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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与记忆的可能中潜行……………………………………刘元举
作者:刘元举 发布时间:2009/11/3 点击次数:1365 字体【


在现实与记忆的可能中潜行

    2007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元举先生来到万松浦书院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并接受了万松浦书院网站的采访。
    采访者:万松浦书院网站海林(以下简称海)
    受访者:刘元举(以下简称刘)

    海:刘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万松浦书院,并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听说您祖籍山东龙口,这是您第一次回到故乡吗?对于故乡,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刘:这不是我第一次回到故乡。第一次是在九年前。中国散文学会在龙口搞了一次笔会,当时我作为中国散文学会的常务理事参加了那次笔会。其实,参加那次笔会的更大兴趣,还在于能够回祖籍看看。
    我的祖籍在黄县的龙口。我父亲16岁时离开龙口闯关东的。我一直在梦中想象我父亲从哪个码头上的船,想象父亲乘坐的那艘简陋的木船遇到风浪时的样子。那次,我找到了我的祖宅,院落还在,一个影壁墙,一个小四合院,影壁墙上还有个“福”字,很大,典型的胶东农村普通老百姓家的样子。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父亲登船的码头。那里已经被现代化的码头取代了。虽然那就是父亲登船时的码头,但和我想象中的那种青石板铺成的,周围是浪花飞溅,踩着礁石上船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对故乡,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为什么说熟悉呢?是因为这片土地让我找到了很多熟悉的东西。比方说我在问路时,说话人的口音和我父亲的口音一模一样,这是一种熟悉的乡音。再看那些庄稼,那些田野,那些用石头砌成的房子,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熟悉的。还有大海,无论过了多少朝代,海水总是不断地扑向岸边,又不断地退回去。这种潮起潮落,这种岁月的更替,这些特色的地域文化,我觉得都是熟悉的。陌生的是什么?是现代的新建筑,现代的吊车,现代的码头,等等,给我的印象就是龙口这个城市和中国所有的城市一样,既有文化沉淀的东西,又打破这种沉淀,去搞现代建筑,现代城市。在现代味道的时尚追逐方面,这个城市和别的城市一样。我非常不希望我的祖籍的龙口有太快的城市化节奏,但是没有办法。中国所有的城市都以你无法预料、无法把握、无法判断的速度进行着城市化的覆盖。所以,我最深的印象,就是这个城市里边既有我想像的东西,印证的东西,又有我始料不及的东西。
    海: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什么原因促使您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
    刘:严格说,是从1974年。那时,我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一个整版,写我姑姑的一次奇特的旅行。我姑姑在哈尔滨香坊粮库工作,但她却坐着一列押运车,押运一火车的粮食到了大连。这种活儿都是五大三粗的老爷们干的,还从未有过女人去做这个。那时候虽说是文革后期,但社会也不够太平,一个纤弱女子,能有这样一段经历,很震憾我。她给我讲一路上的冒险,讲得“叱咤风云”。我一想,把这个写成小说倒不错,就写出来了,取名叫《半边天》。这事让我姑姑很是高兴。这应该是我开始创作的时间。
    我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的原因,还是因为文学对于我有一种寄托和倾诉的作用。倾诉就是你想要说出你想说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写成文字。寄托更多的是属于少年时代,总有一种内心的东西,对外界的感觉无法填平自己的内心,就想找一种寄托,就找到了文学。当我读书或写作的时候,每每进入这样的状态,我会感觉到自己很崇高,很神圣,感觉到心灵找到了一个归宿。比如说罗曼•罗兰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约翰•克利斯朵夫小的时候,没有人和他玩,他就一个人坐在地毯上面,坐着坐着,他感觉到地毯就像一片海洋,他把地毯想象成海洋,我觉得这显示了他的艺术天赋。我觉得很多搞文学的人,他们早期童年的经验,童年的感受,对他们后天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
    海:关于您的创作,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您的创作跨越不同领域,涉及不同题材。迄今为止,您陆续推出了有关钢琴音乐、建筑艺术、中国西部以及欧洲建筑与文化等多个专题系列。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创作道路?是什么让您打破专业领域界限那坚硬的外壳,并取得成功的?
    刘:就创作来说,我是不愿意和别人走同样的道路的,我总想走出自己的特点来。我早期写小说。写了二十多年小说,有不少被评了奖,但写着写着,我就发现我能写出来的东西,别人也能写出来,有的人比我写得还好,这让我很困惑。于是我就想尝试一下我自己的各种可能。换句话说,我做的这种可能,别人没有去做,这样我就会有别于他人。这是我主观的一个想法。这些年下来,回头看看,我自己也挺惊讶,大概有六七十万字的建筑作品,如《表述空间》《追逐建筑》等,有一百二三十万字的钢琴作品,如《中国钢琴梦》《天才郎朗》等,包括摄影长卷散文《用镜头亲吻西藏》《梦游意大利》。我自己拍的照片,并且根据照片写下的十几万字,图文并茂。我选择这样的写作方式也可能跟我的遗传有关。我父亲16岁闯关东,除了因为生活所迫之外,我觉得骨子里面还有另外一种东西,就是要出去闯荡,去看看海那边更广阔的世界。我想,我的父亲既然能够走出龙口,走到海的彼岸,我为什么不能走得更远些呢?
    近期出了一部书《追逐建筑》,上、下卷。上卷写的是国内建筑,从北到南,我由东北出发,一路南下,西安,北京,深圳,东莞;下卷写国外的建筑,由东往西,由东方写到西方,奥地利、比利时、德国、法国等等,我要从中寻找到某些东西。如果说我父亲只是到东北这片土地的话,我比他走得更远,更辽阔。我涉猎的面广,可能就是因为我渴望拓宽我的视野,当我拓宽我的视野之后,我渴望把我的感受、我的发现变成文字,告诉读者。
    我觉得我是一个从零起步的作家,我没有接受过“贵族式”的、“高楼深院式”的写作训练,一切都是自己摸索。所以,我更希望多开阔一些视野,多一些本事。说透了,尽其所能地为自己“充氧”“充电”,尽其所能地释放自己的能量,然后打开各种门扉,去认识世界,认识艺术。
    至于你提到我是如何打破专业领域界限那坚硬的外壳,并取得成功的,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实际上我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多功夫的,比如说我刚才谈到的我读过的音乐方面的书籍,包括《肖邦传》《肖邦在巴黎》《李斯特传》《帕格尼尼传》,还有那个创作《新大陆》交响曲的德沃夏克的传记,还有涅高兹的音乐理论,还有郑延益的音乐评论等等,这些著名音乐家的传记我读了若干。还读了相关的音乐理论,还有杜保尔的《键盘上的反思》等。杜保尔是美国一位非常棒的音乐评论家,同时他还是一位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每年搞大师班都邀请我去进行学术交流。这些东西都是至关重要的体会和感受。建筑方面,我跟中国上百位的建筑大师有过交流,采访过他们,并研究过他们的书和建筑作品。包括中国目前比较活跃的一位建筑设计大师叫马国馨,曾参与设计了亚运村的主会馆,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院长。还有一位著名的建筑大师叫张锦秋,我曾专程去她家中拜访过。包括香港建筑大师锺华楠等等,中国建筑界的很多人我都与他们有过交流,这些都是客观的东西。回过头来想,我怎么样把一个陌生的领域变成我驾轻就熟的写作领域,我觉得重要一点,是靠感觉和悟性。比如让一百个演奏家来弹贝多芬,就有一百种风格,一百个人听贝多芬,会有一百种感觉,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记得有一次在上海音乐学院,傅聪在贺绿汀音乐厅弹奏《莫扎特协奏曲》K595时,我听到身后有名女子哭得泣不成声,但是也有很多人没有什么感觉。还有一次,是去年在深圳举办的国际协奏曲比赛,有一位来自四川的年轻钢琴演奏家叫沈文裕,他弹拉赫曼尼诺夫的《第三号钢琴协奏曲》,有一个老外当场激动地蹦了起来,高声叫好,激动无比。我们知道西方人一般不愿意大声喧哗,这就是音乐给予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造成的。我觉得不一定非得通晓乐理知识才可以欣赏音乐,每个人都有听音乐的权利和听音乐的理由,和听懂音乐的权利与听懂音乐的理由。这个理由是什么?你在最安静的时候,在最虔诚的时候,在最能够集中精力的时候去听一个曲子,你肯定能听出东西来,你并不需要按照别人编写的音乐欣赏手册去听音乐。我觉得我之所以敢去写这些东西,能写出些文章来,原因在哪里?就是我始终用一种真诚的心灵去感悟它们,把感悟出来的东西化为我自己的东西,然后去表述它。可能是因为这样,即便你是外行,内行的人也尊敬你。
    有一次在杭州西湖开建筑会,我在会上有一个发言,中心是谈我对斗拱的理解。斗拱是什么,是古建筑挑檐下面承受力点而托起房盖的那部分,工字形的,一个套一个,环环相扣,一嘟噜一串的,起分解压力作用的。那个符号叫斗拱。它是古建筑最重要的一个部件,承上启下,把上面的压力化解开,化到四梁八柱。斗拱这个符号,我觉得就像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我指的是儒教文化的知识分子的特点:不愿意出风头,不愿意抢占最高的地方见阳光,它整个的光芒被房盖遮住了,它只是在下面默默承受着压力,多么沉重的压力都默默无怨,它不是梁,但实际上斗拱起到的作用是最真实,最重要,最默默无闻。中国的知识分子被认为是物美价廉,他们不抱怨,无论遭受什么样的委屈,总是在默默地忍受,以至于扭曲。我觉得历史上很多知识分子都具备这种精神。这是我通过“斗拱”这样一个部件得到的体会。比如说在音乐方面,我听傅聪弹《莫扎特协奏曲》,我并不能说清楚傅聪演奏的每一个细部。这一小节应该怎样处理,那个和弦应该怎样的力度,这个琶音为何要这样弹,但是,我听傅聪的演奏,我能够无比强烈地感受到一种震憾。就是一位老人不甘心被海水吞没,挣扎着要攀登上一个岛屿的奋力抗争。
    我们知道,钢琴家在演奏时,应该着装整齐,头发一丝不乱。但那天傅聪的头发全乱了,手已经不够用了,他在借助纷乱的头发展示力量。我感受到他摇头的那一瞬间,就是要用头去撞击礁石,撞击得一片破碎,最后完成了莫扎特的595。当时我感动得不得了。不完全是被音乐感动,我是被他的精神,他的那种力量,他的绝望中的挣扎。后来我跟那些搞音乐的人提到我的这种感受,他们就劝我不要告诉傅聪,说傅聪可能会痛苦。我没有听他们的,有一次和傅聪聊天的时候,我就把我的真实感受告诉了他。傅聪听后非常高兴,他说我是一个真正听懂他的音乐的人。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悟性,一种独特的体会,这就是听懂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尤其是音乐,音乐不只是一种解释,就像建筑,像文学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这里面,首先要有所发现,要有自己的体验,激发内心的感受,然后化成文字,去感动别人。建筑是什么?比如说教堂建筑,无非是通过巴伐利亚的彩窗,通过哥特式的钟楼,通过管风琴的声音,通过壁画等各种东西,色彩、采光、建筑材料、空间格局等各种东西来刺激着你,感染你,升华你。于是你认识到:啊!这就是建筑。
    这些都是手段,当你把这些手段一一剖析之后,你就自然而然记住了什么叫建筑。当你听过无数种声音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最好的音乐。当你翻读过无数本书之后,你肯定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小说。当你没有读过这么多建筑书籍的时候,你没有倾听这么多钢琴大师的演奏和读过那么多关于钢琴的书,你会感觉太深奥了,很难写。但是当你都一一领略之后,你会觉得“坚硬的外壳”,不再是外壳,它会和你的心灵呼应在一起,你会很轻松地去谈建筑,谈音乐。而且,最大的好处在于“无知者无罪”,永远不怕他们说我外行。正因为永远不怕,所以永远在他们那些“内行”之上。为什么呢?因为我比他们看得更多,我比他们接触得更多,他们是专业方面的人材,我不是他们那个专业的,没有框框,没有羁绊,可以海阔天空。
    海:纵观您的创作,我们发现您笔下的人物形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历史与现实生活里的强大者、成功者,同时也包括悲剧式的英雄;另一类则是处于不同历史条件或社会环境下的普通人,以及生活中的弱势者和逆境里的奋斗者。两类人物形象有着本质的区别,您是如何将其统一于您的创作之中并实现您的创作主张的?
    刘:两类人物形象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也有着一种你没有发现的相似之处。成功人士与不成功的人,他们的天赋相差并不大,都有成功的可能,但他们之间有微妙的变化,一瞬间的变化,但就是这种变化可能会带来天地之差。我更愿意去考察成功的真谛,命运之中的那种奥妙。对于赖特也好,巴顿也好,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灵魂上的东西,是一致的。无论是建筑家,还是钢琴家,他们是不一样的,但他们身上却有惊人的相似,对灵魂的感悟上惊人的相似。反过来说那些小人物,他们身上有着悲悯情怀。就像之前我们谈的,一个好作家一定要有悲悯情怀,要有宗教意识。不会对弱势群体没有感觉。尼采看到马被鞭打,会感到痛苦,会落泪。李叔同看到一片叶子落到地上会落泪,我觉得这种人是真正具有悲悯情怀的。他们内心的那种对事物挚爱到极致的程度,让人感到震撼。成功者也好,不成功者也好,英雄人物也好,非英雄人物也好,他们作为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我愿意去寻找,去把握。这是第一。第二,他们灵魂上的东西,我愿意去寻找,它能够引起我的共鸣。第三点,他们作为生命的状态,会引起我的关注。最后,我从他们身上都能够发现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去实现我的主张。我特别希望能够用心灵的力量去感动别人。
    海:您曾徒步穿越青藏高原,也曾深入柴达木盆地腹地,您用镜头和笔记录、感受着西部。西部对于您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刘:意味着让我摆脱平庸,摆脱琐碎,摆脱失望。这种感受来自我对城市的厌倦,活在城市里太“痛苦”了,人就像是城市的一个附件,是城市里的一块砖,城市生活就像是建筑工地上循环往复的传送带,把砖一块块运走,再一块块运回来。我在《西部生命》这本书里有很多文章表达我对城市的批判。城市格式化,城市平庸化,城市喧闹化,城市世俗化,城市压抑化等,我都提出了批评。而且我寻找到了大自然的那种赤裸裸的敞亮,那种痛快。但我觉得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觉得西部有神灵,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论。我曾说过我在追求“神性散文”写作,西部具有“神性”,除此之外我还没有发现其它地方有“神性”。你知道唐古拉山海拔5000多米,你能想像海拔5000多米有多高吗?你肯定会说比摩天大楼还要高,其实你到山下一看,很矮很矮,像个大虫子趴在那儿。到西藏看念青唐古拉,看珠峰,一点也像想像中的那么高。为什么?因为你发现你站的地方海拔已经很高了,整体的隆起才能够达到高峰。汕头大学的考卷曾选了我的作品《生命之源》,是说我在黄河源头遇到一匹狼,那一瞬间,我人性的全部弱点暴露无遗,人性的怯懦,我怕狼扑向我,我手中紧紧抓着一把匕首,随时准备它扑过来。我紧张得要命,脚发麻,头皮发炸,身上的相机也不敢动,不敢拍它。但当我无比紧张的时候,狼看都不看我一眼,从我身边走过,当狼过去之后,我又感受到了一种耻辱,我这么认真隆重地对待它,人家却不理睬你。那个时候你就会感受到狼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动物。在那一瞬间,你会知道人性中所有的弱点为什么会变成弱点,而你也会体会到狼在它那个族类里面是多么的高贵,多么的孤傲。那个时候,我就被那只狼所震憾,我意识到这才是我所要撰写的散文。就这样,我发现了“神灵”,我觉得狼就是“神灵”。后来我又发现一种对生命现象的诠释,在柴达木发现了一只鸟,当我们的车在柴达木跑了一天,连一个活物、一棵绿草都看不到的时候,突然在公路中间立起了一根“棍子”,走近了发现那是一只鸟。这只鸟使劲地仰着脖子,一只脚站着,一动不动。当我们冲上去想抓住那只鸟时,它一下子飞起来了,在飞起来的一刹那间,它的翅膀好大,飞行的弧线好生动。后来得知它是一只黄鸭,柴达木有四种鸭,这种黄鸭的生命力最顽强。据此,我写了篇散文:《一种生命现象的诠释》,发表后,网络上有了转载,将题目改为《一只渴望性生活的鸟》。我认为这只鸟是一只“神鸟”,这也是发现的一种“神灵”。美国学者伯恩斯写了一本书《野生动物的性生活》。他研究了三十八年的野生动物,得出了一个结论:哺乳动物在发情期的时候,它会用生命去撞碎所有的东西。他举了个例子,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头白熊在发情期的时候跑上了大街,到处拦车,破坏交通达一个半小时。美国人喜欢动物,没有人敢撞它,最后好不容易才把它带走。伯恩斯说的是哺乳动物,但我发现的鸭子不是哺乳动物,在发情期也在寻找“爱情”,通过这个,我写了柴达木的石油工人,他们严重缺少爱情,他们争抢着爬到几百米的井架上,为了看一个穿红衣服的人,以为是一个女人,结果摔死了。可见,他们渴望到什么程度。类似这样的反映人性的东西。柴达木还有骆驼,我觉得骆驼特别懂人性。骆驼拉着水,结果它自己干渴到极致,站不住了,像板房一样“哗啦”一下坍塌了。勘探队长想把骆驼拉起来走,骆驼满眼泪花,需要给它点水喝,但队长坚决不允许。水只能留给人喝,骆驼拉了一路水,我觉得这都是有“神灵”的东西。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走向祭坛》,写的是我一个人往黄河源头走,我觉得是走向一个巨大的祭坛,天空离我这么的近,天上还有苍鹰,我觉得像死亡的符号,鹰翅膀展开不动弹,像熊掌似的,带尖的,不像是长出来的,我认为是用刀削出来的。就是那种感觉,在天空,它等着你随时倒下。我觉得鹰充满着“神灵”。在黄河源头,满地是乌鸦,让人感觉恐怖死了,还有秃鹫,全是“神灵”。“神”是什么?我认为是超越了脆弱的人的思维之上的东西。整个西部是个巨大的具有“神灵”的磁场,搞艺术的人最好去西部,很多人都在西部获得了“真经”。我觉得我最好的作品也是写西部的,像《西部生命》、《用镜头亲吻西藏》等。在西部我发现了很多东西,可以和“神灵”对话。等我回到了城市,我就没有了那种激动,那种感受。西部给予我最重要的是灵魂上的东西,灵魂上的洗礼。更何况西部还有纯朴的人,他们对我都非常好,我在那里获得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体验。
    海:您用十几年的时间关注钢琴,并以激扬的百万文字写出钢琴人生、钢琴文化和钢琴历史来,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您如此迷恋钢琴?何以对钢琴写作如此投入?
    刘:首先钢琴是我非常热爱、非常敬重的一件乐器,钢琴是“乐器之王”,钢琴来自于贵族,是有钱人、有文化的人玩的乐器。最早与钢琴的结缘,是在一次坐火车的时候。我在卧铺车厢里,听到一位搞音乐的教授说,弹钢琴可以开发提高孩子智商。我相信了那位教授的话。在孩子四岁的时候,我就给她买了钢琴。周围很多的人见我家孩子弹钢琴,也受到影响纷纷买钢琴了。那是1984年,中国正赶上钢琴狂热。然而,我女儿却不喜欢弹钢琴,她妈逼着她弹。我女儿就哭,她这一哭,我就很痛苦,就想研究研究钢琴,看我女儿适不适合弹钢琴。说到底就是对女儿的爱,促使我来研究钢琴。后来,我去了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这两所最高学府,实地考察了钢琴种种,写出了《中国钢琴梦》这部长篇报告文学,1991年出版。这是我的第一本写钢琴的书。出版后,全国有七八十家报纸杂志连载和选载,铺天盖地的,包括香港的《广角镜》杂志也选了其中的篇章。在那部书中,我的调子是比较低的,我决不是鼓励孩子们弹钢琴,我举了很多带有惨痛教训的例子,我不希望人们盲目地去学钢琴,我是想用这本书给钢琴狂热泼冷水的。在书中,我有很多思辨的东西。很多人读了我的这本书之后,也不去学钢琴了。但就在去年我去四川,我在前面曾提到的很有名的钢琴演奏家沈文裕,他爸爸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刘老师,我们就是被你的《中国钢琴梦》“毒害”了,我们看了你的书,才决定让我们的孩子学钢琴。
    我想我写的书影响了国内许多的孩子,尤其是写了《爸爸的心就这么高》和《天才郎朗》之后,大批的孩子要学郎朗,包括为了要和我见一面,有的竟从加拿大,从拉斯维加斯赶过来。这让我感动着。
    此外,还有一种因素促使我写钢琴。那就是钢琴的文化。它是高贵的,而我们这个民族现在正渴望高贵,我们崇洋,崇名酒、名车,崇拜名钢琴家,但究竟什么才是高贵?究竟怎样才能达到音乐的高贵?这些秘密都是我非常愿意去研究的。何况,我本身也是非常渴望走向更高贵的精神追求。这自然而然就和我内心追求的东西达到了一种吻合。我不断地去参加音乐会,我也曾站在音乐学院的讲台上去讲钢琴文化,而且我讲完了以后,他们还写成文章,在《钢琴艺术》杂志上刊登出来,题为《音乐与文学的融汇》,谈听我讲课的体会。正是这些东西,让我感到写钢琴很有价值。
    海:您曾谈到生土建筑是人类最具魅力的建筑,生土对于人类的生命有着永远的魅力。混凝土终究要成为城市的垃圾,僵硬的无法融化的垃圾。为什么会这样说?
    刘:现在人们都有回归的情怀,回归原生态。就像我们穿衣服,穿了这么多年的料子,现在布衣服最值钱了。我们住了那么多高楼大厦,最后发现“玻璃幕建筑”一点好处都没有,它给城市带来了多少热量。夏天的时候,“玻璃幕”折射太阳,给城市增加了好几度,这会浪费多少空调,多少电。现在西方观念又转变回来了,渴望着生土建筑。生土建筑现在是建筑界非常时尚的提法。美国的一位建筑学家曾告诉我,现在美国建筑的墙已经不用水泥和混凝土了,用的是木板,里面塞满了废纸搅成的浆。这种建筑老旧了以后,不用爆破,一推就倒,将来还能长出树来。而混凝土建筑将来打都打不碎,砸都砸不烂,将来城市肯定消耗不了,又不能回收,肯定是垃圾。我说的生土建筑是人们对未来的一种追求,以前住的窑洞,冬暖夏凉,适合居住。还有用坯盖的土房,坯是泥土的,夏天吸热,磁砖和玻璃是不吸热的,所以土和人类是最为亲近的,人类离不开它。
    海:面临着“商业文化”和“全球化”的挑战,您认为中国的作家们该做些什么?
    刘:现在活跃在中国舞台上的主角是企业家,是娱乐名星,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理想和浪漫主义时代,而是一个娱乐消费的时代,作家已经被边缘化了,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作家首先能活好就行了。比如说现在作家中有许多人耐不住寂寞,“下半身写作”,网络上把自己打扮成“木子美”式来写作,还有什么“美男作家”“美女作家”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活得不好的。要想活好,首先要找到自己的定位,认清你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怎么样来适应你所生活的环境,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来把握住自己。中国的作家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只要你写的是真文学、真艺术的东西,就没有人来管你,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别人我不好评论,我作为一名专业作家,该做什么,我非常清楚。在2003年前,我一直在做杂志,从普通编辑到后来当主编兼社长,那段时期可以说我做的更多的是行政方面的工作,为了办好杂志,想着怎么赚钱,怎么扩大市场,怎么提高员工的待遇,让每个人都活得高兴。这些事做起来很难,因为现在办杂志很难赚钱。到了03年,我便明白了,我应该搞专业创作,当一名真正的作家,按着自己的意愿生活,按着自己的意愿写作。“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需要“独善其身”,需要“修炼”自己,因为很多人都在浮躁,你必须沉潜下来,把自己“修炼”或“悟”到的好东西,传达给世人。
    海:您长期在《鸭绿江》杂志社担任编辑和领导工作,在信息丰富、文化多元的今天,文学杂志该坚持怎样的风格与宗旨?
    刘: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难在哪里?难在你无法坚持自己的风格和宗旨。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带着镣铐如何跳舞》。由于很多限制,再加上定位不是按照市场来定位,已经失去了很多读者。在信息丰富、文化多元的今天,我觉得文学杂志不需要很多,有几个就够了。像《小说月报》《当代》《十月》《收获》等等。
    海:您认为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近期您有哪些研究和写作计划?
    刘:我认为好的作品,比如说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回忆》,茨威格的《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他四十年前就能写出来比亲历“文革”还棒的高压下的政治寓言小说。还有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等。我觉得好作品太多太多了。什么是好作品?就是你读完以后不能忘记它,而且不断地在你内心起着回荡作用。
    近期我还是读书,读最好的作品,读名著。很多书我都准备系统地读。另一方面,我还要写些东西,写城市的精神和物质。换句话说,就是利用我的所长,这些年来的积累,写音乐和建筑。我最近接手了一本书,是中国作协扶持的重点作品,写深圳的钢琴和深圳的建筑,钢琴和建筑对这个城市所发生的作用。
    海:能谈一下您对书院的感受吗?对于书院的未来您有些什么希望和建议?请您能对我们的网友说几句话?
    刘:看到书院的建筑让我很喜欢。这种建筑是不张扬的。书院用的外墙砖给人后现代的感觉,而且在空间的处理上,起承转合,给人一种回味感。书院的环境我也很喜欢,院子里有很多松树,松树林不但让人感觉到宁静,松树本身就带有一种风格,对热量,对寒冷的耐受力都是很强的。它会经得起城市的喧嚣的冲击,也会拥有海洋般博大的胸怀,海纳百川。你们的定位很好,做的事情也很得体。对你们未来的希望和建议,我觉得首先定位要准确。书院和作协,和文学院不一样,在书院,读书是至高无上的,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过去讲读书是为了救中国,现在讲读书是为了美化灵魂,为了提高人生境界。我想更重要的是书院要能够培养人才,能够为当地或全国培养人才,这要看书院能够辐射多远。我更希望座落在我祖籍城市的书院能够多为当地培养文学作者,一些渴望读书的有志向的年轻人,能够让他们成为学者型的作家。中国目前最缺的就是学者型的作家,我期待着龙口的万松浦书院能够培养出像林语堂一样的学者型作家。在这里,我借用罗素的一句话送给广大网友——最美妙的并不是星光密布的苍穹,而是人类对它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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