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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雷达
作者:雷达 发布时间:2007/4/27 点击次数:2101 字体【

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
——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城市文学讲坛”的演讲


  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经常会谈到文学的物质基础及其思想文化背景,谈到现在文学的生产机制和运行模式等方面的变化,但我今天想着重谈一下当下文学的精神资源,当下中国作家的精神状态,以及进入新世纪以来创作上的一些重要变化和创作中的重要阙失。

直面当代文学的不和谐音

  近来文坛上比较热闹,出了不少花边新闻,什么“裸诵”,“乞讨”,“梨花体”之类,让人看了感到遗憾甚至悲哀。但要看到,大部分中国作家还是心存神圣,在自尊地、艰苦地、大胆地探索着,辛勤地创作着,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最近有记者问我对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等言论的看法,还有的问我对于网上流行的“中国文学已经死亡”、“中国作家已经死亡”、“中国评论家已经死亡”、“中国文学理论已经死亡”、“中国教授已经死亡”等“十大死亡”的看法。这被称为“垃圾论”和“死亡论”。顾彬的话后来有所澄清,但主要意思还是清楚的。问题都提得非常尖锐。我觉得下一个“悼词性”的整体否定的结论也许比较容易,而我更欣赏的是一种分析的态度,一种能就具体问题提出真知灼见的批评态度。我希望尽可能多看原作,在真正了解中国文学品性的基础上再去下结论不迟。其实这些激烈的言辞里不无合理的成分和某些严酷的真实,也涉及到了当前中国文学面临的危机问题。
  去年七月,我发表过一篇题为《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的文章,谈的也是问题和危机:比如,生命写作、灵魂写作的缺失,正面精神价值弘扬的缺失,精神超越性的弱化,原创性的缺失等等。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文学已经死亡了,或者只剩几个诗人值得一提。比如,说《狼图腾》是宣扬法西斯主义,有没有道理呢?有一定道理,但未免失之偏颇。这本书的文化宣言部分破绽较多。我曾写过《〈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批评得也非常尖锐,认为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还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如果没有上帝,人啊,是什么都可能做的”,指出滑向极端的危害性。因为书中认为中国的人种狼血太少了,羊血太多了,如果改换一下血液配方,让狼血多一点,转换成狼文化,中国人就厉害了,这当然是错的。但是,细读文本,又不能不承认,在生态层面和形象层面,它对文革期间的瞎指挥,粗暴的行政干涉对草原的破坏,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思考,以及狼的团队精神和狡黠凶顽的野性方面的精彩描绘,富于原创性,能带来一些震惊化和陌生化的效果。这也是《狼图腾》吸引很多读者包括外国读者的原因。
  今天我们讲精神生态,也并不是要下个什么样的结论,而是分析今天中国文学所面对的问题。近来文坛上比较热闹,出了不少花边新闻,什么“裸诵”,“乞讨”,“梨花体”之类,让人看了感到遗憾甚至悲哀。但要看到,大部分中国作家还是心存神圣,在自尊地、艰苦地、大胆地探索着,辛勤地创作着,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我注意到,胡锦涛同志在不久前举行的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这才是站在世界和全球的高度上看问题,不是那种局囿在国内的眼光。站在世界的高度,那就要追问我们文学的国际形象怎么样,国家的文学魅力怎么样,以一种新的标尺来要求。事实也是这样。比如今天一个微妙的变化是,很多中国作家不再将世界文学简单视为西方文学,那种与西方文学潜在的隔阂甚至对立心态发生改变,向着共生共融方向行进,也把自己视为世界文学的一分子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正在上升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文学如何在建设和谐文化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我们曾经讲了多少年的斗争哲学,非此即彼,现在提出和谐理念,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我理解,和谐不是绝对的同一,不是统一律,不是“同”而不和。如果只存在一种声音,那不叫和谐,和谐强调的是和而不同,不同的音调才能组成美妙的音乐。一个调好了音的琴和弦,显得很宁静,其实有内在的紧张性和不同力量在一个更高程度上的调和。如果不和谐,弓可能折了,弦可能断了。看不见的内在和谐,比表面上的和谐更重要。对于追求政治理想上的和谐,社会观上的和谐,大家是一致的。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家如何处理他的创作,政治家的政治与文学家的政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作家来说,如何在和谐理念的大背景下,处理悲剧意识,处理苦难意识,处理贫富悬殊题材,如何大胆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可能都是需要深入思索的新课题。事实上,为了和谐,更要敢于直面差异和矛盾,直面不和谐音,大力克服它才是通向和谐之途。

市场的力量与文学的分化

  文学有自己的标准,最有钱的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发行量最大的不见得是最有价值的。
  新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环境、经济生活,价值取向,审美精神确实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七八年前,我们谈论私人小汽车,还只是个梦,离我们很遥远;七八年后,小汽车在一些大城市里急剧膨胀,有的地方已经开始限制了。现在我国互联网的注册数达一个多亿,手机注册近四个亿,石油消耗居世界第二位。这些都反映了经济高速发展。神六上天,我们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载人能力的航天国家,这都是我们感到非常自豪的。但也要看到精神层面的生态中存在的逆人文态势:贫富悬殊,能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真情缺失,友爱难求,诚信危机,贞操淡薄,贪污腐败,怀疑永恒的种种现象同时存在。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复杂语境。
  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语境下,就出现了我要谈论的“新世纪文学”。为什么不叫“新时期文学”呢?我觉得该换一换了。这绝不是玩新术语,这个名字其实是历史给的,是时间给的,是文学自身的发展需要给的。我们叫新时期文学已经叫了三十年了,跟现代文学史一样长了,就像一个人,小时候你可以叫他的小名,等他长大了,结婚了,你若还叫他小名就会别扭,并失去新鲜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纪文学和之前的文学是不一样的。
  必须看到,“新世纪文学”的出现是有一个准备期的,忽略了这个就不科学了。这个准备期大约从1993年开始的。它是一种市场经济比较充分条件下的文学。现当代文学一百多年了,如果用不尽科学但接近事实的说法来看,它经历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三四十年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文学,还经历了五十到七十年代的阶级斗争的文学,以及八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至今,进入了一个以较充分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文学时代。简单地说,进入市场后,精神的东西变成了商品,文学写作越来越技术化了,文学也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还涉及到今天我们作家的生存状态。如今的文坛早已是三分天下:纯文学刊物、市场化出版、网络传播,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坛了。最近我看到作家“富豪榜”,不知热衷此道的人想说明什么。恐怕只能说明,作家队伍也在贫富分化。但别忘了,文学有自己的标准,最有钱的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发行量最大的不见得是最有价值的。最近易中天讲三国、于丹讲论语、刘心武讲红楼、阎崇年讲清史,都很火,这一方面说明文学和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市场价值的厉害,把文学娱乐化、通俗化、人情化、实用化了。
  现在不断有人提问,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里却出不了伟大的作家,出不了大师级的大学问家?对此我的想法是,现在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无权威的、趣味分散的时代,很少有一件事物,一位作家、艺术家能得到全民集中地认可。我发现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都说没有想到自己能获此大奖。现在要形成一个大家公认的大师和权威,在作家生前就做到这一点似乎比较难。而且,大师和权威的树立需要时间的辨识,甚至数代人的阅读和筛选。这只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是否与日常化的、平庸的、商业化的时代有关系呢?消费与享受,往往消磨人的热情和浪漫的激情,以致那种巨大原创力的作品很难产生。当然这只是外在原因。难道我们今天中国的作家就没有自身主体弱化的问题吗?当然有。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谈到作家的几个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比如市场需求之多与作家库存不足的矛盾;透支的矛盾;市场要求的出产必须快与文学创作本身的求慢、求精的规律之间的矛盾。此处不再多说。

新世纪文学“在路上”的迷惘与期待

  城乡文化的冲撞,以及由此产生的错位感、异化感、无家可归感空前强烈。今天的中国文学有多少已经把这个现实写出来了呢?
  下面我从文学本体方面谈一些主要看法。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土化的叙事变得越来越突出了,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变成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以乡土叙事为例,这几年的一些乡土作品虽然没有达到令人十分满意的高度,但有些作品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例如《生死疲劳》中体现出来的奇思、变形和想象还是值得我们去回味的。贾平凹的《秦腔》,写得那么实,那么黏稠,主要依靠生活的细节和原生态缓慢向前推动。我读了以后一个最突出的感觉是它的无名状态,也就是我们不能用一种简单而鲜明的东西来概括它。其实这部作品还是有其文化内涵的,一个是土地,一个是秦腔,前者是乡土的象征,后者是文化的象征,都是盛极而衰。铁凝的《笨花》走向了宽广和诗意,体现了华北大平原特有的审美意象,反映的是普通老百姓平凡的、不惊不乍的世俗烟火,作者摆脱了传统的和她之前固有的视角,表现出一种难得的概括力。又如阎连科的《受活》,也不是很好读,作者在试图探索一种惨烈化的中国式叙述。阿来的《空山》写的是藏文化的解体,但他强调的是共通的人类性的视角。乡土叙事是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最深厚的一片领域,对我们的文学非常重要,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但它主要体现在纯文学作家中。而现在书店里最畅销的是面向城市的东西,比如犯罪小说、官场小说、言情小说、校园小说、青春小说、科幻小说、玄幻小说等等。都市叙述与乡土叙述,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