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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福东渡与箕子入朝之比较
作者:韩晓燕·翟杰  上传于:2005/4/29
 
  中国与日本、朝鲜、韩国的关系密切,在很早以前就建立了联系和交往,而在中、日、朝、韩交流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大事就是徐福东渡与箕子入朝。近年来,国内外对徐福和箕子的研究都已取得相当多的成果,但对两者的比较研究还不多见,本文力图以此为着眼点,对徐福东渡和箕子入朝的异同点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对中、日、朝、韩之间的友好交往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与理解。
  一、徐福东渡与箕子入朝的不同点
  其一,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分析,徐福与箕子离开故土的原因不同。箕子之所以离开故土是因为改朝换代之后,心系故朝,不愿臣侍新王朝;而徐福离开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躲避当朝的残暴统治。
  箕子是商末贵族,商纣时曾官居太师,辅佐朝政,是一个忠君爱国的贤臣。商纣在位时,荒淫无道,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终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朝野上下怨声载道。箕子、微子、比干等朝中大臣纷纷劝谏,可商纣拒谏不听。在此情况下,微子失望地离开了朝廷,比干坚持直谏却被商纣剖心致死。有人劝箕子离开,但他说:“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为也。”(《史记·宋微子世家》)于是他披发佯狂,鼓琴自悲,但商纣不仅不能领悟箕子忧国忧之心,反将其囚禁。周武王灭商建周后,释放了箕子并请他辅佐朝政,但“箕子不忍周之释”(《尚书大传》),对故朝却仍怀有深厚的感情,不愿在周朝为官,所以决定离开。
  徐福生活在秦始皇统治时期,而秦始皇也是一位残暴的君主。他横征暴敛,严刑峻法,致使“赭衣塞路,囹圄成市”。面对黑暗的统治,各地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许多人则采取了消极抵抗方式躲避暴政,沿海地区的民众开始大批地向海外迁移。方士徐福对秦始皇的暴政也非常不满,为了躲避秦朝暴政,他苦苦寻求逃亡的乐土。徐福是一个知识渊博且富于谋略的方士,认识到只有采取合法的手段获得政府的支持,才能畅通无阻地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秦始皇欲求长生的殷切愿望无疑就为其海外避祸的理想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从公元前219年第一次上书开始,徐福就以入海求仙为旗号,逐步展开了有计划的海外活动,通过与秦始皇的机智周旋,最终实现了走出海外的计划。
  其二,徐福集团入日和箕子集团入朝的途径不同。尽管去朝鲜和日本时,都可以走海路,但很明显,徐福集团是“东渡”,是乘船从海上航行到日本的;而箕子集团是“走之朝鲜”,是乘车马或步行从陆路迁移到朝鲜的。
  箕子出走的原因是心怀故国,不愿臣侍周朝,他的目的地是远离周朝统治的区域。而“在朝鲜半岛上有一个古辰国,乃殷商东方海外属地,是宗国之遗绪,故国虽亡,但这块海外属地尚在,尚有可为,故‘去之朝鲜’以实现其政治理想。”(张碧波:《关于箕子与古朝鲜几个问题的思考——与杨军先生商榷》,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3期。)箕子由其封地——箕(今山西太谷一带)出发去朝鲜,自然是陆路而行。
  徐福是齐地方士,生活在齐地沿海地区,比较熟悉大海,具有航海的知识和技能,所以,他一开始就对秦始皇说有仙人和仙药的神山在海中,愿意入海访求。徐福乘船入海,名义上是要驶往神山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实际上他是要为自己及其随行人员寻找一片没有暴政、适于生活的世外桃源,船舶最终停靠之地便是其最终落脚之地。徐福所做的一切努力,包括他向秦始皇讲述海中有神山、山上有仙人、鲛鱼拦路、仙人有所求等故事以取得秦始皇的信任,争取到相关随行人员和各项装备,都是从远洋航行、移民海外的需求出发的。
  其三,徐福集团东渡的物质准备条件要好于箕子集团入朝。箕子集团入朝是一种个体行为,没有官方的支持;而徐福集团东渡是在“入海求仙药”的名义下,得到官方支持的行为,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得到切实的保障。
  周武王虽然没有强行阻挡箕子集团出走,但对于他们脱离周朝统治的行为也不会给予大力支持。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箕子集团“走之朝鲜”所需的一切,包括水、粮食、日用品等生活物品,谷物种子、农工器具等生产物品,各类书籍、文具乐器等文化物品,车马等交通工具,都得他们自行筹备。可以想象,一个5000余人的团体,其中有青壮年,也有妇女儿童、老弱病残,自己组织集体迁移,而所需的全部物品必须自己筹备,是难以准备得非常完备、行进中保持步调一致的。
  秦始皇为了访求仙人仙药,是不惜任何花费的,对愿意为他寻找仙人仙药的徐福给予了大力支持。当徐福在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第一次上书,对秦始皇说海中有神山,神山上有仙人,愿意前去访求的时候,秦始皇就“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记·秦始皇本纪》)此后,至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年间,秦始皇肯定还给予了徐福各个方面的支持,以至于“费多”,徐福“恐谴”,诈称海中有大鲛鱼,不利于取得仙药。秦始皇求药心切,专门带人出海,亲自射杀大鱼,为徐福访求仙药扫清道路。同时,秦始皇对徐福杜撰的和“海中大神”的交谈也信以为真,按照“海中大神”,实际上是徐福的要求,“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这一次,徐福得到了比以前更大的支持,包括童男童女、武装人员、农工技术人员、适于航海的船只、必需的水、粮食等生活资料、五谷种子、武器装备等。这些都是在秦始皇的授意下,由相关政府机构组织提供的,而官方组织的人员必定是优秀的,提供的物质装备必定是先进的,从而使得徐福集团具有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好的航海配置,为徐福集团东渡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二、徐福东渡与箕子入朝的相同点
  其一,无论是徐福还是箕子都具有不畏艰险、开拓创新的精神,为后人不断走出国门、探索世界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箕子集团入朝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走出国门的大规模的移民行动,箕子也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开拓域外的第一人,而徐福东渡则开创了我国从大陆走向海洋的先例,比西方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了1700多年,徐福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开拓者,是世界航海的先驱。
  对徐福东渡与箕子入朝的具体过程,史书都没有明确、详细的记载,所以学术界对他们的起止点、行程路线等也还存在许多争议。但是,箕子与徐福毕竟是远走他乡,寻求一个陌生、全新的环境,能否真正到达向往的理想之地,对他们来说也都是一个未知数。尤其在当时地理环境不熟悉、交通技术落后的诸多不利条件下,他们不畏艰险,勇于探索,大胆走向世界,不愧为中国古代社会早期真正走出国门的开拓者,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勇敢求索、坚韧顽强和智慧聪颖的气质。
  其二,徐福东渡和箕子入朝之后都对当地社会的发展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古朝鲜地区在当时的文明程度低于中国,箕子到朝鲜以后创立了箕氏王朝,积极推广中原文明,为当地的开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教民以耕作。当时朝鲜半岛的原住居民以打渔狩猎为生,不会种植庄稼。箕子将商代实行的井田制移植到荒地开发中,建立起“箕田”,现在平壤和汉城郊外仍有箕田遗址存在。箕田是将土地划成田字形,每田分四区,每区七十亩,区与区之间留有一亩宽的道路,田与田之间有三亩宽的大路,以十六田、六十四区为一甸。不足一甸之地则随地势而划,规定每区也是七十亩,称为余田。箕田划定后,箕子教给当地居民运用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对荒地进行开发,集体耕作,使人们从渔猎转为农耕,对朝鲜半岛早期的经济发展起了开拓性作用。
  二、教民以礼仪。箕子本身曾是商朝贤臣,深习商朝礼仪,他率众入朝,将商代的书籍、文字、礼乐制度、阴阳五行、风俗习惯等也都带到了朝鲜。《增补文献通考·艺文志》记载:“箕子率中国五千人入朝鲜,诗、书、礼、乐、巫、医、阴阳、卜筮之流,皆导以往。”《海东绎史》也有“箕子率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药卜筮,皆从而往,教以诗书,始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悉随中国”的记载。因箕子入朝而带来的中原的书籍、文字、礼乐制度、阴阳五行学说、风俗习惯等殷商文化,数百年相沿不衰,并影响朝鲜半岛以后数千年的习俗,有的至今未变。如朝鲜喜穿白衣,这与殷商传统有关,殷商尚白,《史记·殷本纪》说:“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三国志》等史书记载,古朝鲜地区的扶余国“衣尚白,白布大袂”,无疑是继承了殷商的传统,而且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除此之外,还有食宿、祭祀、节气等方面,与中原、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人民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三、教民以法治。商代已有多种法律,箕子到朝鲜后,为维护礼仪、田蚕和聚落制度,为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就以商朝礼仪文明为规范,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实施了“八条之教”,即制定了八条应当遵守的法令。这八条法令中,至今在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有以下三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其家为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汉书·地理志下》)其他五条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能依稀寻到一些痕迹:《汉书·地理志下》记有“妇女贞信不淫辟。”《后汉书·东夷传》记有“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婚。……邑落有相侵犯者,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这些风俗习惯的记载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可能存在“禁淫”、“禁部落相侵犯”、“禁同姓婚”、“禁邑落相侵犯”的法令。“八条之教”实施后,箕氏朝鲜境内邑无淫盗,门不夜扃,社会安定,风气良好。
  在箕子及其后代的领导下,耕作、礼仪、法治得到广泛而长期的推行,大大促进了当地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箕氏朝鲜迅速发展,国力逐渐强盛,到西汉初年被燕人卫满所灭时,存在时间已有九百多年。
  徐福东渡日本后,也在当地做出了划时代、开拓性的工作。徐福集团带到日本去的不仅仅是史书所记载的“男女三千人”(《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五谷种种”和“百工”等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徐福等作为方士的方术(包括医药知识、天文、气象、航海知识等)及方士思想上所吸收的阴阳家、道家、儒家等思想,崇尚功利、开放、革新的齐文化和秦代中国先进的封建文化等,也必然一同带去了日本。正是徐福等人把这些秦代文明传入日本,才促进了日本社会由原始部落时期绳纹时代向弥生时代的飞跃。弥生文化是日本列岛由绳纹时代进入文明开化的里程碑。绳纹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以渔猎采集、刀耕火种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弥生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以种植水稻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以及铁器的广泛使用。根据考古研究发现,在公元前二至三世纪期间,日本的社会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原来十分落后的九州、本州南部等地的社会生产活动由采集果实和渔猎为主迅速过渡到农耕为主。弥生时代的日本各地还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铜器和铁器等先进的生产工具。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绳纹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日本考古学家们根据大量的出土文物和遗址断定,促使发生这一巨大飞跃的原因是以徐福集团为代表的“秦汉归化人”对先进文化的传播。
  北宋文学家兼史学家欧阳修在其长诗《日本刀歌》中充分肯定了徐福一行在日本进行文化传播的贡献: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肥沃风俗好。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 童老。
  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玩器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严令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这首诗为后来许多研究徐福的著作和文章中所提及,在中日两国广为人知。日本也有许多文献记载了徐福在日本的活动情况,日本新宫市《和歌县史迹名胜志》载:“相传往昔秦始皇时,徐福率童男女五百人,携五谷种子及耕作农具,渡至日本,在熊野浦登岸,从事耕作,养育童男童女,子孙遂为熊野长,安稳度日”。
  总之,徐福东渡与箕子入朝之后都积极致力于当地的开发建设,以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教导和熏陶了日本、朝鲜人民,促进了日本社会和朝鲜半岛的进步与发展,扩大了中国在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及其附近的影响。
  不仅如此,在箕子所建朝鲜古国被卫满所灭后,该国许多人民大批南迁,与当地人民共同创建了马韩国,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朝鲜王准为卫满所破,乃将其余众数千人入海,攻马韩,破之,自立为韩王。”后来该国成为百济国的一部分。魏晋到隋唐时期,由于马韩及后来的百济与日本相邻,关系较为密切,在受到新罗及北方高句丽的压迫下,部分箕子的后代又移民日本,投入到与当地人民共同开发日本列岛的行列中,至今日本仍有箕川、箕田、箕原、箕浦、箕岛、箕尾等姓氏,他们都认为是箕子的后代,还有箕面、箕城等地名,也是箕子的后人纪念其先祖而起的名字。
  徐福集团东渡虽然大部分人被认为是到了日本,但从当时航海条件和航海工具分析,徐福集团难以从山东沿海直接抵达日本南部,而必须要经过辽东半岛,沿朝鲜西海岸南下,最后渡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所以,不可否认,徐福集团至少应有一部分人留在了朝鲜半岛南部。近百年来,在朝鲜西海岸多次出土的中国秦汉时期的文物,就是秦汉时期中国人来到朝鲜的最好印证。在韩国半岛南部的济州岛西归浦市的海边峭壁上,至今还留有“徐福过此”的字迹。西归浦之名的来源据说也与徐福东渡有关,当地人传说徐福船队到此后,许多人留恋故土,想西归返航,但又畏惧秦朝法律严酷,怕回去难逃杀头之祸,不得已留在此处或继续东航。韩国人所写的乡土资料《心斋集》也说:“西归浦沿边有峭壁,不啻数千仞。下临沧海,鲸涛汹涌,世传壁半有秦方士徐福所刻字痕云。先是牧使白乐渊巡行到此,人以此说告知。遂命自壁上以长绳缒一人下垂引之,摸其字迹而还。”在韩国南部,徐福及其后人在此耕作的传说也流传了几千年。由此可见,徐福集团当年东渡,是经过朝鲜半岛再到了日本。由于徐福船队人数众多,肯定有一部分人滞留在了朝鲜半岛南部。
  所以,箕子与徐福是中、日、韩三地文化交流的使者,都为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开发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三,徐福东渡和箕子入朝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成为连结中、日、朝、韩人民友谊的一条纽带。几千年来,箕子与徐福已经成为中、日、韩三国人民友好的化身,人们或写诗作赋、或建庙立碑、或祭祀庆典,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对他们的敬仰和怀念。
  首先,有关箕子和徐福的各类历史记载、传说演化或者神话描绘,无一不反映出人们对箕子、徐福的敬重与怀念。
  中朝古代史籍对箕子本人及箕氏朝鲜之事多有记载,如中国的《尚书大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朝鲜的《三国遗事》、《三国史记》、《海东逸史》、《东史纲目》、《李朝实录》等。其中,《三国史记》年表中,把箕氏朝鲜列为朝鲜的第一个王朝。此外,还有关于箕子的专门著述,如朝鲜人郑 基编纂的《箕子志》,内容包括箕子像、事迹图、祠墓图、谱系图及搜罗前人著述中有关箕子的记载,如洪范传录、礼典、致祭文、御制诗文、辞赋、赞语、序、论、记、跋、碑文等,可谓包罗万象,是关于箕子的集大成之作。而中国、日本、朝鲜对徐福的史迹记载也不胜枚举,中国有《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十洲记》、《皇明世纪法录》、《刘氏鸿书》等多处记载和著作出现,在日本有关徐福的记载和传说也很多。台湾学者彭双松在《徐福即神武天皇》一书中说:日本各地徐福的古文献记载46处,民间传说32个。最早记载徐福传说的日本文献是室町时代延元四年(1339年)北 亲房编撰的《神皇正统记》。另据日本的《东海琼华集》、《本桥寺院志》、《富士古文书》、《神皇记》、《东日流外三郡志》、《游览记》、《伊豆海岛风土记》、《伊豆七岛志》等文献记载,日本爱知县、山梨县、青森县、秋田县、广岛县等地都有徐福的历史传说。朝鲜方面,学者申叔周的《海东诸国纪》等书也记录了徐福到日本的故事。
  作为文明播种者的箕子与徐福,其影响意义早已跨越了国界,人们对他们的故事津津乐道,鲜明地反映出中、日、朝人民对他们的友好情感寄托。
  其次,从各国有关箕子与徐福的遗迹、祭典、节庆中,更形象反映出他们对后世的社会生活、思想观念影响之深远。
  箕子死后,中朝人民都为其修墓立庙。中国的箕子墓在商汤最早建都之地亳(今山东曹县),《水经· 水注》也说箕子葬在梁国蒙县北亳城西,也就是今日之曹县,该处箕子墓相传有千余年的历史。朝歌是殷商王朝最后五王武丁、武乙、文丁、帝丁、帝辛建都之地,殷亡后朝歌人民在殷王宫遗址上修建了三仁祠,纪念比干、微子、箕子,并在城南专门修建了一座箕子庙,以祭祀远在异国他乡的仁人箕子。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在参拜箕子庙后,特为箕庙撰写碑文,赞扬他一生的功德:“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蒙正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箕子,实具此道,以立于世。”“正蒙难”指箕子忠心进谏反被囚禁,言不用而身受辱;“法授圣”指箕子向周王讲述天地大法,彝伦序而大典立;“化及民”指箕子在朝鲜推行教化,俾夷为华。碑石刻立于箕子庙内,历代史书均有记载。在朝鲜,平壤附近的乙密台西侧也有一座箕子墓,当地百姓称“箕圣陵”,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很好的保护,来此凭吊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明清时期,朝鲜李朝统治者经常派重要官员去凭吊箕子陵。
  朝鲜半岛人民对箕子一直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朝鲜古代三大诗人之一的李齐贤,在《题长安逆旅》中,把自己的祖国称为“海上箕封礼仪邦”,并赞扬该国与中国的关系是“河山万世同盟国”。朝鲜半岛上的箕姓及其分支韩姓、齐姓等,都奉箕子为始祖,近年来,不断有人到中国来寻根问祖。
  日本的徐福遗迹很多,在日本新宫、山梨、热田、广岛、青森、爱知、秋田等地的遗迹和纪念地,如徐福宫、徐福庙、徐福碑、徐福墓、徐福登陆处等共有120多处。20世纪50年代新宫市成立了徐福会,每年定期举行徐福墓祭祀大典。九州佐贺县佐贺市也建有祭祀徐福的金立神社,拥有信徒数万人,每50年要举行一次大祭,大祭时数万信徒载歌载舞,彻夜不眠。在日本的一些神社供有徐福的牌位,香火十分旺盛,前来瞻仰、凭吊者络绎不绝。世世代代的日本人民把给他们祖先传播华夏文明的徐福当作“神”来祭祀,称他为 “弥生文化的旗手”。日本新宫市徐福会会长仲田玄在《徐福之建国及其思想》一书中提出了徐福是日本民族之开国始祖的观点,昭和天皇的弟弟三笠宫也曾在香港徐福会成立的贺词中说:“徐福是我们日本人的国父”。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说,箕子入朝和徐福东渡都已不仅仅是当时的一次单纯的人物活动,而且已经成为中、日、朝、韩三国人民的共同文化财产,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箕子和徐福这条友谊纽带的作用也更将发挥它无与伦比的优势。
     两三千年前,在地理知识不充分、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生活在不同社会背景中的箕子和徐福,不畏险阻,勇于开拓,分别以适当的方式和途径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他们到了朝鲜、日本之后,不但没有凭借文化上的优势奴役当地人民,反而真诚地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热心地传播本国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积极地进行生产建设,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和进步。这样的精神和行为,令人敬佩,值得歌颂,更应当大力弘扬,从而使人们更好地致力于发展中、日、朝、韩之间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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