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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福:拓展和繁荣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作者:刘凤鸣  上传于:2009/6/10
 

徐福:拓展和繁荣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刘凤鸣

  
  “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历史上中国与东方诸国,主要指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文化交流及贸易、人员往来的海上通道。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就主动开展与海外周边国家的贸易,最先开辟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融合了越、吴、齐三个海上强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为秦国时期与海外诸国的交往创造了更为便捷的条件,因而也造就了中国早期伟大航海家和中日韩交往的先驱者徐福。徐福之所以敢于率领庞大的船队远航海外,其智慧和胆识来自齐国对海外开放的影响和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启迪;徐福的船队拓展和繁荣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徐福东渡对中日韩的文化交融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一、徐福的智慧和胆识来自齐国的对海外开放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对徐福的称呼有两个,一是“齐人徐福”,一是“方士徐福”。两个称呼,一个交代的是徐福的籍贯,是“齐人”,徐福是原齐国的人。一个交代的是徐福的身份,徐福是“方士”,所从事的职业是“求仙”。而对徐福的生卒时间,《史记》里没有交代,其它史书上也没有记载。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灭的齐国,第一次接见徐福时是公元前219年,所以说,徐福的青少年时代生活在齐国末期是确定无疑的了。徐福在公元前219年给秦始皇上书时,已是当时有一定身份而且非常闻名的方士了,《史记•秦始皇本纪》多次提到方士“徐福等”,说明徐福是齐地方士们的领袖。如果徐福没有很大的名气,秦始皇也不会接见他,如果徐福在方士队伍里没有很高的身份,他也没资格代表方士们去觐见秦始皇,秦始皇也不会让他带领几千人的队伍去拜见“仙人”。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史学家,《史记》亦被历代史学家奉为信史,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司马迁在《史记》关于徐福的记载应该是真实的。
  徐福到海外什么地方去了?司马迁在《史记》里没有明确的记载,后来的史书对这一问题也没有做出说明,直到今天也没有考古证据给以支持,这就给后人留下了提供假说和争论的空间。但近年来,中日两国的学者围绕徐福故里和徐福东渡,从考古学、历史学、航海学、民俗学等多学科进行了全面的研讨,徐福东渡从山东半岛启航,先到朝鲜半岛,再由朝鲜半岛南下至日本列岛已成为两国学者的共识。徐福东渡虽说是在秦代,借助的是秦始皇的力量,但他的智慧和胆识却是来自齐国通商开放国策的影响和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启迪。徐福是齐文化培育出来的山东半岛的有胆有识之士,也是齐国通商开放国策的最大受益者,我们从徐福身上再次见证了齐国开通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巨大魅力。
  齐国在开国之初,就实行了“通商工之业”[1]的通商开放的治国之策,到了齐桓公时代,在相国管仲的推动和倡导之下,通商开放的国策得到了更好的贯彻,并把生意做到了海外。《管子•揆度》记载,朝鲜文皮(文皮,即有花纹的兽皮,多指虎、豹皮)是输入齐国的重要商品,被管仲称为“七策”之一,天下最好的商品之一,说明了当时的齐国与朝鲜已有了商业往来。《管子•轻重甲》还记载,管仲曾建议齐桓公以通商作为武器而臣服邻国,“发、朝鲜不朝,请文皮、毤服以为币乎!……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用齐国的货物和发(发,东夷的一个部落,可能在朝鲜半岛北部,或辽东半岛一带)、朝鲜交换“文皮、毤服(鸟兽落毛为毤,毤服指鸟兽落毛所做的衣服,即皮衣)”。这里说的“八千里”,不是实数,是指离齐国较远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又多通过海上联系,可以看出齐国通过海路与邻国通商的情况。这说明,山东半岛的齐国,主动与海外的朝鲜诸国做生意,开辟了最早的海上贸易航线——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我在《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一书还论证过,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半岛与日本同样有着文化交往。[2]齐国时期的对外开放国策,主动与海外诸国做生意的大动作,扯起了山东半岛远航朝鲜和日本航船的风帆;齐国的“齐冠带衣履天下”,“财蓄货殖,世为强国”所积累的巨大财富,为海上丝绸之路贮备了充足的贸易货源;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便捷的海上通道,铺就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
  中朝日这条海上贸易航线,在当时的航运条件下,只能是“循海岸水行”,[3]即从山东半岛出发,渡过渤海到朝鲜半岛,再沿着朝鲜半岛西海岸线南下至日本列岛的航线。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有庙岛群岛相连,而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岛之间的朝鲜海峡也有巨济岛、对马岛、壹岐岛等岛屿相连。这是当时最安全也最可行的航线,在山东半岛沿海一带长大成人的徐福,对中朝日这条海上贸易航线不仅应该是知晓的,而且极有可能对部分航段徐福也曾乘船往来过。正因为有了一定的航海经历,徐福才敢于率领庞大的船队多次出海。在当时的条件下,徐福率领庞大的船队远航朝鲜半岛和日本,也是受到了齐国开辟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启迪,所以才敢于沿着前人开拓的航线开展更大规模的探索。
  二、徐福船队拓展和繁荣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那么,徐福率领庞大船队“入海求仙人”[4]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呢,那只有一个可能,这就是脱离秦始皇的统治,去寻求海外的发展。
  公元前219年,徐福利用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的心理主动给秦始皇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童女求之。”徐福凭着丰富的方仙道知识,加上自己方士首领的头衔,忽悠的秦始皇信以为真,于是秦始皇派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4]在秦代,“数千人”渡海,是一个浩浩荡荡、庞大的船队,这是一次打着官方旗号,准备了丰厚的海上生活资料和海外生存必需品,有组织、有目的的海外大移民。徐福在海外开拓期间,可能需要更大的人力物力,或觉得太缺乏有技艺的工匠和技术人员了,于是,时隔九年之后,徐福又一次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再次得到了秦始皇在人力、物力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秦始皇“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5]徐福再走海外,再也没用回来。
  关于“入海求仙人”的路线,《史记•秦始皇本纪》里提到:从琅琊沿海岸线北上,直到山东半岛最东端的“荣成山(即今荣成成山)”,再绕过山东半岛东端西行至“之罘(今烟台芝罘岛)”,再“遂并海西”,接着又沿海岸线向西进发。也就是说,从琅琊到之罘这一段路线,司马迁在《史记》里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可徐福的船队继续向西,从什么地方离开的山东半岛进入大海去寻找仙山呢?回答这个问题,应该从两处入手,一是,传说中的“仙山”的大体方位,也就是“仙山”经常出现的地方。徐福即使不相信有什么“仙山”、仙人,也要做样子给秦始皇看,奔着出现“仙山”的方向去。二是,徐福率领这么多的人,要逃避秦始皇的追查,必须逃得远远的,并找一个地方住下来,在当时的条件下,沿着什么路线走才最安全,才能找到一个秦始皇的权力延伸不到的地方。
  关于传说中“仙山”的大体方位,《史记•封禅书》记载:“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这里说的蓬莱、方丈、瀛州三座神山,也是秦始皇派徐福入海要寻找的仙山。《史记•封禅书》对仙山的具体描述,多数专家都认为,实际就是海市。元代于钦在《齐乘•山川》中讲到海市时也说:“《史》、《汉》所称三神山蓬莱、方丈、瀛州,望之如云,未能至者,殆此类耳。”于钦明确指出,《史记》、《汉书》里提到的三神山就是海市。秦汉时期的渤海,包括现在的渤海和黄海的北部,渤海中的三神山与海市相联系,应指是海市多发的地区。如果在“之罘”(今烟台芝罘岛)以西的话,海市多发的区域,只有在古黄县(包括今龙口市、蓬莱市、长山县)一带海面,而且从以后汉武帝东巡祠神求药的活动范围看,也几乎全部集中在山东半岛东北部沿海一带。汉武帝开始到东莱的寻仙时间,离徐福最后一次出海的时间只有七十多年,徐福“入海求仙人”的出海方向,也应是汉武帝到东莱海上寻仙的地方,这就是汉代东莱郡的北部海域,即古黄县一带海域。因为这里离庙岛群岛最近,是古代山东半岛去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最安全,也是必经的航线。徐福为了蒙骗秦始皇,他出海时也必须向海市多发的海域出发,而庙岛群岛一带海市多发的海域,又是徐福逃离秦始皇迫害,远走朝鲜、日本的必经之路。
  《齐乘•卷四古迹》也讲到,徐乡县“汉县,盖以徐福求仙为名”。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东莱郡辖徐乡县,说明徐乡县为西汉诸县之一。徐乡县在东汉时并入黄县,宋《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在登州黄县条中记载:“故徐乡城,汉县,……后汉省。其城即今邑。”许多学者依据《齐乘》的说法,说徐乡县就是徐福的故乡,笔者也曾认为有这种可能,但从字面上理解,“盖以徐福求仙为名”,说的是徐乡县是因徐福在这里搞过求仙活动而得名。我们从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得知,徐福的求仙活动从山东半岛南部琅琊,沿海岸线到荣成成山头,再到烟台之罘岛,而且,徐福是在琅琊向秦始皇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秦始皇也是在琅琊派遣徐福“入海求仙人”,为什么单单徐乡“以徐福求仙为名”,这说明了徐乡一带应是徐福求仙的主要活动场所,而这个求仙活动的主要内容应指的是徐福船队在出海远航之前进行“斋戒”和举行的出航仪式。古黄县在秦汉时一直都是全国富庶之地,也是秦始皇和汉武帝东巡求仙的主要活动地点,古黄县是徐福出海求仙离开中国大陆的最后一站,所以说,徐福在古黄县沿海举行求仙活动的出航仪式是完全可能的。虽说辽东半岛当时也是秦的地盘,但徐福“入海求仙人”是要摆脱秦始皇的控制,徐福不可能,也不敢带着大批人员登陆辽东半岛,只能是沿辽东半岛海岸线南下朝鲜半岛,到达一个秦始皇权利影响不到的地方。所以说,黄县沿海作为离开国门的地方,是送别的场所,完全有可能是徐福庞大船队实施“斋戒”、举行出航仪式的地方。
  秦汉时期,山东半岛东莱郡一带与朝鲜半岛、日本九州的海上通道,也只能走庙岛群岛这条路线。虽说秦代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但当时仍然也只能是“循海岸水行”,当时航行没有罗盘,远海航行的导航只能靠日月星辰或目视,船的动力也只有靠海风吹送或人力摇橹,这样的条件横渡黄海是根本不可能的。到了唐朝时期,当时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水平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仍然要走庙岛群岛,“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即《新唐书•地理志》里记载的从登州(登州州治蓬莱,蓬莱秦汉时属黄县)出发,路经庙岛群岛,到今大连老铁山海峡,沿辽东半岛海岸线至朝鲜半岛西海岸。唐朝尚且如此,何况比唐朝还早八百多年的秦朝呢!路经庙岛群岛这条航线,海岛相望,航船可随时就近避风浪,补充淡水、食物等,安全系数大。朝鲜半岛到日本九州的路线,《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作了详细的记载,即在朝鲜半岛东南部横渡朝鲜海峡,借助巨济岛、对马岛、壹岐岛等岛屿,到达日本的九州。秦朝徐福“入海求仙人”时的航船条件和航海水平,远远比不了四百年以后的三国时期,更比不了八百多年以后的大唐盛世,以当时的航船能力也只能是“循海岸水行”,所以说,如果徐福船队的目标是朝鲜半岛南部或日本,走的也只能是《三国志》和《新唐书》里记载的航海路线,即从山东半岛北部古黄县一带入海,沿着庙岛群岛,渡过渤海湾,到辽东半岛,沿海岸线至朝鲜半岛西海岸,再南下至日本九州。
  徐福东渡的这条航路,虽说在秦之前就已开通,但象徐福这样庞大船队,载着当时顶尖的各行各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大量生产资料及生活必备的生活用品,而且不至一次的在这条航路航行,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汉代成书的《海内十洲记》载:秦始皇“使使者徐福发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摄楼船等入海寻祖洲,遂不返。”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在《古风》一诗中也有“徐福载秦女,楼船何时回”的诗句,都说明了徐福是乘“楼船”东渡的。司马迁在《史记•平淮书》中写到:战国时的“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徐福是代表秦始皇出海求仙的,楼船的规格和气势决不会亚于战国时的楼船。许多专家还提到,《史记》中记载的徐福两次出海,每次出海的人数应有上万人,笔者认为也有一定道理。古代出海,船的动力靠人工摇橹,远航需要的水手还会更多,从日本遣唐使船我们可以了解到,水手和勤杂人员能占到总人数的一半多,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日本学者木宫泰彦也认为,日本遣唐使的航船上“半数以上是水手。”[6]秦代船的性能远远比不了唐代,船只所需水手和勤杂人员还应更多一些。除水手和勤杂人员外,管理和看护数千童男童女的官员和随从人员也不会是小的数目。徐福东渡远航,沿途要停靠许多地方,保卫数千人安全所需的士兵的数量也不会太少。所以说,徐福每次出海的人数应有上万人的分析并不是一个夸张的数字。徐福东渡要远航日本,沿途要停航补充淡水和躲避风浪,当时的船只应付远航和抗风浪的能力也较差,停航时可能还要对船只进行保养和维修,航程可能要数月,甚至更长一些时间,《史记》里记载的徐福两次出海远航的时间间隔了九年,也说明了这一点。在路上的时间越长,随船带的粮食等补给就越多,补给越多,需要的船只就越多。加上还要装载马匹、车辆、“五谷种种”及“百工”所需的各种物资工具、还必须带着给“神仙”的各色各样贵重礼品,这都需要船只。有专家分析,徐福的楼船载人可能只是一百五十人左右,其它出海远航的船只,如果随带着几个月的给养,那么,秦代一般的船只载人的数量不会超过百人。徐福每次出海的人数有上万人,那么,徐福的船队就会有近百艘之多。试想,在秦代,在朝鲜半岛南部、特别是日本列岛文化还比较落后的那样一个时期,一只近百艘的庞大船队,在高大楼船的指挥下破浪前行,沿途传播的又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技术,这给沿途国家和百姓的震撼要比明代郑和下西洋大的多。这也无疑繁荣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为秦汉以后更大规模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拓宽了航路。
  三、徐福东渡对中日韩文化交融的影响
  徐福“入海求仙人”的登陆地点,有的专家认为徐福是到了朝鲜半岛南部,也有的专家认为,徐福是先到了朝鲜半岛南部,以后才到的日本九州。笔者认为,这都有可能,徐福“入海求仙人”不是一次,是不是每次都到了日本,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当时船只的抗风浪条件和应付远航的能力都有限,不排除沿途有部分船只受损,部分人员沿途就近停留下来,居住在当地的可能。朝鲜半岛南部有许多徐福的遗址和传说,可能都与此有关,这无疑也沟通和加强了秦代中国与朝鲜南部的交往。许多在秦汉时期落户朝鲜半岛的中国人,后来陆陆续续南下到了日本。如果徐福“入海求仙人”带走的大批人员中,有部分人员开始留在了朝鲜半岛,那么,秦汉时期落户朝鲜半岛,后来移居日本的中国人,就不排除其中有许多是徐福“入海求仙人”时带走的人员。所以说,徐福“入海求仙人”的随从人员中,有一部分人到了日本,应是完全可信的。至于汉代以后,从朝鲜半岛移居日本的中国人,是不是也有许多是徐福随从人员中留在朝鲜半岛的那部分人的后人,这当然还需要考证,但不管怎么说,徐福“入海求仙人”进一步沟通了中韩日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也应是确信无疑的。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专家、被誉为中国“海上丝路”研究的开拓者、北京大学教授陈炎先生还提到:日本人民“视徐福是中国丝绸的传播者和开拓东海丝路的先驱。”[7]1986年至1989年,在徐福传说较为集中的日本九州佐贺县吉野里发掘了一处较大的日本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聚落遗址,这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它包括环壕遗址和大量的坟丘墓,同时还出土了铜剑、铜镜、铜铎和玉管等珍贵文物。铜剑、铜镜、铜铎和玉管等珍贵文物来自中国,或中国去的工匠所制作。[8]“吉野里”遗址的发现为中国人东渡日本提供了较为有力的考古证据,尽管我们无法将徐福与日本简单划上等号,但是考古证据和民间传说日趋一致,致使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日本确有其事。更有许多日本人还以徐福的后裔自居,虽然我们无法考证其真伪,但一个传说历经一、二千年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中、日史学家都认为,在日本绳纹时代晚期,中国的齐、燕文化就经朝鲜半岛传入了日本列岛,并对日本文化在由绳纹时代进入弥生时代这一过程中产生着巨大、决定性影响。日本绳纹文化时代,处在刀耕火种阶段,尚没有青铜器、铁器和纺织工具。日本弥生时代的标志是农耕和青铜器的出现,“弥生文化不是绳纹文化的继续和发展,而是外来文化的传入”。[9]这样的影响,仅靠零星的难民是难以实现的,只有象受命入海求仙的徐福及其带领的大批人员及物资的团队,才有可能帮助日本实现这一质的飞跃,当然,这一质的飞跃也不是一组团队和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从春秋战国时代的方士到秦代的徐福,都可能为日本的文化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徐福东渡日本留止不还的传说,是有一定根据的,或者至少是徐福船队的一部分人到达了日本,因此徐福在日本的传说才能至今流传。徐福的传说至今得以流传,也反映了日本人民渴望保持中日友好传统的强烈愿望。
  2200多年前,徐福率大批移民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山东半岛齐文化向海外的一次大传播,是中日韩第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徐福带领“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是到海外去开拓新的事业。徐福的船队给朝鲜半岛南部,特别是生产力还相对落后的日本列岛带去了秦王朝高度发展的造船、航海技术及先进的耕种方式、百工技艺与生活习俗等,推动了朝鲜和日本社会各个方面的进步。秦始皇派遣的由徐福率领的庞大船队,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上洒下了友谊的种子,到达彼岸的童男童女们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传承着一代代中韩、中日友好交往的佳话。东京大学医学院人类遗传学教授德永生士领导的基因课题组的研究结果也证明:“日本本土人比起冲绳人或北海道阿伊努民族,更接近于生活在朝鲜半岛的居民和中国的朝鲜族居民。此项研究结果是对‘在日本弥生时代日本人口的形成中,从朝鲜半岛移居的祖先所占比重最大’这一流行说法的有力证明。”[10]现在的DNA分析也证明“约有30%的日本人是从中国去的,30%是从朝鲜半岛去的,另外还有一些南太平洋岛国一带的血统。”[10]这都说明了,日本人的祖先有许多是来自中国的。
  徐福东渡,在中国也有很大的负面作用。由于徐福东渡耗资“巨万”,[4]又带走了那么的多童男童女和随从人员,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活生生的扯散了那么多的家庭,“百姓悲痛相思,欲为乱着十家而六”,[5]“天下怨恨”。[11]也令秦始皇没有想到,徐福东渡不仅没给他带来仙药,而且还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由于徐福东渡和随后而来的秦末的战乱,也推动了秦末汉初更大规模的人员迁徙和文化交流。
  《三国志》记载“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3]在秦末汉初的暴政和战乱年代,逃到海外生存并谋求发展是山东沿海人民的一项重要选择。“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说明移居朝鲜的燕、齐、赵地的中国人之多,这样大规模的向朝鲜移民,无疑也加速了朝鲜半岛的开发和中朝文化的交融。山东半岛百姓的海外避难地最大可能就是朝鲜半岛,因为即使使用最简易的渡海船只也可沿着庙岛群岛渡过渤海湾,“循海岸水行”到达朝鲜半岛西海岸,从而进入朝鲜。汉朝时期,朝鲜半岛南部分属马韩、弁韩、辰韩。《三国志》记载:“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適韩国,……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今有名之为秦韩者”。[3]这是说,秦朝时期,因“避秦役”而移居朝鲜半岛南部的“秦人”,到了汉代和三国时期,“非但燕、齐之名物也”,对人、物的称呼已经有了许多变化,已经不同于燕地、齐地了。这恰恰证实了这些“有似秦人”的辰韩人是来自燕、齐一带。这也印证了“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的记载。笔者认为还有这样的可能,即辰韩就是徐福或其随从人员在朝鲜半岛东南部建立的国家或部落。秦国在齐国统治时间只有十多年,能够短时间在异国他邦建立起一个部落或国家,单靠“避秦役”的散兵流民难以成就,只有象徐福这样有着严密组织系统的庞大人群,才能建立起来。而且《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辰韩“国出铁,濊、倭、马韩并从市之。凡诸贸易,皆以铁为货”,其生产技艺和贸易能力明显高于周围的濊、倭、马韩等国,这可能也于徐福带来的“百工”和先进的经营的方式有关。无论那一种说法,都说明了齐地“秦人”通过海路来到了朝鲜半岛南部。在这些大多“循海岸水行”,来到朝鲜半岛南部的山东半岛的齐人,已经和当地人融为一体了,“弁辰与辰韩杂居,亦有城郭。衣服居处与辰韩同”。辰韩原是“秦人”的居住区,到了汉代和三国时期弁韩也有了“秦人”居住,而且“秦人”的生活习俗极大影响了弁辰,弁辰的“衣服居处与辰韩同”就是有力的说明。这也说明了汉代和三国时期的“秦人”和朝鲜半岛南部的韩人居住在一起并能和谐相处,他们在生活习俗上相互影响、在文化传统上相互借鉴。秦末汉初的暴政和战乱,客观上加快了两地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往,加之在徐福东渡、海外求仙的鼓舞下,也加快了山东半岛沿海居民向海外的迁徙。
  《汉书》也提到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进入朝鲜。[12]这么多的兵员能够从山东半岛渡海至朝鲜半岛,说明当时这条海上通道的往来已经是非常安全和通畅了。但从山东半岛渡海至朝鲜半岛,没有强大的船队和粮饷等后勤方面的支持也是难以完成的。这说明,当时的山东半岛,无论是停泊大规模船队的码头还是制造、维修船只的作坊,包括航海技术,在当时都应该是堪称一流的。而这样的能力,应该说也是在徐福东渡时所创造的条件基础上的发展起来的。
  徐福东渡是中国航海史上的伟大创举,这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和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比郑和下西洋早1600多年,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1700多年,可以这样说,徐福不仅是当之无愧的中日韩文化交流的先驱者,也是开拓海洋文化、秦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舵手和统帅。
  参考文献
  [1]《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
  [2]刘凤鸣《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第36—40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3]《三国志•魏志卷三十三•东夷传》
  [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5]《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
  [6]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79页,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7]陈炎《海上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载《今日中国》2001年第12期
  [8]安志敏《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2期:“吉野里遗迹的考古发现——日本最大的弥生文化环壕聚落”。
  [9]王保田:《日本简史》第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10]王保田:《日本简史》第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11]《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下》
  [12]《汉书•卷六•武帝纪》
  作者简介:刘凤鸣(1949—)山东莱州人,鲁东大学胶东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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