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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韩与徐福东渡
作者:刘凤鸣  上传于:2010/6/29
 

辰韩与徐福东渡
刘 凤 鸣
(鲁东大学胶东文化研究中心)  
 

    秦末的战乱和繁重的徭役,逼迫许多百姓逃到海外谋生。秦代强行推行的政治主张和文化专制,也使许多不同政见者亡命海外。韩国三韩时期,东部的辰韩就是由“避秦役”的“秦之亡人”组成的。由于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流亡朝鲜半岛是山东官员和百姓逃生的主要选择,辰韩人多是从山东半岛乘船去的齐人后裔。生产力水平明显高于当地土著人的辰韩,应是徐福率领的庞大团队及身怀先进技艺的“百工”在短的时间里组建起来政治集团。

    中国的汉朝时期,朝鲜半岛南部分属马韩、弁韩、辰韩三国,《后汉书•东夷列传》与《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都有关于三韩的记载,而且基本相同。因《三国志》成书早于《后汉书》一百多年,《后汉书》的记载应多是来自于《三国志》,所以,这里主要摘录了《三国志》的记载:
    韩在带方(带方,指带方郡,今朝鲜沙里院一带)之南,东西以海为限,南与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辰韩者,古之辰国也。……马韩在西,……凡五十余国。大国万余家,小国数千家,总十余万户。辰王治月支国。……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今有名之为秦韩者。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国。弁辰亦十二国,……弁、辰韩合二十四国,大国四五千家,小国六七百家,总四五万户。[1]630
    《后汉书》也记载:
    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2]1904
    辰韩人“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这说明,辰韩是由“避秦役”的“秦之亡人”组成的。秦代之所以有大量的人员逃到朝鲜半岛,与秦末的战乱和苦役有很大关系。秦代的赋役和酷刑,史书多有记载,《汉书•食货志》就记载说:秦“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3]957。沉重的赋役,严厉的酷刑,迫使许多秦人逃往山林或亡命海外,因山东半岛无大的高山密林,沿海一带百姓到海外谋生就成了“避秦役”的主要去处。以当时的航海技术和船只条件,也只能是“循海岸水行”[1]633去朝鲜半岛。
    辰韩人的语言“有似秦人”,讲的是中国秦代的话,如“名国为邦”。“邦”是汉高祖刘邦的讳,汉代人是绝不能讲“邦”的,说明辰韩部落至晚在秦末就已经形成了。因“避秦役”而移居朝鲜半岛南部的“秦人”,到了三国时期,“非但燕、齐之名物也”,对人、物的称呼已经有了许多变化,已经不同于燕地、齐地了。这恰恰证实了三国时期这些“有似秦人”的辰韩人是来自燕、齐一带,也印证了“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1]629的记载。燕赵一带百姓进入朝鲜多走陆路,既便捷又无海路的风险,而且多移居朝鲜半岛北部。齐地的百姓则是乘船进入朝鲜的,因为从山东半岛乘船进入朝鲜半岛中、南部,即使最简易的航海船只也能到达,从山东半岛北部出发,经庙岛群岛至辽东半岛,再“循海岸水行”,进入朝鲜半岛南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有庙岛群岛相连,不仅便捷、安全,而且可以避免陆路上的战乱和流寇。朝鲜半岛南部比北部更远离秦王朝的统治,既是“避秦役”,当然是逃得越远越安全,从山东半岛乘船进入朝鲜半岛中、南部的齐人,躲到朝鲜半岛东南部是最理想之地,所以辰韩落脚于朝鲜半岛东南部也就顺理成章了。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与朝鲜半岛的沟通主要也是通过海路来完成的。来自战国时期齐国的考古实物主要发现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境内,而在朝鲜半岛北部则主要见到来自战国时期燕国和赵国的考古实物,证明了战国时期燕、赵、齐三国与朝鲜半岛交往所走的不同路线。燕国和赵国走的陆路,从北部进入朝鲜半岛;而齐国走的是海路,从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进入今韩国境内[4]。北京大学教授、中韩古代关系史学家杨通方先生也写道:韩国“与中国山东省形制相同的、棋盘式的支石墓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遗物”[5]16。
    山东半岛的齐国开辟了中国最早的海上对外贸易航线——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朝鲜之文皮(文皮,即有花纹的兽皮,多指虎、豹皮)”是当时齐国最好的商品之一[6]729册251,齐国开通的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贸易通道,也是秦朝时期原齐国的百姓“避秦役”逃离海外的主要通道。即使在汉初,居住在山东半岛的人们仍然通过这条海路避难朝鲜半岛,如《后汉书•王景传》提到,王景的“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术,明天文。诸吕作乱,…… 仲惧祸及,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2]1666。说王景的八世祖王仲系山东半岛琅琊郡不其县(不其县,所辖今即墨和青岛市区一带,县治所在今即墨市区以南)人,因避吕后之祸越海而逃到朝鲜半岛的乐浪郡一山中落户。在秦末汉初的暴政和战乱年代,逃到海外生存并谋求发展是山东沿海人民的一项重要选择,以当时的船只和航海条件,只能落脚在朝鲜半岛。落户在朝鲜半岛中南部的秦人后裔迁徙至日本九州岛一带,则多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事情了。
    《三国志》记载,辰韩人“晓蚕桑,作缣布”[1]632,掌握了制作高档丝绸的技术。而“作缣布”的技术,秦汉时期最有影响的地方还是在山东半岛,西汉时期成书的《盐铁论•本议》篇就提到,“齐陶之缣”是国家实行均输的主要物品[7]695册484。“齐”,指汉代齐郡或春秋战国时齐地,即山东半岛的绝大部分地区。“陶”,在今山东省西南部的定陶县附近,春秋时归宋国,后归齐国。这说明春秋至汉代,山东是“缣布”的主要产地和“缣布”的主要对外输出地。秦末,大批“避秦役”的山东人也必然会把齐地出产的高档丝织品及“作缣布”等高超的生产工艺带到朝鲜半岛南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与朝鲜半岛为邻的燕地“有鱼盐枣栗之饶”,并不擅长制作高档丝绸,而地处山东半岛的齐地“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8]2469。这都进一步说明,给朝鲜半岛南部带去制作高档丝绸技术的不可能是“避秦役”的燕地遗民,只能是原齐地的人,掌握制作高档丝绸技术的辰韩人应主要来自齐地,即山东半岛。所以,笔者认为辰韩人应多是从山东半岛乘船到朝鲜半岛南部“避秦役”的齐人后裔,是他们为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艺。

    《后汉书》和《三国志》的记载说明,因“避秦役”而逃亡到朝鲜半岛南部的“秦人”很多,辰韩“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国。弁辰亦十二国,……弁、辰韩合二十四国,大国四五千家,小国六七百家,总四五万户”。如果弁辰和辰韩户数基本相当的话,辰韩应有二三万户之多。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山东半岛东部的东莱郡(今烟台、威海所辖的大部分县市区,郡治所今莱州)有“户十万三千二百九十二,口五十万二千六百九十三”[3]1324,平均每户近五人。秦朝时期“避秦役”渡海到朝鲜半岛南部定居的齐人,主要来自于齐地东部沿海一带,也就是后来的汉代东莱郡,按照汉代东莱郡每户近五人计算,在朝鲜半岛南部的辰韩人应有十多万人。辰韩北部的乐浪郡,当时有“户六万二千八百一十二,口四十万六千七百四十八”[3]1329,平均每户约6.5人,如果按照这个比例计算,辰韩的人口应有十五、六万之多。
    秦代为避战乱和苦役而进入朝鲜的中国人,有没有徐福的影子呢?徐福东渡与辰韩有没有关系呢?笔者认为,辰韩与徐福东渡肯定是有联系的,辰韩的许多部落应是徐福或其随从建立起来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赢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8]174。从公元前221年秦国攻齐、灭齐,到公元前207年秦国灭亡,秦在山东半岛统治时间只有十多年,这样短的时间,山东半岛出走海外的秦人能够短时间在异国他邦建立起一个部落或国家,单靠“避秦役”的散兵流民难以成就,只有像徐福船队这样有着严密组织系统的庞大人群,才能建立起来。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遣徐福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8]176。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又遣徐福率“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8]2348。《史记》记载,徐福至少有两次从山东半岛率领大批人员“入海求仙人”,第二次徐福觅得一片辽阔的原野和湖泽,便留居那里自立为王不再回朝。依据《史记》的记载,笔者认为,徐福每次出海的人数应有上万人。古代出海,船的动力靠人工摇橹,远航需要的水手还会更多,从日本遣唐使船我们可以了解到,水手和勤杂人员能占到总人数的一半多,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认为,日本遣唐使的航船上“半数以上是水手”[9]79。秦代船的性能远远比不了唐代,船只所需水手和勤杂人员还应更多一些。中国船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海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时平先生也指出:徐福航海的“楼船属于大型楼船,搭载人数较多,适宜江湖和近海、远海长距离航行。……楼船属于较大的船,参与操船水手应占船上人员半数以上,船舶搭载能力在百人以上”[10]257-258。除水手和勤杂人员外,管理和看护数千童男童女的官员和随从人员也不会是小的数目。徐福东渡远航,沿途要停靠许多地方,保卫数千人安全所需的士兵数量也不会太少。所以说,徐福每次出海的人数应有上万人并不是一个夸张的数字。如果按唐代戴孚记载的“童男童女各三千人”[11]1043册22计算,那么,徐福每次出海的人数应该会更多。
    徐福带着这么多人出海,真正动机只有一个,这就是打着“入海求仙人”的幌子,脱离秦始皇的统治,去寻求海外的发展。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也说明了徐福找到了可以落脚和发展的家园。笔者认为,辰韩应是徐福和其随从人员在朝鲜半岛东南部建立的国家或部落,至少应该是,辰韩的大部分部落是徐福和其随从人员建立的。辰韩“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国”,开始有六个部落,后来又分成了十二个部落,极有可能是徐福二次东渡的结果。辰韩人口十多万,虽说不可能都是徐福东渡时带去的人员,但以徐福带去的人员为核心,再团结聚集其它“避秦役”的散兵流民,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部落是完全可能的。
    说辰韩的许多部落是由徐福或其随从建立起来的另一个理由是,辰韩在短时间内就能熟练掌握先进生产技艺,并能在异地组织起有效的生产,没有熟练的技工和有准备的设备、原材料的投入是不可能的,这应该也与徐福带去的“百工”和先进的经营方式有关。在下面还要提到,辰韩的生产技艺和贸易能力明显高于周围的濊、倭、马韩等国,辰韩“宜种五谷及稻”;会“作缣布”[1]632,出产高档丝织品;辰韩“国出铁”,掌握了制铁等先进技术;辰韩“乘驾牛马”[1]632,标志着辰韩的生产力综合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当地的土著马韩人。徐福第二次东渡,诱使秦始皇不仅派遣了“男女三千人”,而且“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就是有准备有目的的到海外去开拓新的事业,徐福集团完全有能力在较短的时间里组织起有效的生产,而这一点,其它的“避秦役”的散兵流民是不可能在短时间里完成的。在文化习俗方面,辰韩“嫁娶礼俗,男女有别”、“行者相逢,皆住让路”[1]632,也不单纯是人们的一种自觉的传统习惯,也应该是一种有组织的礼仪规范,徐福是齐人,也必然会把齐鲁之邦的礼仪习俗带去,并用以规范自己的下属。
    徐福东渡,给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朝鲜半岛南部带去了秦王朝高度发达的造船、航海技术及先进的耕种方式、百工技艺与生活习俗等,推动了朝鲜半岛南部社会各个方面的进步。唐高宗年间,战胜百济、高丽,统一朝鲜半岛清川江以南地区的新罗国,就是在辰韩部落基础上组建起来的。辰韩由一些分散的部落组成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进而与强大的百济、高丽抗衡,统一了朝鲜半岛,这除了唐王朝军队的帮助之外,辰韩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先进的生产、管理水平,是使得一个外来民族能在异地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
    也有学者认为:辰韩是“箕子一支和随着箕子入海的一批商族遗民”[12]组成的。箕子是中国商末周初的历史人物,是传说中箕子朝鲜的创始人,这个时代离朝鲜半岛三韩时期相距一千多年。我们不排除箕子流亡的地方也可能在“朝鲜半岛南部地区”,或是“箕子一支”流亡到了“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并在那里定居下来。但这不可能是辰韩部落的主体。因为这不符合《后汉书》和《三国志》的明确记载:辰韩“自言秦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而不是“商族遗民”。并且,“箕子一支”作为“商族遗民”不可能给辰韩带去制铁等先进的技术。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铁器是在春秋时代,战国中期以后,才遍及当时的各诸侯国,齐国是当时铁器生产的发达地区之一,在下面还要做专门论述。辰韩人不仅熟练地掌握了制铁等先进的技术,还把铁器作为交换的商品与周边的国家和部落开展贸易活动。而这一切,秦代的徐福及其带走的“百工”是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
    今韩国济州岛和南海郡有许多关于徐福的传说。济州岛的西归浦(今西归浦市)相传就是徐福东渡到达济州岛(时称瀛州)寻取长生不老之药,在济州岛的正房瀑布海岸,寻到不老药后西行回国,西归浦因此而得名。如果此传说成立,那么徐福东渡至此西行归国,应指的是徐福第一次东渡,因为徐福第二次的东渡,“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再也没有回国。济州岛西归浦市东烘洞正房瀑布的峭壁上原有“徐巿过之”石刻。“1910年,日本学者冢原熹先生在正房瀑布拍摄的‘徐巿过之’照片与撰写的《济州岛秦徐福遗迹考》一起被收入《朝鲜志》,现存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20世纪50年代,遗址便湮没了。现只保存下来摩崖石刻的拓片”[13]261。韩国南海郡南海岛商洲里锦山海滨的大岩石半山腰,有大型刻石,内容为“徐市起拜日出”,“80年代中叶,在与此岩刻仅隔一山的一个石洞里,发现了一幅壁面,上画动物、船只及人物,洞外还刻有脚印……传说与徐福到此有关”[13]220。韩国济州岛和南海郡关于徐福的传说,也决不是空穴来风,它说明徐福船队到了朝鲜半岛南部,停留下来,定居到了此地,并为当地的开发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传说得以流传两千多年,也反映了韩国人民渴望保持中韩世代友好的强烈愿望。

    徐福东渡推动了朝鲜半岛南部生产力的发展,也加快了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的文化的交融。
    《后汉书•东夷列传》和《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均记载了朝鲜半岛南部土著的马韩人和由秦人组成的辰韩人的一些差别,这里摘录了《三国志》记载:
    马韩“其民土著,种植,知蚕桑,作绵布。……其俗少纲纪,国邑虽有主帅,邑落杂居,不能善相制御。无跪拜之礼。居处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户在上,举家共在中,无长幼男女之别。其葬有椁无棺,不知乘牛、马,牛、马尽于送死”。[1]630
    辰韩“辰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继。辰王不得自立为王。土地肥美,宜种五谷及稻,晓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礼俗,男女有别。以大鸟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飞扬。魏略曰:其国作屋,横累木为之,有似牢狱也。国出铁,韩、濊、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又以供给二郡。……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让路”。[1]632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辰韩人的生活习俗完全不同于当地的土著马韩人,辰韩人的生活、礼仪习俗几乎等同于秦汉时期的中国人,而且当时辰韩人所掌握的生产技艺也明显高于马韩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马韩明显落后于辰韩。
    在政治上,辰韩要受马韩的管辖,这与前面提到的秦人“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有关,辰韩是在马韩的地盘上建立起来的,辰韩既是移民,就要受制于马韩。
    在生活习俗方面,各自保留了自己的特色,马韩还保留着许多原始部落的一些特征,“其俗少纲纪”,“无长幼男女之别”的礼仪习俗,反映了马韩人仍然停留在原始社会的人际关系中。辰韩“嫁娶礼俗,男女有别”,“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让路”,则完全是齐鲁之邦——山东半岛的礼仪习俗。马韩“居处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户在上”的居住条件也反映了其生产力的低下,等同于原始人类的半地下房屋,而成书早于《三国志》的《魏略》记载的辰韩“其国作屋,横累木为之,有似牢狱也”,其房屋已同近代人制作的山林中的木屋,既安全又适宜于人类居住。辰韩人“以大鸟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飞扬”,反映了对大鸟的崇拜。起源于中国东部地区的东夷人,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以鸟为图腾。东夷人崇拜鸟的文献记载颇多,商朝是东夷人所建,《诗经•商颂•玄鸟》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辰韩人崇拜大鸟,说明了辰韩部落仍然保留着东夷人的宗教信仰。这也进一步证实了辰韩的秦人来自有着东夷人血统的齐人后裔,而不是燕地遗民。
    从生产力的水平看,辰韩也明显高于马韩。
    在农业方面,马韩提到了“其民土著,种植”,而辰韩则强调了“宜种五谷及稻”,显然是辰韩在种植“五谷及稻”上优于马韩,或马韩在当时还不懂得种植“五谷及稻”。韩国史书《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一》也记载:百济多娄王六年(公元33年)“二月,下令国南州郡,始作稻田”[14]280。百济的前身是马韩,说马韩在中国的东汉时期才“始作稻田”,而山东半岛早在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就懂得种植水稻了。山东半岛出土了龙山文化时期的稻类遗存,发现了炭化稻粒, 如在栖霞杨家圈二期文化遗址(距今大约4215±150—4440±130年之间)草拌泥红烧土中发现稻壳、稻茎、稻叶的印痕;在日照市尧王城遗址浮选出炭化稻粒粳米;在日照两城镇遗址发现大量农作物遗存,其中有数量较多的炭化稻粒,同时,还检测出大量的水稻植硅体;在五莲县丹土遗址发现了水稻植硅体;在临淄田旺遗址灰坑中有水稻植硅体化稻粒[15]。由于早在龙山文化时期水稻就在山东半岛广泛种植了,这些“避秦役”的“秦人”也必然给辰韩带去种植水稻的技术。
    马韩“不知乘牛、马,牛、马尽于送死”,说明了马韩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远比不了秦代的中国。牛、马的使用标志着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马韩的“牛、马尽于送死”,只能作为猎杀的对象,而中国的先秦时期,牛、马就已经成为人们乘坐、运输、耕作的助手了。在山东半岛地区,牛、马的使用更是普遍,据《国语•晋语九》记载,春秋末年,晋国的贵族范氏、中行氏在国内兼并战争中失败后逃亡到了齐国,子孙也就成为齐国的农民,“令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16]406册141-142。意思是说,教他们的子孙们把过去宗庙里作牺牲祭器的牛,这时用于田间耕作上了。这说明齐国至迟在春秋晚期已经使用牛耕了。先秦时期,战马和牛、马驾驭的战车已成为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战马和战车拥有量已是衡量国力和生产力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了。《论语》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注:孔曰‘千驷四千匹’”[17]195册684。由此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齐国战马和战车拥有量已经很大了。这都说明,早在先秦时期,山东半岛居住的先人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使用牛、马的技能了,这些技能也必然随着“避秦役”的秦人带到朝鲜半岛南部。由于辰韩受制于马韩,必然会将使用牛、马的技艺传到马韩,进而推动了马韩的国力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辰韩人还把制铁等先进技术带到了朝鲜半岛南部,辰韩“国出铁,韩、濊、倭皆从取之。诸巿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又以供给二郡”。韩指三韩之地,包括马韩、弁辰、辰韩。濊指濊貉,在朝鲜半岛北部,辰韩以北。二郡,指乐浪郡、带方郡,在朝鲜半岛北部,马韩以北,中国三国时期归曹魏政权的幽州(州治蓟县,今北京)管辖。倭指日本九州岛一带,与辰韩隔海相望。这里说的是,辰韩周围的濊、倭、马韩等国家需要的铁都到辰韩来取,甚至中国管辖的乐浪郡、带方郡和日本需要铁也到辰韩索取。从史书记载和出土文物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半岛就是齐国铜、铁器生产的主要基地,《国语•齐语》载:“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劚试诸壤土。”[16]117这是我国关于使用铁制农具最早的文字记载。所谓“恶金”就是铁,当时称青铜为“美金”,称铁为“恶金”。著名已故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认为:冶铁技术极有可能是莱夷人发明的,先秦时铁字的结构是左“金”右“夷”,意为莱夷人冶铁。“春秋初期,已能熔解铁矿石成为生铁。生铁性硬而脆,可铸不可锻,用以铸农具,称为恶金”[18]140。《管子•海王篇》载,“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6]729册232这足以说明那时铁制工具在齐国已经得到相当广泛的使用。秦末,大量因“避秦役”而逃亡到朝鲜半岛南部的齐地秦人,必然把制铁技术传到了朝鲜半岛。辰韩不仅掌握了制铁技术,而且做生意也用铁做货值。这说明了秦末到朝鲜半岛南部避难的中国人不仅给辰韩带去了制铁技术,而且带去了商品交换方式,促进了当地贸易。秦人把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铁器普及到了周边地区,包括日本,这必将有力地推动了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九州岛一带的生产力发展。
    这些大多从山东半岛“循海岸水行”来到朝鲜半岛南部的齐人后裔,不仅给当地带去了先进生产力,而且带去了文明的生活方式。辰韩人“行者相逢,皆住让路”所反映的决不仅仅是一种礼让形式,而是一种体现和睦相处、尊重对方的“和为贵”思想,正是这种与邻为善的处世之道,使得辰韩人很快地就与当地韩人融为一体了。《三国志•东夷传》记载:“弁辰与辰韩杂居,亦有城郭。衣服居处与辰韩同。言语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异。”[1]633弁辰在马韩和辰韩之间,后来部分辰韩人进入了弁辰,形成了“弁辰与辰韩杂居”。弁辰人的“衣服居处与辰韩同,言语法俗相似”,显然是受到了辰韩人先进生活方式的影响,但弁辰与辰韩“祠祭鬼神有异”,在宗教信仰方面还保留着各自的特色,这也说明了辰韩人与弁辰人既能和睦相处,也能相互尊重对方的宗教信仰自由。韩国三韩时期不同民族的相互影响、相互学习,也为后来三韩走向统一和强盛创造了条件。
    辰韩与徐福东渡的联系,是笔者在第十届徐福故里文化节暨徐福文化研讨会(2008年5月•龙口)上提出来的,但当时只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没有作详尽的阐述,本文虽说有了一些分析,但毕竟是一家之言,需要更多地史料予以支持,希望能有更多的专家和同行参与讨论并对本文给予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 李慧竹.汉代以前山东与朝鲜半岛南部的交往[J].北方文物,2004,(1).
[5] 杨通方.中韩古代关系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 管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1987.
[7] 桓宽.盐铁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1987.
[8]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
[9]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 时平.关于徐福出海船舶的探讨[C]. 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李昉.太平广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1987.
[12] 罗继祖.辰国三韩考[J].北方文物,1995,(1).
[13] 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徐福志[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年.
[14] 金富轼.三国史记[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15] 靳桂云,栾丰实.海岱地区龙山时代稻作农业研究的进展与问题[J].农业考古,2006,(1).
[16] 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1987.
[17] 何晏,邢昺.论语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1987.
[18] 范文澜等.中国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作者通讯地址:山东烟台  鲁东大学  刘凤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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