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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家鲁迅和小说家鲁迅“有时会打架”…………………孙绍振
作者: 发布时间:2016/12/22 点击次数:121 字体【

  

杂文家鲁迅和小说家鲁迅“有时会打架”


   一个“刺激性追问”引出的话题


  今天讲鲁迅。原因之一是,鲁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单向地政治化或者说被神化了,以至于很长一段时期里,鲁迅是不能讨论的。
  1986年前后,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在《青海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把鲁迅神化,引起轩然大波。
  当然到了八十年代后期,特别是九十年代,情况有所变化。鲁迅从神坛上走下来,他的思想发展、他的曲折、甚至于他的局限等等,都被一一揭示。
  那么,鲁迅在艺术上怎么样呢?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一上来就很成熟,还是在探索过程中也有波折,也有败笔呢?这就很少,甚至没有人说什么了。
  我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呢?因为受到一件事刺激。大概是10年前,我到澳门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当时有位台湾学者说,我不跟你讨论革命家的问题,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鲁迅作为艺术家,他究竟有什么贡献?
  当时,我们一齐把目光射向来自北京、专门研究鲁迅的学者--比我晚一年大学毕业的学弟,希望他快刀斩乱麻,几句话就把这个问题打发掉。但是,3分钟过去了,他还没有反应。我作为大陆来的学者,很着急也很郁闷:怎么还不讲话?就硬着头皮开口了,是不是允许我来替这位先生答一下?大家很高兴,鼓掌。
  我说,鲁迅究竟伟大在什么地方?我的老师严家炎先生说,他首先伟大在是一个艺术家--小说家、杂文家、散文诗作家,如果他在艺术上不伟大,那在思想上是伟大不起来的……
  而现在,我们的学者,主要是大陆学者,依旧对这个问题“没感觉”。滔滔不绝的演讲,大块的文章,可就是没有回答:在艺术上,鲁迅究竟伟大在什么地方?所以,今天我就想讲讲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大家分享。


  前无古人地写了“八种死亡”


  我以为,鲁迅作为艺术家,他的伟大之处在对中国小说艺术发展有历史性的贡献。
  这个问题,我不能即兴作全面评论,但是我能从一个侧面提供一个线索:鲁迅在写人的死亡方面,是前无古人的。此话怎讲?据观察,在鲁迅笔下,起码写了8种死亡,每一种死亡都不一样。西方文艺理论史上有一种说法,什么主题都是过眼烟云,只有两个主题是永恒的:爱和死亡。鲁迅小说不大写爱,爱都是失败的,他喜欢写爱不成,这个不是我要讲的。我想说的是,他的精彩在于写死亡:有八种之多,且没有重复,这才是大艺术家的范儿!现在就讲讲我认为鲁迅写得最成功的一种死亡。
  你们认为是哪一种呢?(听众:阿Q!)我的想法是,阿Q的死亡是相当成功的,但还不是最成功的,祥林嫂的死亡才是鲁迅写得最成功的。我想从鲁迅早期的著名小说《狂人日记》说起。《狂人日记》里面的关键词语,是关于“吃人”的:“反正我晚上睡不着,打开中国历史来看,满篇都是仁义道德,实际上字里行间都写满了‘吃人’、‘吃人’。”一方面,这是小说的思想光华所在,甚至可以说是历史价值所在。但这只是从思想的价值而言的,从艺术上来说,就有值得怀疑之处了。因为,《狂人日记》所说的“吃人”是象征性的,带着很强的抽象性,而不是感性形象。几乎所有的“吃人”恐怖,都来自狂人的幻觉。这就不足以支持中国历史全是“吃人”的结论。我的意思是说,作品的思想和作品的感性形象之间并不相称。或者从艺术上来说,这篇小说的主题并没有完成,思想的宣泄和形象的构成之间还有比较大的距离。也就是说,这个经典小说有不成熟之处。
  那么鲁迅的哪篇小说,才算是完成了“吃人”的主题呢?我觉得应该是六年以后的《祝福》,在祥林嫂的悲剧中。“五四”期间,许多人写封建礼教、仁义道德“吃人”,但是成为经典的就只有《祝福》。为什么?因为它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关键是它的主题“吃人”,比之《狂人日记》要深刻而丰富。全篇没有“吃人”的字眼,一个人被逼死,没有凶手,有的只是一种被广泛认同的关于寡妇的观念。
  封建礼教很严酷,在农村山区尤其如此。丈夫死了,妻子就成了丈夫的“未亡人”,也就是等死角色,这就是封建礼教的夫权。封建礼教还有一权,那就是族权。儿子属于父母,丈夫死了,属于丈夫的妻子就自动转账到了婆婆名下。祥林嫂遭遇了多重磨难:夫权要求她守节;族权则强迫她改嫁并被强行买卖,及至第二个丈夫病死;儿子被狼咬死后,她又面临世俗对寡妇再嫁经历的歧视及“死后被一劈两半”恐惧的折磨,在精神受到致命性打击后终于崩溃,走向死亡。
  鲁迅的深刻在于:荒谬野蛮的封建礼教观念,不仅统治阶级有,被侮辱、被损害的祥林嫂们也有,甚至已经深入到被压迫者的潜意识里,荒谬到感觉不到荒谬。
  鲁迅一方面看到祥林嫂的苦难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所以“哀其不幸”;另一方面,也看到祥林嫂很迷信,观念中毒到了把自己搞得不能活的地步,所以也“怒其不争”。
  鲁迅就是要启示读者:对寡妇的成见,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可以“吃人”。这就是软刀子杀人不见血,或者用《狂人日记》中的话来说,就是“吃人”没有罪恶的痕迹。


  淡化情节,强化人物“感知错位”


  这节我要讲的是,鲁迅给中国小说艺术带来了什么新突破?他的作品中,显示了一种什么样的美学原则?
  以前,我们的小说是以情节性为主的,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紧扣,都是人物本身的动作和对话的连续。这种方法,鲁迅是不是继承了?是,但不是照搬,而是加以改造,大大地丰富了。大量本来可以白描的情节、转折的关节、在传统小说中重点描写的东西,在鲁迅写得最好的小说中,常常被放到幕后去叙述一下,或者省略了,或者变成了在场人物的交代。前面讲到的祥林嫂的主要遭遇都是间接叙述的。
  鲁迅着重写的是什么呢?是事情发生以后,人们的纷纭感受。在鲁迅小说中,人们多元的反应,成了用墨重点。如《风波》中,对七斤辫子的有无,展开了多元的感知错位:一是七斤的感觉--丧气,自卑。二是七斤嫂的感觉--因为丈夫没了辫子而自卑,反复用恶毒的语言辱骂丈夫,绝望、牵怒于女儿。三是九斤老太的感觉--一代不如一代。四是赵七爷的感觉--幸灾乐祸、自豪,穿上象征性的长衫。五是村民的感觉--畅快,后来又恢复对七斤的尊敬。这一切纷扰由皇帝复辟引起,但皇帝是不是真复辟并不重要。鲁迅所要表现的,是人们因为皇帝复辟引起的感知多元错位的喜剧。
  《狂人日记》的主人公,生活在“自己的怕”里面,每种怕都和生活拉开了错位的距离。读者明白,狂人的被吃之怕,不在真的被吃,“吃人”只是幻觉、扭曲的感觉。
  所以说,鲁迅小说所带来的是情节、事件、人物实际遭遇的隐淡和人物感受的多元错位。情节的感染力不在一环套一环的悬念,而是推动感知发生错位的机制。
  鲁迅最喜欢的自己的小说是《孔乙己》。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在《关于鲁迅先生》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曾问过鲁迅先生,其(按:指《呐喊》)中,哪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译了外国文。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作风。
  鲁迅为什么最喜欢《孔乙己》呢?因为,孔乙己是活在、死在多元错位的感知世界之中。
  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标准的短篇。《孔乙己》所写几乎涉及了孔乙己的一生,但是,全文只有两千八百字不到。这么短的小说,怎么能写得这么震撼人心?
  鲁迅在孔乙己的故事之外,安排了一个看来是一个多余的人物,就是那个小店员。小店员本来与孔乙己的命运八杆子打不着,只是在孔乙己来喝酒的时候能够看到他而已。鲁迅却偏偏选中了这个小店员作为叙述者。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鲁迅的立意是让孔乙己的命运,只在小店员有限的视角里展开。鲁迅省略的气魄很大,那些决定孔乙己命运的事件一件也没有写,如落第、偷书、挨打致残等都发生在幕后,这样就可以省略许多场景直接、正面的描写。
  第二,对事变作在场的观看,只能是对受虐者的痛苦和屈辱的感同身受。而事后的追叙,作为局外人,则可能作有趣的谈资,其间的情致也就丰富复杂得多了。小店员的视角功能就在于,自由的省略和营造复杂的错位的情致。
  这就是鲁迅的匠心,也就是创作的原则,或者可以说是鲁迅小说美学原则,重要的不是人物遭遇,而是这种人物在他人的、多元眼光中的错位观感。
  按说,孔乙己的命运是很悲惨的。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人,又给小店带来欢乐。惜墨如金的鲁迅,在渲染孔乙己带来的欢乐氛围时,很舍得花笔墨:“所有喝酒人都看着他笑”,甚至“哄笑起来,店内店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小说错位结构的焦点,显然就在这种“笑”上:对弱者连续性的无情嘲弄,残酷在对人的自尊的摧残。
  错位的美学功能,特别有利于揭示微妙的精神反差。发出残酷笑声的人和孔乙己,并不是尖锐的二元对立,或者说并没有太明显的恶意,甚至在说话中还多多少少包含着某种玩笑的、友好的性质,但却是对孔乙己残余自尊的最后摧残。孔乙己虽然潦倒,却仍然在维护着残存的自尊。从一开始,他的全部努力就是讳言“偷”,就是为了维护最后的自尊。这是他最后的精神底线。但是,众人--无恶意的人们,却偏偏反复打击他最后的残余自尊。这是很恶毒的,但又是没有明确主观恶意的。这种含着笑意的恶毒,就是冷酷。
  明明是鲁迅式的深邃洞察,但是在文字上,鲁迅却没有任何形容和渲染,只是很平淡地叙述,“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但是,惟其平静、平常、平淡,才显得如此的残酷无情,由于司空见惯,而没有感觉,没有痛苦,寓虐杀性的残酷于嬉笑之间。这就是鲁迅小说艺术的功力。


  杂文家才能一贯强大,小说家才能时强时弱


  有些人认为,伟大的经典是没有缺点的。其实,这个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是有缺点的。
  在鲁迅心中有小说艺术和杂文艺术两根弦,两根弦有的时候构成和弦,有时则互相打架。
  鲁迅的《阿Q正传》很有名,但却不是他最喜欢的。为什么呢?
  为了便于理解,我先概括一下《阿Q正传》的成就。
  阿Q处在社会的下层,也就是精神等级的下层,这是严峻的现实。但是如果安于现实,就没有阿Q了。但阿Q偏不安于现实,但是,现实的改变,哪怕是鸡毛蒜皮的,他只有失败,头破血流。于是就另寻门路,争取精神上的优越。精神优越在现实中也不能实现,就在幻想中,也就是在“变异的感知”中,达到“假定的优越”,在惨败中追求精神的胜利,当然是虚幻的胜利。这是因为,和任何一个小人物(如孔乙己)一样,他有最后的自尊。所以,他的“精神胜利法”,以虚幻的自尊来摆脱屈辱,麻痹自己。有意识地“变异感知”、歪曲现实,这就成为他精神存活的条件。
  这是鲁迅所发现的中国国民性中的劣根性,是很深刻的,我就不去细讲了。我要特别讲讲的是,在写这个现实中的悲剧的时候,鲁迅用的是喜剧的手法,夸张其荒谬性,其间有深刻的思想批判。鲁迅杂文家的才能就不由自主地入侵到了小说当中,而两种文体并不总是能达到水乳交融的和谐。为什么呢?因为杂文是可以直接讲出深邃思想的,而且可以相当夸张地讲,讲得痛快淋漓。但是,小说,特别是鲁迅的小说,其强点则是从人物感知世界的错位中展开,结论上不能直接表述。稍稍超越人物的感知系统,就变成了作者的思想表达,两种文体就可能分裂了,不统一、不和谐了。比如,在写阿Q精神胜利了以后,鲁迅这样写:“阿Q永远是得意的。这或许是中国精神文明关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这样的反讽概括,是杂文句式。
  有时候就产生了争议:杂文中的深刻警策,在艺术上却冲击了感知错位的和谐。如《狂人日记》,“五四”时期就产生了两种意见,不像现在只有一种意见。一种意见以“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傅斯年为代表。他写信给鲁迅赞扬《狂人日记》说:“文化的进展都是由于有若干狂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要爱他,像神明一般待他。”傅斯年认为《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好小说。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鲁迅行文“过火”,针对的是小说直接发表言论。第一个提出鲁迅行文“过火”的人是谁呢?不是评论家,而是诗人朱湘。
  我们再来看一看《阿Q正传》。阿Q受了许多侮辱后碰到小尼姑,不由自主地去把人家的脸摸一下,被小尼姑骂了一顿。阿Q就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尼姑就骂他:“断子绝孙的阿Q!”。他想断子绝孙是个问题呀,我想这是阿Q感知系统之内的,断子绝孙有什么坏处呢?这是鲁迅的原文:
  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应该有一个女人。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我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很有文化的人才知道的经典语录,鲁迅让阿Q来说,不是错位,而是脱位了,阿Q没有这么文雅。而且,鲁迅还代阿Q想下去,下面是原文:
  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这是杂文,不是小说呀!这就是“过火”地放纵了杂文的议论,破坏了小说的感知结构了。小说中,还有若干这样的问题。
  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鲁迅完全有自由写悲剧命运而用喜剧的荒谬来展示人的麻木、民众的劣根性。但是作为小说,其人物的可信度就要受到质疑了。第一个质疑这个的不是我,是何其芳先生。1956年,他写过一篇《论阿Q》,表示了他的怀疑,在那种情况下他真有勇气,不过没怎么展开,只是点了一句:只是在阿Q上刑场,写他的麻木,把“文人的玩世不恭、游戏人间”写到了阿Q的头上,自己读来感到“不安”。由此是不是可以作这样一个假定:《阿Q正传》没得到鲁迅特别青睐,原因可能是,有时候写得太游戏化了,太杂文化了。
  能不能这样说:在鲁迅的心灵深处,有两个才华,都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是杂文家的才华,以深刻犀利为特点;一个是小说家的才华,以独特的感知错位为特点。杂文家的才能一贯强大,而小说家的才能时强时弱,一不小心就失去平衡。
  我觉得,鲁迅作为一个杂文家和小说家,都是很了不得的,以至于我们现在还找不到这样一个人。但两种才华的发展、成熟速度并不一样,杂文家的才华发展速度非常快,在“五四运动”初期就成熟了。而小说家的艺术才华成熟得慢一些,经过探索,经过变革,经过突破乃至经过挫折,才逐渐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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