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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青年观…………………………………………………阎晶明
作者: 发布时间:2016/12/21 点击次数:94 字体【

 

鲁迅的青年观


    表情冷峻、文风更加冷峻的鲁迅,他的内心究竟有多少热情,这些热情的流向究竟在哪里,从来都是人们争说不休的话题。由于鲁迅复杂的心境,他的文字也总是传达着复杂的感情,这既对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鲁迅造成困难,也使鲁迅的同样一段话语引来涵义不同甚至相反的阐释。鲁迅对青年的态度,就是一个众说纷纭、歧义不断的话题。
  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的鲁迅已经37岁,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但他并没有真正扮演“青年近卫军”的角色。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胡适、冰心、叶圣陶、茅盾、郭沫若、郁达夫等都要“年长”十岁以上,比起后起的进步青年,他更像一个“长者”,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或许更重要,鲁迅的思想成熟较早,他不世故,却看得清世故;他不喜欢老成,却非常吝惜自己的热情。凡事他都会在质疑中观察、思考然后做出判断,鲁迅自己也有时并不喜欢这样的作法和状态,时在反省中。这种质疑的思想使他发出的声音有时并不能为人理解,并会引来一些怀疑、误解甚至攻击,“保守”、“世故老人”等等反而是鲁迅在世时很早就得到的“名号”。如何解读鲁迅对青年的态度和评价,因此就成了研究鲁迅思想时的一个重要课题。


青年应该“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


  鲁迅的文章里,“青年”是出现频率很高的词,生活在一个“风雨如磐”的时代,一个“因袭的重担”压得人难以承受的中国,鲁迅把革新的希望寄托于青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三闲集>序言》)他心目中的中国青年,应该是敢于前行、无所畏惧,勇于对“无声的中国”发出真的声音的前行者。他们也许不无稚气,但这稚气正是他们挣脱束缚,去除羁绊的表现。
  在鲁迅心目中,青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五四新文化运动热潮中的鲁迅,对中国青年的热血和激情给予充分肯定。《狂人日记》曾把中国的历史比喻为“吃人”的历史,他在杂文中也在这样的比喻下向青年发出呼声:“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灯下漫笔》)
  青年的重要使命是为“无声的中国”呐喊。青年应当承担怎样的使命,鲁迅并没有那么具体的指引,在表达对青年的愿望时,他更像一个文学家,希望中国的青年能够发出“真的声音”。“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无声的中国》)为了这样的“真”,鲁迅从不计较他们因此做出的选择是否周全,是否“合乎情理”。“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倒也还不失为一个有些豪兴的青年。然而也要有敢于坦白地说出来的勇气,至少,也要有自己心里明白的勇气。”(《新的事故》)
  鲁迅是思想者,他自己的性格中有少有的早熟和冷静,这同他少年时代起就看到“世人的真面目”有关。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来自这种几乎是天生的深邃,也有时让他自己觉得是一种难以挣脱的约束。他对青年则另有希望。只要是敢于前行的青年,即使他们身上有初出茅庐的幼稚,但仍然让人看到未来的希望,所以他对这幼稚不但可以原谅,甚至认为是青年区别于老年的重要标志。“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无声的中国》)比起衰老和腐败,幼稚是青年性格中可贵的一部分。
  在鲁迅的心目中,青年就应当是敢于说出真话,敢于挑战传统和权威,敢于抛弃诱人光环的人。他们会因此受伤,会经受各种各样的打击,但青年的成长也正依赖于这样的考验。“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野草·一觉》)
  作为一个背负着沉重的传统重担的“过来人”,一个青年时代在黑暗的小屋子里抄古碑的“中年人”,鲁迅深知青年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的艰辛,知道他们内心无法战胜的“毒气”,这也是他对青年最大的担心。“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就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华盖集·忽然想到(十至十一)》)“中国现今的一部份人,确是很有些苦闷。我想,这是古国的青年的迟暮之感。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当陶元君的绘画展览时》)真正的青年,应该选择没有顾忌地前行,“我们更无须迟疑,只是试练自己,自求生存,对谁也不怀恶意的干下去。”(《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青年应走自己的路


  鲁迅的青年观里,很重要也很特别的一条,是他并不希望青年苦苦寻找什么指路者。他认为,只有那些敢于照着自己确定的目标勇往直前的青年,才能在血气方刚中见出真性情。从这个角度上,鲁迅对被认为是“导师”或自认为是“导师”的人给予无情的嘲讽。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鲁迅眼里的青年和年龄无关,并不是年纪轻的人都可以统称“青年”。“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在这些类别里,鲁迅只欣赏那些勇于前进的青年。
  鲁迅告诫的是那些要前进的青年,至于像华小栓那样的“青年”则不在此列。前进的青年必会面临如何在歧路上选择的痛苦,他们或者会寻找一个“导师”来领路,从而走上一条自己认为的捷径。鲁迅要提醒青年的是,这样的导师寻不到,没作用,所以没必要。“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导师》)
  鲁迅为所谓的“导师”画过像,这画像让人想起高老夫子和四铭等小说人物。“中国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
  (《我还不能带住》)鲁迅的这一描述和他最为厌恶的“文人学者”、“正人君子”正好切合,他因此向青年发出自己的忠告:“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导师》)
  需要指出的是,青年们不必顾及“导师”劝告而执意前行,是鲁迅自始至终的观点和态度,并非从他开始有了论敌才特别指出。早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里,鲁迅就曾指出:“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也就是说,青年们不要把青春和生命用来等待“炬火”,而应努力地去发光发热。


青年的分化令人失望和警醒


  如前所述,鲁迅对青年并不是一概而论的。五四初、中期,鲁迅将青年按状态分成“醒着”、“睡着”、“玩着”和“前进”的几类,1925年,在《论睁了眼看》中,鲁迅对青年的“形象”表达过不满:“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到后期,他更强调青年在“精神”上的不同,这使他对青年的态度更加谨慎,更不愿以年龄简单对待。“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三闲集>序言》)
  本来,鲁迅对青年的希望如同自己当年的理想一样,用文艺的火光去照亮国民的心灵,然而现实却并不那么令他乐观。“我现在对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想有希望的青年似乎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看见一个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而他们却以为他们比我新一二十年,我真觉得他们无自知之明,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小’的地方。”(1926年12月2日致许广平)这样的观点一直没有改变,“十余年来,我所遇见的文学青年真也不少了,而希奇古怪的居多。最大的通病,是以为自己是青年,所以最可贵,最不错的,待到被人驳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他就说是因为青年,当然不免有错误,该当原谅了。”(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
  后期鲁迅对某些青年的失望已不止是“文学青年”的“不作为”,而是对某些青年的品行感到失望甚至厌恶。“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但我觉得虽是青年,稚气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见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1934年11月12日致萧军、萧红)直到去世前几个月,鲁迅甚至愤愤地对友人说:“我看这种私心太重的青年,将来也得整顿一下才好。”(1936年5月23日致曹靖华)“我说句老实话罢:我所遇见的随便谈谈的青年,我很少失望过,但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他大抵是呆鸟。”(1936年10月15日致曹白)


鲁迅对青年的现实关心


  鲁迅自己没有青年的姿态,更没有“导师”的作派和“架子”。他最讨厌就是摆“架子”的自以为是者。对青年,他有教诲,但他时常提醒自己和青年,且不可将自己作为青年的榜样甚至偶像对待。鲁迅有自我解剖的自觉,他深知自己身上有“毒气和鬼气”,他非常担心自己“绝望”的心态和看穿一切后的沉稳太过感染有为的青年。“所以,我终于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北京通信》)是否从青年身上看到被自己否定的心理特征,甚至成了鲁迅对待和评价青年的一个莫名的标准。1924年9月24日,在致李秉中信中,鲁迅说:“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这种奇怪的心理反应,正可以见出鲁迅的自省和对青年的期望。
  想到青年用带着体温的钱购买自己的书,鲁迅就更会感到对青年应负的责任。“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写在<坟>的后面》)他希望中国的青年勇于担起社会的责任,如果没有见到令他兴奋的情景难免会失望。“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华盖集>题记》)
  但鲁迅的思想中有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并不希望青年无谓地流血牺牲,他从不鼓动青年用自己的热情去硬碰残暴。他在“三一八”惨案前不主张许广平等学生前往执政府游行,一方面是他对军阀残暴有真切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对青春生命的珍爱。“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三闲集>序言》)他真心希望青年们对人生有一个更加明确、长远的目标。”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北京通信》)可见,鲁迅对青年的忠告里又有另一番情感在里边。实在话说,鲁迅对青年的态度因此有时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看到青年充满热血和激情、不顾个人安危的勇猛;另一方面,但又非常害怕青年因为这份勇猛而牺牲;更同时,他怀着美好的愿望,愿有为的、正直的青年能够保证”生存“、越过”温饱“、求得”发展“。这也就是鲁迅为什么时常要对青年发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同时又担心自己的言论、心情影响了青年进取的步伐。他在理想的激发和现实的关心之间时有犹豫、矛盾之处。
  鲁迅是一位对青年十分看重的”长者“。他对青年的爱憎表达得十分直接。对殷夫、叶紫、柔石等青年作家,尽管他们的创作并不十分成熟,但他特别看重他们创作中的血和泪的热情与投入,赞赏他们的锋芒如”林中的响箭“。他对萧红、萧军等青年朋友的亲切与温和,让人看到鲁迅的另一面风采。他同青年木刻家们亲切交谈的照片,至今让人观之动容。同时,他对周围不时出现的一些狡猾、老成,趋小利、重私心,夸夸其谈、沽名钓誉的青年,则怀着戒心,充满厌恶,绝不以”青年“的名号原谅他们。
  鲁迅的青年观,不是这样一篇小文章可以描述全面、总结到位的,并且有很多思想,渗透在并不直接以”青年“为主题的小说和杂文中。但这是一扇打开鲁迅思想和情感世界的窗户,这窗户是时时闪着光的所在,让人随时感受到一种人格的风范和思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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