营和基地的碣石,秦皇岛一带正是徐福、韩终、卢生等方士集团领导人以“秦皇求仙”旗号入海的主要场所。海外秦人的后代们,不管是否以徐福子孙的名目出现,在寻根问祖时,从秦皇岛是可以寻觅到真实感觉和心灵感悟的。
  总之,秦始皇派方士入海求仙,打的旗号一定是“秦”而不会是徐福、卢生、韩终、石生等方士的名字。当然逃亡者除外,但他们对外也会称“秦人。”我赞成“徐福集团”东渡的说法,即为“集团”就不是一支队伍。可以说,秦朝有组织向海外派遣或逃亡的,都可以看作是徐福集团的成员,也就是方士集团。而方士集团东渡的大本营之一,根据史籍记载和当代考古发掘发现看,是在古碣石地域即今秦皇岛地区。
  我想,扩大对“徐福”概念的认识,从“秦人东渡”的角度去看待中、日、韩的古代交往,对更广泛地发展三国之间的现代交往是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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