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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徐福文化神佛习合的主客观因素
作者:朱颖  上传于:2006/4/4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朱  颖


    关于徐福文化研究,近百年来,已进入实证研究。从1884年3月1日东京弥生町的弥生式粗陶的发现,到1973年中国江南距今7千年的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以及1978年、1981年日本的福冈市、佐贺县的考古发现,近年浙江舟山马岙战国时代遗址的炭化稻谷证实,地层得之的资料,已经可以断言日本的弥生时代是水稻文化,水稻起源于长江下游。现经两国学者对航海的季风、洋流、民俗的源流、人类学的血缘等多角度分析研究,认为水稻传播的始发站在江南,吴越先民越海将水稻传播到了日本,尽管历史上有许多移民逃于日本,但诸多因素,与弥生文化最有影响的还是徐福集团带来的大陆文化。
    现在,可以说徐福已不是缥缈虚幻之谈,考古史上的一个个重大发现,激荡着两国学者研究的热情,近百年寻找徐福,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但由于历史文献的缺乏,不免有“茫茫”之感。关于徐福文化,在日本何以文献资料缺少,本文就此试图对徐福文化神佛习合现象作一番探讨。
一、民间传说与官撰史书记载的不对称
(一)徐福的传说及遗迹
    在日本,徐福的遗迹除了北海道之外,遍布了所有地方。据台湾著名的徐福研究专家彭双松教授调查,徐福传说之地有32处,围绕地名、地物、姓名的传说故事有56个,而浙江王勇教授的说法也不下24处。兹列举如下:
    佐贺县伊万里市、武雄市、杵岛郡山内町、佐贺市金立山、佐贺市诸富町、佐贺市千布、佐贺市德永、佐贺市川久保、佐贺市西原、佐贺郡富士町,福冈县八女市、筑紫野市,鹿儿岛县屋久岛、串木野市、坊津町,宫峙县延冈市、宫峙市,上口县上关市税岛,三重县熊野市波田须之矢贺、波田须町矢贺,和歌山县新宫市徐福町、阿须贺町阿须贺神社、神仓町,高知县佐川町,广岛县宫岛市,京都府伊根町,东京都八丈岛,爱知县名古屋市热,静冈县清市,山梨县富士吉田布,长野县,秋田县野鹿市,青森县小泊村。
    在那里有徐福庙、徐福碑、徐福墓、徐福祠、徐福井、徐福登陆地、徐福竖穴住居迹、徐福耕作的平野、途经的凉杯、千布、玄藏松、投石探路处、系船石、挂旗桐木、觅药处、采梨桂、下棋石、烧制的土器、磨钵宝。
   自古以来有一套祭祀的仪式、方法及时间。在波田须是11月5日(旧历11月28日),在新宫是8月12日。在佐贺的金立神社祭祀,除春秋祭祀外,每5年为一小祭,每50年举行一次大祭,大祭是4月28日。祭祀时,金立神社下宫的神体,在前一天晚上就从神座上抬了下来,到了28日,由最优秀的青年抬着神体走向海岸,眺望佐贺平原春天的沟壑河渠,向东南方向的诸富町的寺井下宫前进。最近一次是1980年举行的2200年祭。
    从徐福的传说遗迹时间及空间的覆盖面看,徐福文化存在民间,是客观的普遍的。
 (二)和尚的披露
    比之日本方面记载徐福的文献,却少之又少。九世纪中叶,日本方面的遣唐使,关于徐福之事,多是禁口不言。
    唐灭之后的十世纪,927年,日本醍醐时代真言宗僧弘顺渡海到了中国,拜访了齐州开元寺释义楚,谈及金峰山(金刚藏王菩萨)、富士山(蓬莱山)和徐福东渡。河南人义楚怀着对诸儒者错误理解佛教不满而著《义楚六帖》,在955年披露了徐福在日本的传说:日本国亦名倭国,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今人物一如长安。又显德五年,岁在戊午,有日本国传瑜伽大教弘顺大师赐紫宽辅,又云:“本国都城南五百余里有金峰山,顶上有金刚藏王菩萨,第一灵异。山有松桧、名花、软草,大小寺数百,节行高道者居之,不曾有女人得上。至今男子欲上,三月断肉欲色,所求皆遂。”云:“菩萨是弥勒化身,如五台文殊。”又“东北千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朵上耸,顶有火烟。日中有上诸宝流下,夜则却上,常闻音乐。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可见义楚是“徐福东渡日本说”的始作俑者。 
    禅宗是中国独创的佛教宗派之一,由唐初的道信、弘忍始创宗派,后形成“五家七宗”,以曹洞宗和临济宗流播最广。平安时代后期,赴日中国禅僧,多传授临济禅法。1278年执政北条时宗遣使入华延请高僧,继去世的最早赴日禅僧道隆之位,其请帖云“时宗每忆树有其根,水有其源,是以欲请宋朝名僧助行此道(《佛光国师语录》),次年,南宋灭亡,元统一天下,祖元和尚应请赴日。饶有兴味地是在日本祖元作《祭徐福》诗:“先生采药未曾回,故国山河几度埃。今日一香聊远寄,老僧也为避秦来。”表示了对日本民族抱有传说的亲近感,对先祖徐福的思念。
    1376年(洪武九年),入明僧绝海,拜谒皇帝,进行汉诗交流,以徐福东渡为素材,证实了日明友好。洪武帝朱元璋诗:“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应肥。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归。”中津绝海《应制赋三山》:“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天药草雨余肥。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
    官方人士记载的,唯有十四世纪,室町前期(南北朝时期)南朝重臣北亲房撰写《神皇正统记》写道:“孝灵天皇四十五年乙卯,秦始皇即位。向日本求长生不死药”。又说:“日本系吴太伯之后,日本与三韩同种”云云。总算,徐福东渡开始“解禁”。
(三)《日本书纪》隐没了徐福、扶桑国
   著名的中日关系研究专家日本教授壹岐一郎在他的力作《徐福集团东渡与古代日本》一书里抨击《日本书纪》,说是一本伪书,介入了政治意识,不仅隐没了徐福、扶桑国,而且也没有了与中国的交流,把蓬莱偷换成了“常世”。
    十一世纪初,生活在平安京政权中枢内的紫式部借《源氏物语》主人公光源氏的口吻贬斥《日本书纪》,“源氏说:‘那我真是瞎评故事小说了。其实,这些故事小说中,有记述着神代以来世间真实情况的。像《日本书纪》等书,并不全是真实的,这里面详细地记载着世间的重要事情呢’。”
    江户年代,德川政治的开明,使学者可以比较自由地讨论日本史的学问。学问中比较重视实证论证。这一时期的幕政要人,担任历史的编纂和讲授者的新井白石见解颇有价值,他在给某人的信中谈道:“魏志乃实录也。……日本纪等遥遥后世捏造者也。大凡,似无一事正确也。”把《魏志》视为实录,这闪耀着新井白石合理性思考之光。这大概是他晚年大作《史疑》中的思想,可惜未传,据说白石自己处理掉了。
    十九世纪末明治宪法的起草者西园寺在备忘录中批判《古事纪》、《日本书纪》说:“如重荒诞之史,将大损于国。”
    从十一世纪紫氏部到十九世纪末的西园寺,最接近皇室的公卿中枢,都认为“日本书纪荒唐”,这个疑案确实已存千年。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徐福事二千年来一直困惑着中日人民。但秦人的数千子孙,数十万以秦姓为名,羽田或者秦、波多、博多等地名,被遗留下来了。
二、徐福文化的神佛习合
(一)徐福文化的神佛习合现象
 1、帝王的混血现象。在这个问题上,近年来,浙江王勇教授在《吴越移民与古代日本》一书中,以“血缘交融与东亚文化国”、“倭人的始祖传说”、“徐福传说与吴越移民”、“东醍人”之谜等章节作了前卫性的探讨。引证的材料十分丰富。如:
    16世纪末,葡萄牙人罗德里格斯赴日传教30余年,在写成的著名《日本教会史》中指出,日本皇室的血缘问题:日本最早的移民来自浙江,日本的国王即是其后裔。
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藤原贞在《冲口发》一书写道:吴太伯后裔出走江南,经琉球岛至日本列岛,娶王著王依姬为妻,生子后为神武天皇,是为日本天皇始祖。王勇教授认为天皇的祖先是吴越移民与土著的混血儿,更接近事实。
    著名史学家上田正诏,早在20世纪60年代《归化人》一书中提出“日本古代的王室和贵族,具有中国移民和朝鲜移民的血统……古代的王室及贵族与外来移民氏族之间的血缘交流,在桓武天皇及古代贵族中门第最高的藤原宗族中,可以找出清晰的痕迹。”
    王勇教授统计,在奈良年代和平安时代的39代天皇中,母系出自藤原家族共有20位,竟占半数以上。而藤原氏与外来移民的秦氏具有姻亲关系。
    事实上,平安期嵯峨天皇敕命万多亲王领衔编撰《新撰姓氏录》,在这部官修的氏族谱牒里,共录的1182氏,其中大陆及半岛移民为400氏。“诸蕃卷”中开列的204户大陆移民中,14户先祖是春秋战国帝王的后代。
    元明时,中国人已看到这个问题,元人周致中著《异域志》云:“日本国在大海岛中,岛方千里,即倭国也。其国乃秦始皇时徐福所领童男女始创之国。时福所带之人,百工、技艺、医巫、  卜筮皆全。福国避秦之暴虐,已思遁去,遂为国矣。”显然把徐福视作为日本的开国元勋。
    王恽(1228-1304年)《泛海小录》(《秋涧集》卷40)对元军出征日本的描绘中,提出到日本人自云“皆君房之后”,“君房”即徐福之字,据此,可说“徐福始祖说”出自日本人之口。杨维桢(1296-1370年)《送倭僧还》诗云:“倭师自言徐福后,船头见日如车轮。”明薛俊的《日本考略》[嘉靖九年(1530年)]也如是说:“先秦时,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不得,惧诛止夷、澶二洲,号秦王国,属倭奴。故中国总呼曰‘徐倭’。”《日本考略》是中国人撰著的第一部研究日本的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以上这些纪事,为后世诸书袭用。
就是从整个东方民族迁徙动向看,人类学家埴原和郎推算,从弥生时代到古坟时代,迁居日本的移民总数多达100万人,对古坟时代仅300-400万的人口而言,移民所占比例如此之高,要排除通婚现象的发生是不可能的,况且东渡移民又具备先进文化素质。
    严格地说,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很浓的血缘关系,是建立在日本民族的移民的血缘关系上的。但是接受文化通融的事实,它的模糊性、广义性和面对血统的直接尖锐性是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皇室的血统,大则牵涉到国家的尊严,小则关系到皇位的继承问题,故日本王室的混血问题,是日本史学界的禁忌,就是现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也仍无根本改观,要讨论它不仅需要巨大的勇气,甚至要冒人身伤害的风险,更不用说,在八世纪时,把徐福在《日本书纪》里写进去。
    就举日本政府对古代外来移民称“归化人”还是“渡来人”一事。日本对古代外来的移民称作“归化人”,该词含有蔑视之义,后在朝鲜移民的强烈抗议下,已成废语。目前学术界普遍使用“渡来人”“移民”等词,但日本政府目前仍使用“归化”指称入籍的外国人。据此,日本政府对移民的态度,也可以窥测对日本王室的混血问题的历史问题处理态度。比如后来的桓武天皇(原山部亲王,生母有渡来人血缘)和他户亲王(天武天皇的血统)为皇位继承问题,展开争斗的实质是移民系和天武系的争斗。桓武天皇甚至因造长冈京使唐日混血儿的后代藤原种继(藤原百川之子)遭人暗算身亡而起的一系列事件废弃长冈京迁都,另择葛野之地重建平安京。可见皇族血统有牵一发而动全皇室之恐,所以,在史书上承认徐福,等于公开皇族的移民血统,这是万万不可的。
  2、日本神道。 而且无法抹煞的日本移民历史和日本的神道宗教的宣扬必然发生冲突。因为日本人认为日本是“神国”这一思想,源于神道教的信仰。正是在神道教的基础上,日本人认为日本的国体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他们的国家是无与伦比的,他们的皇室亦是世界上无比的统治者,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神选民族”,是神造成的。他们甚至从日本的地理位置,地处亚洲东端,四面为大海环绕,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而想当然地断言,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万世一系”。民国时期的周作人翻译被日本人看作是神道教“神典”的《古事论》时,提到当时日本“神国”思想势力大到程度,在帝国大学甚至不能讲神话学,因为日本是神国,讲授神话学有亵渎国体的嫌疑。
“万世一系”又怎么能接受一代又一代的移民事实呢?否则无法自圆“万世一系”之说。
3、神佛习合 。但是神道一面表现着和皇室移民混血现象的对抗,一面却又表现出与其的兼容性,结果,神道的复杂性,又使以上矛盾有了微妙的转化。原因两个:
⑴和大陆文化的关系。神道是日本民族原有的宗教意识和宗教信仰的总称。原始神道端倪于日本绳纹时代的自然崇拜,形成于弥生时代的农耕信仰,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受到了来自大陆文化的影响。日本古代的许多神社为大陆渡来人所建,所用的建筑技术来自中国,主管神社的也是秦人,供奉祭祀的是汉族移民系(大陆神系)的神。例如:金立神社,位于佐贺县佐贺市,有上宫、中宫、下宫三层神社,祭祀神都为徐福太神。
    ⑵和佛教的关系。六世纪中国佛教传入日本后,对日本古老的神道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原始神道只是简单的祭祀礼仪和巫术,尚无成熟的理论,根本无法与具有强大理论体系的佛教相抗衡,所以自然而然地依附佛教。在佛教理论和礼仪的影响下,神道思想的发展和理论体系的建立又大大促进了,佛教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中也得以利用神道的诸多信仰。出现了佛教与神道的互通互融、互倚互靠的“神佛习合”现象。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关于徐福几乎只在佛僧中敢于披露的事实,就清楚历史的这一幕并非偶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中,都神秘地寓意着真理。
日本醍醐时代的弘顺大使是真言宗高僧,真言宗又称密宗,它的核心思想是“即事而真”,本着讲真话的教义,所以他会传徐福之说。义楚和尚是对错误理解佛教不满而著《释氏六帖》,在唐时,韩愈就是排佛的代表,他的《谏迎佛骨表》是反对佛道宣传的。所以义楚要传徐福之说,是想以徐福在日本成为神异而反证佛神灵异,来增强中国佛教力量的。
    祖元和尚应执政北条时宗之请赴日,他在日本祭徐福,折射出社稷沦落异族之手,而对日本民族血缘产生寻祖溯源的亲和感。所以1281年,蒙古军攻日时,祖元参与祈祷神佛降伏外敌的活动,他还赠书时宗“莫烦恼”3字,坚定抗敌之志,增强其必胜之心,战后幕府改建长寺为“建长兴国禅寺”,祖元呈文称颂:“……皇天无私,功归有德。……揭此兴国之名,昭示天平之业。”完全站在幕府一边,庆贺元军兵败,这是因为复兴大宋无望,才有在海外认同徐福同一民族之祖的复杂心态。
    所以,1299年执政北条贞时接受元成帝敕命出使日本的普陀主持一山一宁,中日关系才得以些许改善。
    1376年中津绝海和尚来明,是在明太祖朱元璋为倭寇侵扰头痛,两度遣使前往日本,遭日本几番拒绝后由日本政府派遣到来的。相见时,朱元璋是小心翼翼先赋诗赞徐福,想借同系血脉之情再次来表明明朝对恢复两国国交的诚意。此诗实际上在呼应东海彼岸的日执政怀良亲王,因为怀良亲王曾对明第二次遣日本使言:“吾国虽处扶桑东,未尝不慕中国,只因蒙古侵我之事,至今余悸尚存……”可见,在异民族之前,  源远的民族同祖感情有时会大于一个国家的国界。怀良亲王认中国的汉民族,仇恨异族蒙古入侵。朱元璋借诗歌说送中国文化去日本的徐福还没回来,就差一句,我们都是一家人,聊叙亲情这样的直白了。实际上徐福已成了民族亲和的大使,这就是千余年后又提徐福的意义。
(二)徐福文化神佛合一的主观性因素
    上述现象是徐福文化神佛习合的客观性,那么徐福文化神佛合一的主观性因素何在呢?
 1、日本需要思想上自主,精神上独立,树立“真正的日本精神”,甚至走向极端。这就是徐福由人习合神的主观因素。由于日本岛国的封闭性以及历史和文化的后进性,决定日本要发展其自身的思想文化,只能靠引进外来文化的历史。但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同样需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体的独立意识形态,使得日本比任何一个国家更需要摆脱外来文化思想的阴蔽,扮演历史的主角。这就是徐福不载于日本国史的根本原由。因为日本需要造神。祖先的崇拜就是原始的神道。从古到八世纪的民间对徐福崇拜,把徐福当作“司农神”、“蚕神”崇拜,这是日本创造国家神道思想理论的土壤。于是就有了日本是“天照之神肇造之国”,天皇是“万世一系”之神裔,日本的国体是“贯古今而不易,万邦无与伦比之国体”之说法,《日本书纪》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它符合奈良朝廷编写史书的意图:对内强化天皇的绝对权威,对外试图提高日本在东亚的国际地位。它将日本人民对徐福的敬仰转移到创造的“天皇”身上,或者说“天皇”——徐福只是被抽取了“汉民族籍贯”的徐福,成了“日本的徐福”,当然他不能以徐福原名出现在《日本书纪》里。于是《日本书纪》和与之相配合的《古事记》(以传说文学形成的历史),成了国家神道思想理论的原典,徐福被割裂了。这样地理解,我才能明白,一边日本大军进攻中国,一边日本的土地上还大祭小祭地举行追慕徐福的典礼,徐福概念已经模糊了,从“道士”流变成了“神”。这样我才能明白《日本书纪》模仿中国历史“帝纪”的体例编撰,为何要全书博引中国经史子集,这不仅是为了采撷辞藻,修饰文体,更重要的通过借用辞句,将历代天皇造成中国式的帝王形象,向异邦夸示本国之文明开化。
历史是人写的,也可以是人造的,《日本书纪》就这样混合了神话传说和历史,像捣稀泥一样搞混了日本国家的起源。在这种狭隘的国粹主义思想指导下,江户时代的一些国粹主义学者,为了证明日本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伪造过多种“神代文字”,主张这些日本民族独创的文字,在汉字传来之前就已经存在。明治维新时期,侵华日军曾经篡改《好太王碑》的碑文,众所周知。近10年来,日本史前考古捷报频传,旧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不断前推。部分右翼学者喧嚣:“日本的民族祖先并非来自大陆”,  日本举国沸腾,纷纷改写教材书。但事实呢?据有关著名报社记者周密调查,近年引起轰动的数十万年前的遗存,基本上属于人为伪造的。将现代人的主观意识强加于历史,所写的历史失去了公正、客观性。
  2、面对不同时代强大的、先进的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以神道教为中核的日本民族的思想文化,要作出相应的回应,就采用了比较灵活的方式,但是始终坚持自身的优越性、主导性、根本性。这就是神佛习合的又一主观思想因素。主要是通过神佛习合转换过程来说明。由于神道对佛教的冲击,从奈良时代前后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神佛调和思想,到平安时代末期最终形成了本地垂迹说,进入中世的镰仓时代,以这种本地垂迹说为基础,兴起了各种各样的神道学说。但是当神道从佛教理论中汲取了足够的思想营养,其自身就取得了划时代的发展,兴起了以反本地垂迹说为根据的伊势和吉田神道,否定本地垂迹说,提供神主佛从的伊势神道,开始使以神道为主体的独自的宗教思想意识有了体系。以下列举与徐福文化的习合关系:
  ⑴“本地垂迹说”时。“本地垂迹说”出现在平安时代中期,完成于镰仓时代的佛主神从的理论。“本地”指佛的法身,“垂迹”指佛随时随地应机说法的化身,此处指日本的神。本地垂迹说主要强调法身佛为了普渡众生而重返四方,化作日本的神而在日本显现,简称权现。现在在诸富町,建立的金立权现社,那里建着徐福上陆地的“石碑”,当地人都直呼“徐福样”、“权现样”,这是徐福由神习合为佛的一个很好的实证。
  ⑵“反本地垂迹说”时。“反本地垂迹说”其根本反对佛本神迹否定佛主神从,主张神本佛迹或神主佛从,试图确立神道对佛学的优越地位。如北亲房则以神敕和神器为中心展开其神道思想,鼓吹神道精神。他在《神皇正统记》卷首说道:“大日本神国也,天祖始开其基,日神长传其统。唯我国有此事,异朝无其类,故神国也。”认为三种神器揭示出“惟有神道才是治国之要道”的基本原理,强调三种神器在镇护国家,维护万世一系的传说中的作用。我认为这就是北亲房何以在此提起徐福求“长生不死药”之史事的原因,徐福融合于神道对抗佛学又一明证。这是在十四世纪创立的吉田神道就是典型的反本地垂迹说,吉田神道宣称,“日本国是神国,道是神道,国主是神皇,太祖是天照大神。”《神道由来记》里把日本比作太阳,印度比作月亮,中国比作星星,“月为阳之藕生,星为阳之散气,三光皆由吾国而出”,  日本即是“明三国之根本”。 
    徐福神佛习合的极致是走向反动。到了明治维新时期就演变成“祭政一致”,走向日本的国家神道。1877年随同驻日公使何如璋出使的参赞黄遵宪,对此认识相当深刻,认识到日本的“一切国政皆出于神道,则日本所独。世所传方士徐福之说,殆非无因欤。”还推断出“盖所谓神道者即为道教。”黄遵宪认识到神道在促成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何如璋甚至还对日本的建国作了大胆推测,与徐福的三千童男童女出海寻长生不老药的传说联系起来,认为日本传国重器——剑、镜、玺“皆周秦之制”,神道教“首重敬神,亦方士法门”,很明显将神道与中国划上了等号。
         三、结论
    徐福何处去了?二千余年的日本民间的徐福热,和官方文献甚少的反差,偶见佛僧传说笔谈,《日本书纪》只字不见,  日本皇室的移民血统,日本历代君主的君权民族心理,最后聚焦于日本的神道,徐福以他的方士身份隐没在日本的神道里。最善于仿造、转化的民族创造了自己国家政治意志的神,象征性地弥补了强大的外来文化冲击而造成的心理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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