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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东夷百越民族在中国早期海外交通开发中的作用
作者:张洪英  上传于:2004/7/7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张洪英


  论及中国海外交通的开通和发展,大都与秦汉唐宋元明清几个中国大统一的专制帝国朝代的繁荣经济相并提。
  中国的东方和南方有漫长的海岸线,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宋元以后也称东洋或北洋,再古则不称洋而称海,如《尚书》曰:“江汉朝宗于海”,《史记》又称“大瀛海”或“涨海”,大洋的边缘则称小海或裨海;南面则称南洋、南海、西洋(印度洋)。与中国东、南隔海相邻的岛国和半岛国有朝鲜、日本、菲律宾、越南、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诸多国家。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贸易在元明清时期日趋繁盛。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海上交通却是源远流长的,它是从一叶孤舟到一支支船队渐渐开拓发展起来的。其时代甚至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往来时续时断,受自然气候、地理环境、人文因素的影响而改变。综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国大陆与海外岛国最早的联系大约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的第四纪冰期时期,现代地理研究认为整个第四纪更新世时期的(距今300万至1.2万年前)地球上曾经发生过几次大的冰期和间冰期,寒暖交替,沧海桑田,日本列岛和大陆之间的连结也时断时续,当冰期到来之时,地球上各地的平均气温下降2至3摄氏度,太平洋也由于陆地上冰封,江河的水不能及时注入海中,而导致海平面下降100-200米。因此当冰期来到之时,今日日本列岛的北部与现代苏联的沿海州相联,日本南部的九州则与朝鲜半岛联结,日本海则成了一个大内湖。在相当于北京猿人时代的华北旧石器时代,人们有可能为追逐和猎取野兽,通过陆桥到达今天的日本岛上。裴文中先生考证:“第四纪时期”亚洲大陆上的动物群与日本列岛上的动物群是一致的;[1]裴先生还分析了日本九州大分县的早水台遗址出土的石器类型和加工技术与我国周口店第15地点的文化遗物具有许多共同之处。[2]日本学者也认为,远东大陆的旧石器文化通过库页岛到北海道,然后经北海道过津轻海峡可以到日本的本州。[3]在距今大约1.2万年前后,地球上的最后一个冰期(玉木冰期)过去后,地球气温上升,冰雪消融,江河横溢,大量的水注入大海,海平面再次上升,大陆与日本的陆桥便不复存在了,日本列岛与大陆的联系便出现了断期。考古学材料也表明,大陆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骨角器的形状和用途与日本绳纹文化早期(日本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前后进入了绳纹文化时代)的器物截然不同;墓葬形状、埋葬方式也颇不相同;中国大陆普遍出现的农耕文化在日本绳纹文化中期也没有遗迹反映,说明了这段时期中国在东海上的交通处于停滞时期。
  在这个间断期之后,是谁首先开通了海上交通联系?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大陆的东海交通是依靠自然地理条件的变迁而导致的偶发性来往,那么,自此之后,中国的海外交通乃是依靠人文因素而开拓的一条络绎不绝的日益广大的永久性航道。而在这个航道的开通中,地处中国东方的“东夷”民族和东南方的“百越”民族却充当了先驱者的角色。关于汉唐以后的海交史的研究,国内外学者著述甚丰,笔者本文所要论述的是在大规模的繁荣交通到来之前的中国东南方民族所作的贡献。
  概括地说,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在中国的大陆的先民们经历过细石器文化、原始农耕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时期,先后进入了青铜文化时期,农业文化、陶器文化、舟船文化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在考察我国从野蛮时代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历史中,居中的华夏民族和海岱淮泗的东夷民族以及秦晋一带的群翟、丹汉间的苗蛮等族都有过各自的贡献,而在航海与造船的舟船文化方面,东夷和苗蛮(亦称“百越”)的贡献尤为突出。
  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青铜时代(相当于日本绳纹文化中期到晚期中叶),据中国气象专家竺可桢先生研究,在周王朝建立前后时期,地球又处在一个寒冷期。[4]地球上的气温虽不象冰期那么严重,但由于气候变冷而产生了“绳纹中期小海退”,缩短了中日两岸的海平面距离,为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的海上交通提供了又一次自然地理条件。考古资料为这段海上交通提供了不少证据。日本考古学者从绳纹文化后期的石器中发现“大陆系石器”在增多,而且与中国东北、东南、中原等地的遗址出土遗物均有某些相似之处,说明了当时利用“小海退”的海潮有过较多多方的海上往来。
  从中国的春秋时代到东汉时代,是日本绳纹文化晚期中叶到弥生时代末期(即公元前600年到公元200年)是中国东海交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它为汉以后的频繁海上交通奠定了基础。奠定这个基础的正是这段时期生存、繁衍、活跃在沿海地区的东夷、百越民族。
  东夷系指中原之东方人,《尚书》也称丹汉之苗蛮部落为“蛮夷”。从少昊开始,东夷的活动中心转到山东曲阜二带《史书》所载东夷的范围北起幽燕、南至淮水、东抵黄勃(海)、西止豫东、豫东南的广阔地区,《后汉书》记载,包括“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等九夷,长期生息、繁衍在我国东部地区。三代以降,随着奴隶制王朝的建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映了中原华夏族的强盛,东夷也渐渐成为了夏王朝的一部分,传说中的舜是为东夷族人,是历史学者考证所公认的,禹治水达九州。东夷族诸部生活在黄河下游广阔的平原和沼泽地带,在垦荒栽种五谷外,还得与洪水灾害作斗争,从而发展了造船技术,古代被尊为“水正”的始祖就是东夷人。东夷诸部在夏族统治时期曾有过三次大迁移,一次是为反抗夏的暴政而向西挺进。一次是西周代商时,因叛周活动被周王室视为隐患而强制夷族大迁徙,《吕氏春秋》载:“为虐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第三次是属东夷的瀛姓徐国,企图复仇而进攻西周,被周穆王聚诸侯所败,夷民数万逃离家园。在这三次大迁徙中,东夷民族可否由海上或东北陆路进入东南各岛屿?在《后汉书·东夷列传》载:“秦未齐”,人曾为“避苦役”而大批渡海“适韩国”,《后汉书》的材料可以说明东夷(主要指徐、淮夷在灭国以后进入东北、朝鲜、日本及东南各岛屿)向四面八方转移,这些知礼通乐的夷民后来成了秦汉人中的佼佼者。《左传》有:“天子失官(礼),学在四夷”,说明了东夷族在当时已是文明程度相当高的民族。他们或许将文明带去了海外诸国。日本在绳纹文化中晚及晚期(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正是东夷民族频繁迁徙的时代)开始有了稻作农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绳纹晚期的稻米与中国沿海江南地区大量发现的粳稻属同类型。[5]绝大多数日本学者都认为,日本的水稻生产渊源于大陆系统的农耕文化。[6]江南的东夷民族是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日本农业的起源与大陆东南沿海的东夷民族是有联系的。它间接说明了东夷民族可能通过海上交通与东海岛国居民有来往。日本学者还发现,在日本海岸的山口县的土井滨,绫罗木乡及北九州一带发现的弥生时代的人骨与大陆人体相近,他们认为这是土著人与“渡来者”之间长期混血的结果。《山海经·海外东经》郭璞注:“今去临海郡东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洲岛上,为人短小,百体尽有毛……”。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所描述的“人体型短小”看,似乎与中国大陆东方或东南沿海的人种相类似,它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东夷民族的大迁徙或许有一定的联系。
  日本绳纹文化晚期发现的竹木制容器和江南地区夷越民族有着密切联系。日本传赞歧国发现的铜铎和奈良佐味田宝冢古坟出土的铜镜上所反映的“底架桩柱和长脊短檐式屋顶的干栏式建筑都与大陆江南地区的典型建筑相类似。”中国江南地区的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船桨、陶舟说明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江南居民便驾舟航行了。据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和陶舟推测,当时的木船是比较先进的,在夏季凭借季风形成的海流力量,这种木船是可以渡海到达日本九州等地的。当时江南地区的居民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天文历法知识,完全可能运用到航海中去。1984年,在日本岛根县簸川郡斐川町神庭荒神谷一带发现的日本弥生文化时代的青铜剑、矛等大批青铜器(相当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说明中国的青铜文化已传到日本去了。地处中国东方的东夷春秋战国时期具有相当发达的青铜文化,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上产铜的国家,但日本缺少锡和铅,日本出土的弥生时代的青铜器很可能是受渡海而去的夷越民族的影响而制造的。
  考古材料或多或少地为我们提供了夷越民族与东海日本列岛存在着的交通往来的证据。中国古代的史书往往用“夷”称呼海外民族不是没有根据的。《后汉书·东夷列传》已将徐福入海求神异物之事系于“倭”条下,与日本相联系:“会稽海外有东   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又《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旧唐书·东夷列传·日本国》、《新唐书·东夷列传·日本》、《新唐书·东夷列传·流鬼》、《宋书·蛮夷列传·倭国》、《梁书·诸夷列传·海南》等历代史书都将海外诸国列入“夷”或“蛮夷”、“诸夷”之列。《汉书·地理志下》谓“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则更进一步道出了东夷百越(蛮)民族在航海中的作用和与海外诸岛国的密切关系。可见在秦汉唐宋中华民族大统一以后的汉族人眼中,东夷已成为海外民族的代称了。
  中国的南海上航路的打通时间比东海要晚,这大概与中国南方疆土的开发较晚有关,在远古时代和先秦时期,中国南方海上航行的记载史书未见有载。据史书记载,中国东南航路(即南海交通)的打通是汉武帝时代开始的。《汉书·地理志下》:“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作,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关,其洲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这些地区与汉王朝间海上商运相当繁忙:“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奇名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东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
  汉代以前,百越民族有否浮海的历史,《山海经·海内南经》云:“瓯居海中,阐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一曰在海中。”[7]又《海内东经》曰:“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蛮夷)东,在闽西北,入海,余暨南。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都。”可见,百越民族本来就生活在沿海和海中。因此,东海、南海航路的打通与中国东南及南方沿海的百越民族的舟路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百越民族长期生活在河流纵贯、湖泊密布的泽国水乡,它们“非有城郭邑里”,“水行而山处”,交通往来为舟楫,地理环境使他们与“舟”结下了不解之缘。越人善驾舟的本领从浙江河姆渡与良渚文化中出土的划舟与木桨反映出历史的久远。
  《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百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史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百越(粤)是我国东南和南方的古老民族的泛称。周时对越族的称谓有:吴、越、于越、扬越和闽、瓯等;战国后期出现“百越”之名。秦汉时有东瓯、闽越、西瓯、骆越、南越以及东越、西越、东南越和《汉书》《三国志》关于台湾东人、夷洲民等称谓。可见,古代南方“百越”民族众多,分布甚广。百越民族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相当长。可以说,从新石器时代直到三国时,史书所载不绝。《三国志》记载有“百越”反抗的事实。越人的活动从史书上消失大约是在唐以后,唐代的大统一才将越人完全同化。因此,从先秦至封建社会中期大陆与东海、南海的交通开发和发展应与百越民族有密切关系。
  历史上大陆东南沿海的夷越(夷蛮)民族与海外异族的融合与相似,直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从东方的日本国、南面的越南、柬埔寨、泰国、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居民中寻找到几千年前我国东南沿海的东夷、百越民族的种族、语言、文化的孑遗,这不完全是中近世纪以来的大陆移民和航海交往甚密而形成的现代同化,应该看到,海外邻国民族身上折射出的人文积淀因子是几千年前夷越民族的亲缘关系的反映,它有力地证明了东夷、百越民族在沟通海外联系、开拓海上交通史所产生过的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2.裴文中 《从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的古交通》,《科学通报》1978年12月
    3.《古代史发掘(1)——最古狩人后考》,讲谈社,1975年
    4.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考古学报》 1972年1月
    5.蔡凤书 《山东先史文化——大汶口文化》,《古代学研究》 1984年101号及严文明 《中国稻作农耕起源的展开》, 《农业考古》 1982年1月
    6.王金林 《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8页
    7.《海内南经》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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