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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福与先秦莱齐文化关系及意义
作者:孙敬明 翟松岩  上传于:2009/6/10
 

徐福与先秦莱齐文化关系及意义
孙敬明 翟松岩

  秦代东莱方士徐福,邀领秦皇之命,率数千童男女以及能工巧匠,携载百谷粮种草药等,共乘数艘大船,劈波斩浪踏海而去,由此一别,竟杳如黄鹤,为中华人类航海史上留下千古之谜。时至今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有关徐福东渡的间接资料亦有所发现;并且中国与东南亚,尤其日本、韩国、朝鲜等进行徐福文化研究诸方面的合作交流,已经取得可喜的成就,同时亦出版一批学术著作。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国内国际对此历史事件的探讨,似已不仅仅是就其本身,而是对有关问题进行综合的多层次多方位的探讨,进而渐已形成一种文化现象。这种历史事件与时过两千年后的追求与探索,其所形成的现象和影响,以及历史与现实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山东半岛先秦时期是莱、齐文化的核心区域,而徐福虽然生处战国晚年与秦代,但是,其所生处的区域的历史与文化必定给予其以突出的影响,这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同理,徐福东渡是一个历史事件,因此,要想对其作系统综合的探讨,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客观的分析与研究,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更应该是十分有意义的。
  徐福东渡是人类历史上航海交流的大事,而其所生处和航海出发的地点同在莱、齐之地;为此,极有必要对该地之对外交往,尤其海上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进行探讨,以藉此而追溯当地由来已久的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与传统,以及如何继承和弘扬这种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谅其不但对徐福文化的研究,而且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将必定大有裨益。
  一、东莱古国对外文化交往
  据文献记载,如《尚书•禹贡》所云:“海岱惟青州,……潍、淄其道,……嵎夷既略,……莱夷作牧。”此即证明早在夏代东莱古国既已繁衍生息在青州之域。可是以往对于“莱夷作牧”,囿于传统观念,而以为莱之为“夷”,其文化发展低下,“作牧”之“牧”训作放牧之“牧”。其实,结合考古发现和古莱文化发展的历史和所达的高度来解释,“牧”应实“职官”和管理的意思。即可解作青州一带,属于莱国管理。甲骨文中已有莱国与商王朝交往的内容,商晚周初金文中即有以“来”为族徽的记载;并且,由青铜器铭文证明,莱国不但实力强大,而且与周王朝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有时甚至这种密切的程度要超过齐国。如《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西周初年太公就封营丘,“营丘边莱,莱人与之争营丘。”尽管学界对营丘的确切位置尚无同一认识,但是,其在潍淄流域应成定论。并且,当年王献唐先生即已指出:“周代莱国的中心地带,是在潍淄区域,国都大抵在昌乐外延地区。”(1)“营丘边莱”,起初或以为营丘在今天的昌乐营丘故城,亦有的认为在今临淄齐故城;后来,有的据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而提出营丘在今寿光的呙宋台、青州的臧台、临淄的昌城等地。尽管我们一时还不能遽定营丘究竟在何处,但是仍可认为其在潍淄流域,应无疑问。由营丘的大体位置,我们可以推想莱国的疆域之大,其几乎占有整个山东半岛。而且其与齐国争国都营丘,亦可看出其军事实力之强雄。
  西周早期的旅鼎,还记载莱国的最高军事首领参与周公率军征伐东方反夷的战役,并且专特铸造宝鼎以为纪念。西周早中期的禹鼎、禹甗、启尊、启卣,以及过伯簋,还有一批与之相关带铭文青铜器,证明莱国与西周王朝及其他中原诸侯国有密切的交往关系。其中禹鼎、禹甗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出土于黄县鲁家沟,两器铭文记载莱国的禹随西周王朝的军事统领师雍父,驻戌在淮河的中游的古地;禹为使者奉师雍父之命前往殷见胡侯。胡侯之国,陈梦家先生以为在今安徽的阜阳西北二里之古胡城。(2)启尊、启卣为1969年于黄县归城的小刘庄出土,两器铭文记载莱国的军事首领启随从周王南征,“启从王南征,至于上侯、竞川。”到达今河南的中南部,并且夙夜勤事,征战稳重,得到周王的嘉勉,为此而作宝彝以为永久的纪念。(3)过伯簋则是一件传世器,铭文记载过伯随从周王南征荆楚,并且得到青铜原料,用以铸造宝簋以为纪念。这个过国是夏代的古国,一直到西周时期仍在今莱州城西北的过河流域。
  还有西周中期的史密簋和时代稍晚的师袁簋,其中,史密簋1986年出土于陕西的安康,铭文记载:“惟十又二月,王令师俗、史密曰:‘东征’。会南夷、莒、虎,会杞夷、舟夷、灌、邳、析,广伐东国,齐师、族徒、遂人乃执鄙宽亚。师俗率齐师、遂人左口伐长必;史密右率族人、釐(莱)伯、棘尼周伐长必,获百人。对扬天子休,用作朕文考乙伯尊簋,子子孙孙永宝用。”由此可知,西周王朝的军事首领师俗、史密率领东方的齐师、莱伯、棘尼等有关军队在泰山以南征剿兴兵造反的南夷、莒、虎、杞夷、邳、灌、舟等国族。以上所揭启尊铭文亦载,“启从王南征,在舟水上。”可见这个舟国从西周早到晩期,一直与周王朝为敌,总是遭到王朝军队和莱国之师的联合征伐。(4)师袁簋清代于潍县东乡出土,由著名的金石学家陈介祺所收藏。铭文记载西周王朝的军事首领师袁奉王命率领齐师、其(金文此字上从“己”,下从“其”,故本文以“其”代之)、莱、棘尼、左右虎臣征淮夷。
  由此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地处山东半岛的莱国与齐国、过国、其国、棘尼古国等,与周王朝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关系。尤其莱、其、过、棘尼等东莱古国,他们与周王朝的交往关系往往要胜过齐与周王朝的交往(5)。并且这种交往多是基于军事行动,其出征的活动区域可达江淮流域和苏、豫北部与鲁南地区。
  更为重要的是龙口境内黄水河流域历年出土的其、芮、单、纪、莒、齐以及与郕国有关的带铭文青铜器。先说其国,这是一个见于商代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的老牌古国。其先在河南的安阳商王朝畿内,与商王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在商王武丁配偶妇好的墓中亦出土数量众多的其国有铭青铜器,凡此足证其国在殷商王朝中地位。商代末年其国因迫于周人的威力而举国迁到今辽西地区的大凌河流域;西周晚期其国一大部分跨海南迁到今龙口以南的即墨一带。这个其国在西周时期不但与西周王朝通婚,而且还与居处今河北邢台的古邢国通婚。其国的历史、活动范围、交往的关系、在历代王朝中的地位等等,均都悠久、广大、广泛与重要。尤其,其国的青铜器所出土的地点分布于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北京、辽宁等地,由此,亦可看出其国的交往关系与活动范围是何等的频繁、广大。并且,春秋时期其国与莱国的关系尤为密切,建国初期在黄县归城出土的其国青铜器8件,是其国嫁女的媵器,这都是其国与莱国通婚的证据。(6)
  其次是芮国,1980年黄县石良镇庄头村发现一座西周早期墓,出土青铜器17件,其中有两件芮公簋,铭文曰:“芮公叔作旂宫宝簋。”芮国为西周王朝的同姓重要封国,芮公是西周王朝的重臣之一,其子孙历代世袭其职,在西周王朝中大都处于重要的地位。芮国之都在今陕西大荔、朝邑一带。见于著录的芮国有铭文的青铜器甚多,大都为西周早期。如今则在龙口的庄头石良出土芮国的带铭青铜器,这就说明莱国与芮国的交往。早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陈梦家先生就研究指出,西周早期就有王朝的军队在周王南征的时候派军队于莱地驻戌。由此不仅可以看出莱国与芮国、西周王朝的交往,而且还可看出莱国所处的军事地理位置及其与隔海相望的辽西、辽东诸古国、古族的历史渊源,不得不引起周王朝的格外注意。(7)
  再即单国,这也是西周王朝的一个重要封国,尤其2003年于陕西眉县杨家村一座窖穴中出土27件带有4000多字铭文的单国青铜器,这让人们对单古国的历史地位之重要,不得不刮目相看。(8)1986年石良镇东营周家村发现两座西周前期墓葬,出土一批青铜器,其中两件铜簋有铭文,同铭曰:“作朕宝簋,其万年永宝用。单。”先秦单国有二,一在陕西境内;一在山东单县。由西周前期的金文所记周王东征或南征的途中,多在单地驻戌,甚至周王之后王姜亦在此地召见军事首领和有关官员,我们认为此单地在山东的今单县;(9)李步青、王锡平二位先生以为在河南孟津县一带(10)而在龙口境内出土的单国有铭青铜器的时代与眉县杨家村出土的相去未远,由此亦可看出莱古国与单国之间的重要交往关系。并且有单国在西周王朝中的地位,亦可反映出莱国的地位之重要。(11)
  还有纪国,其原本居处在潍坊的瀰河流域的寿光一带,1983年冬季于寿光城北的古城出土60余件商代青铜器,其中19件带有铭文,有“己、“并”、“妻”(此字有可能或释作“齐”、“菑”)等。这不仅对纪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代,而且还可由此推证莱国与纪国的长期交往的关系。亦还对春秋时期纪因受齐国的侵迫,而不得以大去其国,向山东半岛东部播迁的历史,有了更明晰的认识。(12)在烟台近郊出土的纪国和其国的有铭青铜器,即足以证明其、纪两国与莱国的密切关系;同时,在莱阳出土的纪国带铭文青铜器,足以证明纪与莱国亦有着密切的交往。(13)纪国的国都原在寿光的纪台,其有关的城邑如并、鄑、郚等,分别在今临朐、昌邑、安丘等地。
  另外,莒国与莱国的关系亦十分微妙,西周一代莒国与王朝的关系不睦,有时莒还联合其他东夷、淮夷等国族反叛周王朝,广伐东国、南国,使得周王不得不发令齐、莱、其、棘尼等东方国族随王师共同进行征伐,如史密簋即可为证。但是,西周晚期莒国的国都由介根(今胶州城南三里河),迁到今莒县,这样远离莱国的国都黄县归城,减少了疆界的冲突,缓解了与莱国之间的矛盾。近由1976年日照崮河崖出土的春秋时期莱国王公嫁女与莒国的铜鬲,证明两国的关系已属交好。(14)
  除此而外,莱国与齐国的关系交往最为频繁,不但西周之初太公就封营丘,莱国即与之争营丘;后来两国之间的交往亦属正常,并且还互为婚姻。如《左传》所载齐姜薨,召诸姜宗妇来送葬,召莱子,不赴,故使晏弱城东阳,以偪之。之后不久,齐国就伐灭了莱国。
  在此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即由以上“诸姜宗妇”与“莱子”引发出的,关于莱国的姓为“姜”或“子”的异议。或以为由“召诸姜”,而至召莱子,以为莱国为姜姓。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因为从“召诸姜宗妇来送葬,”继而到“召莱子”,即可看出“莱子”是为“诸姜宗妇”之一,故而召之。“宗妇”亦多见于传世文献,亦有“嫡长妇、”“大宗长妇、”“宗子之妻”的差异。从训诂学角度看,“妇”一般指已婚女子,《诗经•卫风•氓》:“三岁为妇,靡室劳矣。”郑注:“有舅姑曰妇,”“宗妇”显然是已嫁女子在夫家的称谓,这个“宗”是指夫家的宗。《礼记•内则》:“适子、庶子,只事宗子、宗妇。”孔颖达疏:“宗妇为大宗子之妇。”而《左传》所谓:“诸姜宗妇”是指齐国诸姜姓之宗子之妇,那位被召的“莱子”,显然是莱国之女嫁与齐国诸姜之宗子为“妇”者,所以理所当然被称作“宗妇”。并且,这位身为宗妇的“莱子”,“莱”是为国名,“子”正是其姓。“莱子”之称谓,亦如文献和金文所习见的,“齐姜”、“鲁姬”、“蔡姬”、“秦嬴”、“邾曹”等等,前面的“齐”、“鲁”、“蔡”、“秦”、“邾”等,均为国名;而后边的“姜”、“姬”、“嬴”、“曹”等,则均为之姓。还有上所提到的日照崮河崖出土的莱伯鬲,其铭文曰:“莱伯媵女子作宝鬲,子子孙孙永宝用。”铭文中的“女子”之“子”,亦可证明莱国确为“子”姓。并且,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青铜器断代(五)》大文中,已经指出莱国为子姓。
  齐国于春秋晚期伐灭莱国,对此,不但文献里边有记载,而且青铜器铭文如叔夷钟、庚壶亦均记载齐之伐灭莱国之事。钟、壶铭文均记齐国三军包围莱都;(15)钟铭记载灭莱之后,齐公赏赐叔夷莱都,其县三百,铁徒四千,还有戎兵莱仆三百五十家。(16)由此,可以看出莱国当时的实力,和其疆域的广大,以及冶铸手工业的发达。当时,莱国已有县邑三百,或可业已实行县邑制度,这都是莱国文化发达的体现。或者,齐国灭莱得其疆域,而新作县邑的划分,统统作为叔夷的采邑。
  在龙口以南的栖霞出土西周晚期的铜鼎,铭文曰:“胡只生作郕媿媵鼎,其子子孙孙永宝用。”这件铜鼎不但证明莱国与淮河流域的胡国有密切而长久的交往,并且还与郕国有交往,郕国为周武王弟叔武的封国,原在陕西,西周晚期大概已迁到今山东的汶上县西北。(17)
  二、齐国据有莱国之后对外文化交往
  齐国于春秋晚期伐灭了莱国,并把莱之疆域进行新的行政区划分,俾便统治管理。齐国之都背负渤海,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亦有很深的海洋文化发展积淀的内涵。齐国无论陆地还是海洋、河流的对外交往条件,均较便利。尤其海上的对外交流,更是由来已久。如春秋晚期,吴国趁齐国内有丧事,而麾兵从东南海上攻伐齐国。孰料齐国不但陆地上军事力量强盛,而且海上的军事建设亦很强大。有关研究者据此而指出,当时的齐国已有一定规模的舟兵。(18)所谓“舟兵”亦犹如后来的海军,由此,亦可看出齐国的海洋文化的发达,和齐国对海洋认识的历史之深刻与久远。
  据《管子》记载,齐国早在齐景公时期,就已“通鱼盐于东莱,”说明齐国与莱国的交往,无论陆地和海洋都是一样的密切。进入战国初年田氏代齐,“迁康公于海上。”自安平以东自为封邑,并以田氏分任各个县邑的大夫,以全面的占有和统治齐国。《管子》还称齐为“海王之国”,意即为齐乃海上的大国。齐据有莱、莒国的疆域之后,其海岸线最为漫长,有着发展鱼盐产业和海上对外交流的最为优越的条件。
  并且,齐、莱、莒诸国的先民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与海洋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如胶县的三里河遗址,以及烟台、福山、蓬莱、栖霞等地所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一些浅海和深海的鱼骨,说明当时人们已能进行深海的航行与扑捞。从当时沿海居处的先民的生活结构来看,海洋鱼业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渔民在蓬莱与长岛之间的海面上进行扑捞时,鱼网从海底拖上史前时期的陶器,这也证明当时人们已可以驾舟船、破风浪,在海上进行扑捞和生活。尤其在今龙口一带不但有远阔的海洋,而且还有大的淡水河流,如胶莱河、过河、黄水河等。在这些河流的入海口处,都是进行浅海扑捞的理想场所。人们不但要从事海上扑捞,而且还要进行海上的交通。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驾舟沿长山列岛,经老铁山海峡而乘风破浪直至辽东。这从烟台地区和辽东半岛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并且,考古还发现山东半岛通过龙口、蓬莱等海上,对辽东半岛的文化以突出的影响,而辽东半岛对山东半岛的影响相对要减弱一些。由此,亦可看出烟台地区的史前文化,尤其海洋文化的发达程度较辽东者要高出不少。
  山东半岛的先民濒海而居,不但从浩瀚无垠的海洋中获得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而且更重要的是整日面对波涛万状、潮汐瞬变奇妙无比海洋,心目中又要创生出神奇无比的精神财富。尤其海中那忽隐忽现崔巍上下的岛屿,在人们航海技术尚处于创生阶段,或人们在航海时遇到风浪险情时,得以藉这些岛屿而化险为夷;甚至人们漂落岛上,于绝望中采食岛上的野生食物,而得保全性命。由此种种,反反复复,日积月累,世代相传,人们出于对大自然的恩惠和无限的敬畏,于是在脑海中积累而产生出离奇曼妙的神话。
  所以,夏商周时期,人们已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认识,到西周初年,周军东征,得以“驱飞廉于海嵎,”甚至连孔子都说:“道不行,吾将乘桴浮于海”。齐国的景公是一位沉溺于声色犬马游乐至上的享乐主义者,其不但喜好豢养名犬宝马,而且还极好游乐海洋。当年即浮游大概相当于今莱州湾、黄海、胶州湾等处。景公喜好游乐,崇尚长生,广游海上,其中必定有其深刻而丰富的宗教内涵,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这里的人们面对大海的生生不息,和波涛汹涌狂放不已的无尽生命力,在对其产生无限敬畏的同时,又产生巨大向往和无尽的吸引力。恐怕这也是齐景公巡游海上的主要原因之一。
  战国时期东方齐、燕诸国对海洋的认识日渐博大,而在濒海地区由于海上活动的频繁,故而产生出一些以神秘的海洋为依托的宗教职业者,这应当即是所谓的“燕、齐方士”,同时也由这些“方士,”与其所凭依浩瀚而又神秘的海洋,共同营造出“燕、齐之间多神仙”的地方文化特色。至齐威王时齐国的国力更加雄厚,其不但疆域远阔,有着渤海、黄海一直南联东海的最为漫长的海岸线,而且威王还要通过海洋和海上的交通便利,向辽东甚至更远的“海外”扩展。为此,威王亦象齐景公一样,数次东巡海上。或以为齐景公、齐威王的海上巡游是一种纯娱乐的,或者是为寻求神仙与海外极乐世界。结合历史文献资料,我们认为这两位齐国的君王,都是变革求新开拓疆域的,尤其威王更是位历史上一鸣惊人大有作为的君王。他们的海上巡游应该是有其巩固和开拓海疆,甚至更有其向外扩展的图谋的。包括后来的秦始皇,数次兴师动众东巡海疆,其目的绝不啻是游乐与求仙。
  我们还可从徐福的东渡成功,亦能看出这些东方的“神仙方士”,不仅有很好的宗教方面的修养,而且还有远阔的航海知识;并且所谓的海中瀛洲三岛,及其岛上的神仙与仙药诸种内容,也并非是徐福一人所编造而成的。实际上这种内涵十分丰富的神话,应是东方海洋文化长期积淀发展的结果。其不啻是一味的怪离与迷信,而还有其积极探索海洋秘密的向往科学的一面。还有,这种文化现象,其不是单由民间一方所能造就的,而是还有社会上其他方面的参与而共同演绎形成的。这其中历代王朝的君王、臣子、公侯、大夫的推崇、提倡和亲自参与,更起到推波助澜巨大作用。
  还有春秋末年的越王勾践,其从海上移师北上迁都琅琊,并在山上高起坛台,以观沧海。早在此前,吴、越曾多次北上,意欲吞并齐国,独占沧海之利。考古发现在龙口以西的平度曾发现铭文为:“吴王夫差自作元用”之剑,在海阳亦出土吴越式的青铜剑,这都证明山东半岛濒海地区与吴越的交往亦较密切。南北文化的交往,共同构成半岛地区海洋文化内涵的丰富与多样性。
  战国时期齐国与燕国的交往,不但循太行山东侧、渤海湾西岸沿历史既久的路线,而且更通过渤海湾老铁山海峡,展开海上的文化与商业的交流。在山东半岛地区发现的北方青铜短剑,以及燕国的刀币等,便是最好的证明。齐国的大刀币主要在其政治势力稳定的区域流通,位于海洋中的长山群岛即出土齐国的大刀币。燕国的刀币,不但在燕国境内流通,而且还主要在齐国的境内流通。曾经有一段时期燕国的货币,成为齐国合法流通的主要货币。尤其,在泰沂山脉的北侧地区,燕国刀币的流通密度、流量最大;换言之,燕国的货币主要是环渤海区域流通的。我们亦可以认为,燕国与齐国货币所流通的区域,亦正是燕、齐神仙方士所活动频繁的重要区域。燕国的货币不但在今日的山东与河北、辽宁大量出土,而且在朝鲜、韩国所出土的地点与数量较之国内亦毫不逊色。由韩国再往南,直至日本的冲绳县城岳贝冢亦出土燕国的刀币。(19)这也应该证明,燕国刀币的流通所至之地,亦应是燕、齐商人或方士所到达的地方。同理,也是燕、齐方士所活动的区域;亦是徐福文化分布和共同构成的重要区域。
  由上所列,我们认为徐福的东渡动因与成功,正是基于传统海洋文化的悠久历史,尤其战国时期的燕、齐与当时的朝鲜、韩国、日本的密切的商业与文化的交往,加上一些神仙方士的参与其间,使人们对燕、齐之海外地理交通与人文环境、风俗习惯等等,有了充分的了解与认识的基础之上,才有秦皇的命令与徐福的东渡成功之举。
  三、徐福东渡的文化现象与历史意义
  以上所谓仅是徐福东渡的历史基因,而之所得以成行与成功,完全是得益于徐福的个人才智和秦始皇的大力支持。秦始皇统一中国,其:“地东之海暨朝鲜,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上泰山,立石,……禅梁父,刻所立石,其辞曰:‘……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芝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作琅琊台,立刻石,颂秦德,明得得意。曰:‘……皇帝之德,存定四极。……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琊。’既已,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二十九年,始皇东游。……登芝罘,刻石。其辞曰:‘……皇帝东游,巡登芝罘,临照于海。’其东观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嵎,遂登芝罘,昭临朝阳。’……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并海上,北之琅琊。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从上所摘录文献所记始皇东巡与秦石刻词,即可看出秦始皇对东海之域,尤为看重,如刻石所记,“周览东极”、“东有东海”、“乃抚东土”、“皇帝东游,临照于海”、“逮于海嵎”等等,还可看出秦始皇的多次东巡,其主要目的在于开拓海疆,并把眼光远放到了海东。而对徐巿的出海求神药,只是随时出于对徐巿等人的上书,而答应他们的请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徐巿上书被遣率童男女出海,事在二十八年;翌年,秦始皇又东游登芝罘、立刻石,但文献并未记载其就近垂询徐巿出海求仙人之事。由此可见秦始皇并没有把这件事看的如何的重要,而是一种顺乎其自然的态度。至三十五年,因前曾遣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遣燕人盧生入海求仙药等,均无果。秦始皇曰:“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盧生等吾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秦始皇之所以对韩终、盧生等人断然采取措施,其主要还因这些人诽谤他。直到三十七年,事隔九年之后,秦始皇在南巡;:“行至云梦,望祀舜于九嶷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琊。方士徐巿等人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由此似可看出,秦始皇对徐巿等人入海求药之事,似乎是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根本就没有主动问起这件时过九年的事;倒是徐巿等人心虚无底,恐怕受到责罚,而主动采取策略,乘船出海,杳无音信。如果秦始皇真是因为徐巿等人所费巨万,而得不到仙药,而发出严命,恐怕徐巿他们早就被治罪了。或者就因徐巿他们不在咸阳,而一时不不便治罪。可是,当秦始皇到了琅琊,同样也没有治罪徐巿,而是仍对徐巿等人言听计从,“齎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琊北之荣成山,弗见。”所以,我们认为秦始皇之所能几次听任徐巿的谋划,其绝不是简单的让徐巿他们去求神药,应是有其更为深刻的用意与背景的。
  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其一改此前的金戈铁马遍征天下,而是频频巡游四方,并立刻石、昭告天下,旨在巩固新的统治。从其巡游的方向和所至的次数,可以看出其对北方较为重视,除多次巡视外,还修筑长城,其目的是为了向北方拓展疆域。而更为重要的是其对东方沿海的关注最为突出,不但到此巡游的次数最多,而且所立的刻石亦最多。如:泰山、梁父、峄山、芝罘、成山、琅琊,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并且,秦始皇还多次乘舟浮海巡游。已于上所揭列,刻石中数此提到“东海”,其眼光不但关注已收归版图的燕之辽东疆域,而且还遥望到燕、齐方士口中所谓的东海之外的岛群,那里不仅是神仙所处,而且更是人类居处繁衍的宝地。其对北方所采取的措施是筑城派兵,因秦国有陆地最强的军队和丰富的作战经验;对东海之外的岛群和浩瀚万状的大海,则尚处于听闻和探索的阶段。秦始皇聪明精绝,其要想并有海东,派兵出海尚不具备条件,眼下就只得靠徐巿等这样的人出海探洋。所以,在时过九年之后,秦始皇重上琅琊,不但没有责怪徐巿等,而且还一如既往,一切按徐巿所言进行。由此可见秦始皇对海东的向往,和急于统一的决心。
  就在徐巿率船队出海不久,那位胸怀统一大略,抱着对海东群岛无限向往而一时无缘得见的终生遗憾,在其回归咸阳的路上,终因鞍马舟船、数巡四方所累,而染暴疾,命殒沙丘。
  但是,令秦始皇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即在时过两千年之后的今日,有其亲所导演的徐巿东渡的历史盛剧,在经过了漫长历史的沉寂之后,厚积薄发而一举成为东南亚诸国所广泛关注,并由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而共同参入的历史大联唱。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广大,更是千古秦王所未能想象得到的。
  仅以东方沿海地区为例,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既已举办各式各样的徐巿纪念活动,各种研究会的成立亦如雨后春笋,迄今仍是方兴未艾。而且龙口市最早成立徐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历年成功的举办了数十次国际国内徐福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或者说正是龙口徐福文化研究所起到的龙头作用,同时,亦带动和促进了国际国内的徐福文化,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活动。或者认为,初期的有关徐福东渡的探讨与研究,只是一种历史事件或人物活动的个案研究,而如今经过数十年的积淀与发展,现已积渐升华为一种影响国际的文化现象。这不仅是秦始皇与徐福等人的所首创,而且更重要的则是今天人们对历史文化的认知与无限的热忱,由此而弘扬与发展创造的历史和现实文化的总和。
  从历史的角度着眼,徐福的东渡为日本等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农业、医药、交通、天文、气象、宗教,以及人口的繁衍和民族的交融等等,均产生巨大的历史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大陆与日本群岛的交往当始于史前时期,到夏商周三代,尤其战国时期的交往更为密切,这从临淄战国齐故城考古发现的人体骨骼,与日本同时代的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相当大的共性,这应是当时两地人们密切交往的结果。结合众多的考古资料,可以想见,人类始有海上横向的文化交流以来,中国大陆尤其山东半岛与日本、韩国和朝鲜等海岛诸国的文化交流,应是日趋频繁和密切的。待到秦代的徐福东渡,即是中外文化交流发展所必然,亦是中、日、韩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其突出的特点,则是属于历史上首次由官方王朝派出的,并且也是开启中、日、韩文化交流史上的首次大规模的,以入海求神仙为名的文化交流。汉唐时期日本、朝鲜等与中国大陆的交往日渐密切频繁,尤其唐代的交往更达到历史上的高峰,这一切的一切,均应为史历史顺承发展所使然。并且这种友好的交往关系,通常是中国与两地文化交往发展的主流。正是两地悠久的友好的交往的历史,才使得人们借鉴、尊重、继承和发展历史;并且,如果借喻称谓这种交往的历史与关系,蔚为中华人类发展史上的辉煌乐章的话;那么,中国与日本、韩国、朝鲜之间交往的日趋频繁、密切和友好,终当应成为这辉煌的历史乐章的主旋律。
  二00八年五月一日於潍上十笏园
  砚香楼下知松堂
  注释:
  (1)王献唐:《黄县其器》,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
  (2)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五)》,《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3)参见,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5期;何琳仪、黄锡全:《启卣、启尊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年1月;孙敬明:《从黄水河流域出土的两周青铜器铭文看莱、其古国对外交往的历史》,《徐福文化交流》1995年1期;《东莱古国与西周王朝之关系》,《徐福文化交流》2005年4月;李步青、王锡平:《建国来烟台地区出土商周铭文铜器概述》,《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中华书局1992年8月。
  (4)孙敬明:《史密簋铭笺释》,台北《故宫学术季刊》,1992年夏季卷;《史密簋铭征“杞夷”》,《杞文化与新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6月。
  (5)孙敬明:《西周金文所见山东古国的军事行动》,《孙子学刊》,1995年2期。
  (6)参见,王献唐:《黄县其器》,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孙敬明:《考古发现与其史寻踪》,《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10月。
  (7)参见(2)。
  (8)马承源等:《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文物》2006年12期。
  (9)孙敬明:《释“单”及其相关问题》(未刊稿)。
  (10)李步青、王锡平:《建国来烟台地区出土商周铭文铜器概述》,《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中华书局1992年8月。
  (11)孙敬明:《漆、黄铜器铭文比较研究》,《中国文物报》1999年12月1日第3版。
  (12)参见,寿光县博物馆:《山东寿光县新发现一批纪国铜器》,《文物》1985年第3期;杜在忠:《寿光纪器新发现及几个纪史问题的再认识》,《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10月。
  (13)参见,山东省烟台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烟台市上夼出土其国铜器》《考古》1083年4齐;李步青:《山东莱阳出土己国铜器》《文物》1983年12期。
  (14)参见,杨深富:《山东日照崮河崖出土一批青铜器》,《考古》1984年7期;孙敬明:《莒地新见齐、鲁、诸、莱、陈六国铜器考》,《莒文化研究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
  (15)孙敬明:《庚壶忝释》,《中国文字》新十四期,台北中国文字社1991年5月。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年增订本。
  (16)同(11)。
  (17)徐勇:《齐国军事史》,《齐文化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6月。
  (18)孙敬明:《考古发现与齐币探索——铸造、流通两论》,《山东金融研究•钱币专刊》(二)1988年7月。
  (19)孙敬明:《试论环渤海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刀币》,《山东金融研究•钱币专辑》(三)1991年6月;继有《江苏钱币》转刊于1992年1——2期。
  (翟)潍坊博物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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