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首页>>文化交流>>传承历史文明 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传承历史文明 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作者:纪丽真  上传于:2008/3/27
 

 

传承历史文明  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评大型历史人物志书《徐福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纪丽真


  两千多年前,徐福打着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旗号,率领三千童男童女及百工、弓箭手等,驾驶浩浩荡荡的船队扬帆东渡,到海外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新乐园。徐福东渡是秦始皇统治时期中外关系史上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受到了中外学者,尤其是中、日、韩三国学者的备加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关于徐福东渡文化的研究蓬勃发展,学者们纷纷从史料学、历史地理学、航海史、中日关系史以及考古、民俗等多角度来进行研究,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是,其研究深度和广度仍然有待加强和扩大,不仅其事实真相有待于进一步考查清楚,而且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也有待于更深入的认识。尤其是对于这一中国对外交往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人物和事件,缺少集成性、总结性的成果,以给徐福研究者提供一个内容翔实的参照,同时可以更好地推动徐福文化的国际交流,因此,《徐福志》的编写、出版,正是这样一件服务当代、传承历史和文明的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徐福志》的编纂设想最初由著名历史学家安作璋先生提出。2004年4月,在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提议下,成立了以安作璋、朱绍侯、高敏先生为学术顾问,以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马仪为主任的编纂委员会,以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山东地方史研究所所长朱亚非教授为主编,曲玉维、史衍勤、郝慧民为副主编的编写班子。随后,相关人员便立即开始了资料的搜集、整理及志稿的编纂工作。2005年5月,在山东省龙口市召开了“《徐福志》编纂工作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建言献策;2006年5月,在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的组织下,又在山东龙口召开了“《徐福志》通稿会”,再次专门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两次座谈会,收获了许多中肯、宝贵的意见。此后,编纂组成员又进行了修改和完善。2006年12月,完成送审稿,报送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并获得批准;2007年5月,《徐福志》正式出版。因此,从最初的提议,到组织写作班子,到分工协作,再到请专家把脉、修改定稿,该书的编纂、出版,前后历时3年多,可谓“三年磨一剑”。
  正如作者所言,《徐福志》的编纂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其一,徐福东渡距今历史久远,史籍记载零散且表述不一,从而使这一历史事件的某些细节众说纷纭,难有定论;其二,至今为止,未在史籍中发现徐福署名的著述或文章,这对于徐福思想的研究也很难做到“用事实说话”;其三,徐福遗迹和传说遍布中日韩三国许多地方,考察、收集和论证分析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是,该书编纂者知难而上,并编纂出了一部有相当学术价值的志书,他们对学术研究的奉献精神,可褒可嘉。
  《徐福志》分为六篇,分别为生平篇,业绩与影响篇,历代研究篇,文献记载篇,遗址、遗存与纪念设施篇,民间传说篇。该志书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料丰富,援引赅博
  徐福东渡一事距今久远,某些细节众说纷纭。因此,要使此人物志书做到“信而有征”,必须从文献史料出发,通过钩稽到的第一手资料来进行实证分析,并由此考证出结论。该书编纂者正是立足于文献记载,然后结合考古学、民俗学、海洋地质学等学科以及中、日、韩关系进行研究的。
  徐福东渡在中日韩三国的文献资料中虽有明确记载,但却很零散。作者将这些记载爬梳剔抉,既按国别分章分类,又按“正史记载”、“其他书籍记载”、“诗词摘录”等形式分类编排,极为完备,可供参考。
  以“中国部分史志书籍有关徐福的记载”为例。该书首先录出被学界称为具有“实录精神”的《史记》中的三处记载,并以此作为立论的出发点。除此之外,为方便学者进一步研究徐福,该书还从浩瀚的古籍中,析出记载徐福的文字,并列出专门章节一一备载,这无疑为后人继续研究徐福、推动中日韩三国人民的学术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正史中对徐福东渡事件的记载,便析出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北齐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内容。而在“其他书籍记载”部分,不仅摘录了志怪小说如《仙传拾遗》(五代)、《广异记》(唐)中的记载,还辑出了徐氏宗谱、方志中的记载,徐氏宗谱如浙江鄞县的《北宋徐氏宗谱》、江西临川县的《草坪五修徐氏宗谱》、贵州铜仁的《徐氏宗谱》,方志如《括地志》(唐)、《元和郡县图志》(唐)、《太平寰宇记》(宋)、《齐乘》(元)、《大清一统志》(清)、《续崂山志》(清)、《胶州志》(清)等,还有大量其他史料,如《义楚六帖》(五代后周)、《太平御览》(宋)、《太平广记》(宋)、《资治通鉴》(宋)、《册府元龟》(宋)、《刘氏鸿书》(明)、《日本考》(明)、《听雨琐记》(明)、《日本考略》(明)、《海国闻见录》(清)、《日本国志》(清)、《薛福成出使日记》(清)中的相关记载。另外,在“诗词摘录”部分,编纂者还将历代人们咏诵徐福东渡事件的诗歌一一析出,例如《观海诗》(唐太宗)、《古风》(唐·李白)、《骊山伤故赋》(东汉·郗昌)、《海漫漫戒求仙也》(唐·白居易)、《日本刀歌》(北宋·欧阳修)、《祭徐福诗》(南宋·祖元)、《听客话日本熊野徐福庙》(元·吴莱)、《明太祖和诗》(明·朱元璋)、《日东曲》(明·宋濂)、《徐福岛》(清·黄体中)、《咏徐福》(清·黄遵宪)、《徐福遗址留诗》(清·黎庶昌)等,从而做到了“诗、史互证”。
  史料丰富不仅表现在该书引用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图籍方志、文学诗赋等文献,还表现在其利用了国内外许多碑碣、摩崖题刻等金石材料。如,日本、韩国的一些碑文,就证明了徐福东渡到达了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事实,也成为文献学史的珍贵遗产。
  二、实事求是,疑者存疑,不妄加判断
  多年来,在国内外的徐福研究中,始终存在着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对这些学界尚未有定论的问题,《徐福志》的编纂者,在通过史料的分析、坚持采用一种说法为主的同时,也将中日韩三国学者的若干不同观点分别列出,以便读者作参考。这种实事求是、不妄加评判的态度,是编纂志书、保存史料的科学做法。
  《徐福志》一书的主要做法有:(1)史书记载不详、证据不足者,只存异文而不妄下断语,提出疑问,以俟后人考证;(2)将不同观点详列于书,便于学者进行对比研究和评判;(3)对不能判断是非者,在表述中使用“可能”、“似”等词语,将相关传说实录下来,以备学者辨别。
  有关徐福东渡的诸多悬而未解的问题,第一个首推“历史上是否真有徐福其人其事?”对此,《徐福志》一书列出了学者们的四种观点,即肯定论、否定论、存疑论、徐福即日本神武天皇论。在每一种观点下面,都有代表人物及其立论依据。这些观点当中,中日两国学者既有“英雄所见略同”式的共同认识,也有学术上的交锋。那么,有没有一种最具认同性的观点呢?对此,作者指出,随着对徐福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学术界对徐福其人真实性的态度逐渐趋于认同”(第140页)。
  再如,对于徐福故里的争讼,作者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的三种观点——江苏赣榆说、山东琅玡说和山东黄县说,并对各说立论的主要依据逐一列出,客观、公正,便于后人甄别、研究。再如,关于徐福东渡的原因,中、日、韩三国学者历来也说法不一,作者概括为以下“八说”:求仙药说、避祸说、海外开发说、海外殖民说、海外移民说、海外通商说、抗秦说、复仇说。不仅囊括了国内外学者的所有观点,而且对分别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和著作做了精练的介绍。这是迄今为止,对徐福一行东渡原因最全面的总结和概括。
  因为徐福东渡一事,毕竟距今历史久远而且文献阙如,因此学者对有些观点各执一词、众说纷纭是不可避免的,编纂者以审慎的态度对待这些疑难问题,表现出了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这是极为可贵的。
  三、充分利用出土文献,重视实地调查
  公元前219至209年间,徐福在其家乡的黄河营港(今山东省龙口市境内)及多个出航地多次扬帆东渡。整个过程,历经十年之久,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及韩国、日本的一些地域,留下了诸多遗址、遗存。这些遗址、遗存内涵丰富,时限跨度大,区域广。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的山东和日本的和歌山县新宫市、佐贺县佐贺市等地多有发现。到了70至90年代,在我国的山东、江苏、河北、浙江、江西、贵州等地亦有发现。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在我国国内出现的徐福研究热潮,让更多的徐福研究者和考古研究专家对徐福的遗址、遗存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发掘考察,为研究徐福的生平和当时的文化面貌、经济形态、社会生活提供了较为完整、具体的资料。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文物考古中出土了一批又一批的古文献,当代一些学者利用这些出土文献,进行考证研究,在中国文学、历史学等研究领域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徐福志》一书,在广泛利用传世文献的同时,还充分利用了中日韩三国出土的文献,力求揭示徐福东渡一事的历史真相。
  实地调查这项工作虽然有效,但需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对日本、韩国进行实地调查还需要很大的财力。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国内外徐福研究如火如荼地开展,相关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这就使得编纂者有机会通过实地调查,获取有价值的资料。这在该书的第五篇《遗址、遗存与纪念设施》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该篇包括三章,分别为《国内遗址、遗存与纪念设施》,《韩国遗址、遗存与纪念设施》,《日本遗址、遗存与纪念设施》。每一章都将该国不同地区的发现,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逐一列出。这极大地补充了相关史料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将徐福一行的活动和业绩,有根有据地从不同侧面展示出来。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中、日、韩三国保存完好的徐福遗存及不断出现的徐福纪念设施,使学者们对徐福的研究、对徐福东渡的文化交流研究进一步深入,正如秦汉史知名学者安作璋先生所说:“地下发掘的大量文物,给徐福东渡后中国文化对日、韩文化的影响提供了确凿的实物佐证。”(“序二”)
  《徐福志》,通过中日韩三国的遗址、遗存与纪念设施,通过实地调查资料,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位徐福: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多谋善断的政治家,一位具有大无畏开拓精神的航海家,一位受到中、日、韩三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和平使者与外交家。
  四、立足世界,眼界高远
  徐福,不仅是中国的徐福,也是世界的徐福,徐福文化已经成为国际历史文化资源一部分。本书的编纂者,能够立足世界,眼界高远,将徐福东渡作为一种富有深厚历史底蕴的世界文化现象来进行研究。研究中国古代两千年前的人物和事件,却扩展到了今天中、日、韩三个国家。这既是徐福东渡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是编纂者的胸怀和眼界所致。
  “盛世修志。”虽然如此,具有“治世、资政”功用的志书的编纂,却非一人一力、短时间内所能为。它既要求其编纂人员有耐力,有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还要具有较高的“史识、史才”。而后者往往决定着志书编纂的成功与否。因为只有眼界高远,视野开阔,才能统观浩博的材料,才能穿透时空的距离,从而走近历史事实,探索事件真相,体悟人物精神,从而起到服务当代、传承文明的作用。
  《徐福志》一书的“立足世界,眼界高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认为徐福东渡不仅是中国航海史上的壮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徐福作为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其开放创新的思想、超人远大的胆识、坚忍不拔的意志,其不畏难险、勇于探索、一往无前的人格精神魅力,将与他领导的东渡一起名垂史册。其二,徐福将先进的中国文化带到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和韩国的社会发展。徐福东渡的成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是有文献记载的中国文化的第一次跨海传播。其三,号召读者努力学习和弘扬徐福敢于率先走出国门、闯出一片广阔天地的开创性精神、大无畏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和厚德载物、睦邻友好的精神,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其四,主张进一步把徐福文化推向世界,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的范围;不仅要在日本、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宣传徐福,而且要在全世界华人文化圈中宣传徐福,以促进祖国统一和增强全世界华人的凝聚力,并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由此可知,《徐福志》一书的编写,不仅是纪念徐福、研究徐福、宣传徐福的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而且会对我国的海洋文化事业、对中日韩三国的国际文化交流与发展,对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是一项功在当今、利在千秋的事情。
  《徐福志》的顺利出版,与全体编纂者三年的辛苦工作是息息相关的。同时,如果没有中日韩三国有关部门和团体的大力协助与鼎力支持,如果没有中日韩三国学者和各界人士提供的宝贵资料与图片,也就没有我们面前这本体例完善、内容完备的《徐福志》。从这个角度来说,徐福东渡不仅联接起了两千年前的中日韩三国人民,而且也在今天中日韩三国人民的心中,架起了一座沟通、合作的桥梁,因此,《徐福志》一书必将在国际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徐福志》,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编,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上一篇:中外专家学者在《徐福志》首发式上的即席讲话选载
下一篇:山东省徐福文化访问团出访韩国日本图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