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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院的藏书与刻书…………………………………………曾建华
作者:曾建华 发布时间:2007/2/1 点击次数:3739 字体【


古代书院的藏书与刻书


  “书院”一词,源于唐朝。作为一种历时千余载的独特教育机构,它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起始时作为官方设立的书院,其主要职责是“掌刊辑古今之经籍”。至宋代,书院演变为我国民间聚徒讲学的一种教学组织。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历代书院总数当在六千六百所以上。
    书院存在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学问,培养人才,传播知识,而与此相关的书院藏书与刻书活动,在中国出版史中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文以载道”,研究学问、培养人才、传播知识须臾离不开图书。有鉴于此,我国古代书院,特别是著名的书院,大都建有藏书楼,拥有丰富的藏书。例如,宋代书院著名的藏书楼计有:嵩阳书院藏书楼,岳麓书院御书阁,鹤山书院尊经阁,丽泽书院遗书阁,溪山书院崇文阁,白鹿洞书院云章阁,扎溪书院明经阁,龙山书院六经楼等。至清代,书院藏书受到普遍重视,凡建书院即谋藏书。因此,各地书院都创建了名目繁多的藏书处所,收藏经史百家之书,以为师生研习讲诵之资。
  追根溯源,书院的藏书来源大致有四:
  一是御赐,历朝皇帝经常赐书给书院。宋初四大书院中,就有白鹿洞、嵩阳、岳麓三大书院得过皇帝的赐书。白鹿洞书院得书的时间最早,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当时应江州知州周述之请,宋太宗赵光义将国子监所印《诗》《书》《易》《礼记》《仪礼》《周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儒家九经赐给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在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得到皇帝所赐的印本九经。岳麓书院在宋初也两度得到皇帝赐书。第一次是在咸平四年(1001年),应潭州知州李允则之请,宋真宗赐国子监诸经释文、义疏及《史记》《玉篇》《唐韵》等书,藏之书楼。第二次是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其时山长周式以“学行兼善”,办学颇有建树而受到宋真宗的召见,并被任命为国子监主簿。周式坚请回山教授,乃赐给内府中秘书、鞍马,并御书“岳麓书院”匾额,以示彰显。
  二是社会贤达、文人墨客常有对书院赠书之举。《碑传集》卷十七载:张伯行“建鳌峰书院以祀宋五先生,广置学舍百二十间于会城,俾有志正学者肄业,出家所藏书千卷,充牣其中,又广搜先儒文集遗书,次第刊布,士皆鼓舞振兴,理学复明”。该书卷一百十一载:李兆元“闻耿逸庵倡学嵩阳书院,君命子瀚往问策,复购书送藏书楼”。《续碑传集》卷二十五载:胡林翼“为箴言书院,悉以家所藏书纳其中,使人知务实学”。该书卷二十一载:湖南巡抚李尧栋“以公币五百缗(一千文为一缗)购书以惠湖南岳麓书院之士子”。
  三是书院自刊书籍。如江阴南菁书院曾专设书局刊印图书。王先谦《自定年谱》卷中,有光绪十二年(1886年)正月的《奏报岁试五属情形及设局刊书事宜》一文,其中提到:“臣昔于阮元所刊经解外,搜采说经之书,为数颇多。抵任后,以苏省尤人文荟萃之区,檄学官于儒门旧族,留心搜访,时有采获,共得近二百种,都一千数百卷,类皆发明经义,为学者亟应研究之书。稔知宁、苏两书局,近来经费不甚充裕,未能刊此巨帙,因就近于江阴南菁书院设局汇刊,曾函知督抚臣在案。臣已捐银一千两鸠工缮写。”南菁书院刻有《续皇清经解》和《南菁书院丛书》,都是重要的解经和考订经书的著作。实际上,书院刊书除备以自用、扩充院藏的目的外,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它在保存典籍、传承文化、传播知识等方面亦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功用,书院刻书已然构成了我国古代图书出版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是在社会上采购书籍。有些书院地处僻壤,藏书来源受限,就派人到社会上求购书籍。元代的四川草堂书院藏书甚丰,究其图书来源,《草堂书院藏书铭》记曰:“蜀都阻于一隅,去之万里,孰云能阻,稽于版籍,询于文献,北燕南越,西陕东吴,有刻则售,有本则书,仆输肩赪,车递中汗,厥数惟何?廿有七万,载之以舟,入于蜀江……”另据《碑传集》卷七十一载:冯光裕“喜读书,好礼士大夫,笃交谊,葺贵山书院,取诸生文行优者肄业其中,僻远,无从得书,遣官之江南,购经史群籍数千卷,俾纵读之”。《续碑传集》卷二十八载:黎培敬,视学贵州,葺诸书院,“以边隅贫僻为广购经籍,逮牧令律例医药之书,罔不毕备”。同上书卷二十八载:广东巡抚马丕瑶,在他巡抚广西时,“兵燹后文籍荡然,奏刊有用书,并请各省局官书藏书院中,惠学者”。曾鉌,简放陕西督粮道,以“督粮道故总司通省书院事,公乃为延各师主讲,广购东南诸官局所刻书籍,遴高才生肄业焉,陕人之知有正学而讲求时务,自兹始也”。
  书院多方搜集书籍的结果,使一些著名书院的藏书富甲一方,社会上鲜有其他机构能出其右。例如,欧阳厚均在掌教岳麓书院期间,就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聚书活动。据《(嘉庆)湖南通志》第六卷末《岳麓书院新置官书总目录》22—23页记载:“右经、史、子、集分贮肆柜,共三百三十函,计三百八十七部,三千二百七十一本,统计一万零五十四卷。”其中版本较好、传本稀少、史料参考价值较大的有:1)殿版《子史精华》《唐宋诗醇》;2)明毛晋汲古阁校刊的《说文解字》《十七史》《乐府诗集》;3)邵远平撰著、清乾隆扫叶山房刻本《元史类编》;4)明商词浚刻的《辞海》;5)湖南巡抚陈宏谋编辑、清乾隆刻本《陈氏遗规六种》;6)明唐富春家刻本《新编古今事文类聚七集》;7)清海绿轩朱墨套印本《文选》;8)清雍正刻本《邵二泉分类集义杜诗》;9)汪立明编订、清一隅草堂刻本《白香山诗集》;10)明李东阳的《怀麓堂全集》;11)清阮学浩、阮学浚编次并补遗附录的《本朝馆阁诗》;12)清程洵、叶抱嵩等编录的《本朝馆阁赋》;13)清俞长城编次的《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共四十八卷,收录了宋王安石、陆九渊、文天祥等七家,明于谦、薛瑄、李东阳、李梦阳、王守仁、归有光、黄道周、董其昌等九十一家,清初刘思敬、张玉书、陆烂、赵炳、李光地、金居敬等十九家关于制义方面的名著。
  再如西湖书院在我国古代刻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藏书亦甚丰,为此专门编有《西湖书院书目》。更具特殊意义的是,西湖书院收藏有原宋国子监雕刻书板片,“凡经、史、子、集无虑二十余万(片)”,约三千七百卷。另据泰定元年(1324年)书院对这些书板进行整理后所编《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载,计有:经部四十九种,约一千一百卷,其中包括《易》《诗》《书》《春秋》《谷梁》《公羊》《论语》《仪礼》《孝经》《周礼》《尔雅》《说文解字》等;史部三十五种,约一千六百卷,主要有《史记》《汉书》《三国志》《南齐书》《北齐书》《宋书》《陈书》《梁书》《周书》《刑统》《资治通鉴》《唐六典》等;子部十一种,近百卷,主要有《颜子》《曾子》《荀子》《列子》《扬子》《文中子》《武经七书》等;集部二十四种,约九百卷,主要有《韩昌黎文集》《苏东坡集》《张南轩文集》《曹文贞文集》《张西岩集》《林和靖诗》《宋文鉴》《文选文臣注》等。
  概而言之,书院丰富的藏书主要供研究学问(著书立说)和培养人才使用,历代有许多人因此成就了功名。例如德化人何登棅著《石渠丛览》,“始取材于豫章书院之官书,其后官宗学教习,益得尊藏赐书而遍读之,标新立异,起例发凡”,功在书院。又如寿杨人祁叔颖年轻时因其父主讲甘肃兰山书院,前往省亲,“因留侍焉。书院故多藏书,乃以其暇研精经史,纵览诸子百家。公之殖学稽古,蔚为一代儒宗,实基于此”。但从另一侧面来看,它亦为书院的刻书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书院刻书以其藏书为基础,以书院的学习、研究活动为依归,但它本身亦受到当时外部环境与内部因素的推动与影响。
  从外部环境来看,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出版活动变得愈加便利,书籍数量日增,书院不仅加大了藏书量,而且借此刻印书籍。宋版书中就有所谓“书院本”,如婺州丽泽书院重刻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二卷;象山书院刻袁燮的《家塾书抄》十二卷;龙溪书院刻《陈北溪集》五十卷;建安书院刻《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卷,别集十一卷;竹溪书院刻《秋崖先生小稿》;豫章书院刻《豫章罗先生文集》;屏山书院刻《止斋先生文集》;龙川书院刻《陈龙川先生集》;龙山书院刻《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鹭洲书院刻《汉书集注》《后汉书集注》等。元代书院发展速度较快,据曹之先生考证,元代书院刻书见之于记载者有:兴贤书院刻《滹南遗老集》;广信书院刻《稼轩长短句》;宗文书院刻《五代史记》《经史证类大观本草》《本草衍义》;梅溪书院刻《校正千金翼方》《类编标注文公朱先生经济文衡》《书集传纂疏》等;圆沙书院刻《周易传义附录》《广韵》《大广益会玉篇》《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记纂渊海》《皇鉴笺要》《山堂考索》;西湖书院刻《文献通考》《国朝文类》《金陀粹编》;武溪书院刻《新编古今事文类聚》;龟山书院刻《道命录》;建安书院刻《蜀汉本末》;屏山书院刻《止斋先生文集》《方是闲居士小稿》;豫章书院刻《豫章罗先生文集》;南山书院刻《广韵》;苍岩书院刻《标题句解孔子家语》《记纂渊海》;临汝书院刻《通典》;桂山书院刻《孔丛子》;梅隐书院刻《书集传》;雪窗书院刻《尔雅郭注》;圭山书院刻《黄氏补注杜诗》;风林书院刻《元草堂诗余》;中溪书院刻《周易本义附录集注》;阳平书院刻《声律发蒙》;象山书院刻《北史》,等等。明万历朝是继嘉靖之后,书院刻藏图书的另一个高峰期,其中如北京的首善书院、江苏的东林书院等,刊刻了当时讲会的《会语》,广为流传,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清议影响甚大。明中叶以后,王学传播迅速,与当时书院刻书的流布具有极大的关系。至清代,书院的出版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刊刻图书成为大规模的经常性活动,形成了正谊堂、广雅书局、桂垣书局、尊经书局、南菁书局、经苑、味经刊书处等闻名全国的书院专门出版机构。
  从内部因素来看,书院的鼎盛时期,亦是我国古代学术研究的繁荣时期:宋代理学和书院并起;明代心学和书院同盛;清代汉学复兴使训诂考证之学勃兴。由其性质决定,书院刻书与政府官刻、书坊刻书及私人刻书之间有联系亦有区别:它既有内容的广泛性,包括经、史、子、集、丛诸部,又有较强的针对性,即重点为本书院师生学习、研究所用,故很少刊刻御纂制书,也几乎没有面向民间的农桑卜算、阴阳杂家、启蒙读物以及戏曲、小说类的文艺作品,而主要集中刊刻学术性著作,尤其看重师承学派,讲求自成一家之言。著名学者顾炎武在论及此时说道:“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所事,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不贮官而易刊行,三也。”一语道出了书院刻书的真谛。具体而言,书院所刻书籍可分为如下四种类型。
  其一,刊刻书院师生读书札记、研究成果。如《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系辑其弟子九十九人的记录而成;又如苏州正谊书院设日记,记每日所读的书籍,有心得,有疑惑,都记录在日记上,《学古堂日记》就是正谊书院学古堂师生日记的汇编;关中书院也刊有《志学斋日记》;岳麓书院多次刊印过书院学生的论文集,以《岳麓书院课艺》《课文》《岳麓会课》等名目刊行。至后世,这些书籍大都成为有一定价值的阅读古籍的工具书和参考书。
  其二,刊刻书院教学所需名家读本和注释本,作为阅读之参考书籍和典范本。如朱熹专门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经作注,成为南宋时期书院的主要教材,南宋以后更演变为各级学校及科举考试的指定参考书。又如清代刊印经籍之风极盛,在以经史训诂为主的书院中,刊印各种经籍更被视为必作之工。阮元创建的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学海堂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杭州诂经精舍刊有《诂经精舍文集》共八集。广州学海堂刊印经籍最多,如《学海堂经解》,包括清代经师注疏的书籍一百八十种,共一千四百卷;《学海堂文集》四集,共九十卷,收集了五百人的著作。
  其三,刊印历史上重要的丛书、文集。如广雅书院设广雅书局,刊印《广雅丛书》,把唐宋以来的史部书籍大部分都囊括在内,搜辑堪称完备。另外,广州菊坡精舍刊有《菊坡精舍文集》,南昌经训堂书院刊有《经训堂书院文集》,四川尊经书院刊有《蜀秀集》等等。
  其四,刊刻历代先儒大师的学术巨著和本院山长等人的名作,其目的在于将这些学术性著作流传于世。如宋建安书院刻有《朱文公文集》《续集》,龙溪书院刻有陈淳的《陈北溪集》,竹溪书院刻有《秋崖先生小稿》,豫章书院刻有《豫章罗先生文集》,屏山书院刻有《止斋先生文集》,龙川书院刻有《陈龙川先生集》等等。又如岳麓书院末任山长王先谦,在经学、史学、文学、宗教学诸领域颇有建树,经其编选的著作有两千多卷,修撰的著作有一千多卷。
  此外,有些书院还刊印有关自身历史的志书,如岳麓书院分别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2年)、同治六年(1867年)、同治十二年(1873年)刊刻了《岳麓书院志》《岳麓书院续志》《岳麓续志补编》;道光年间欧阳厚均又主持刊印了《岳麓山长传》《岳麓诗文钞》等,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研究史料。
  综上所述,书院刊印之书不仅入藏本院藏书楼阁,惠及师生,而且为其他各书院的藏书楼提供了丰富的藏书。例如清代台湾鹿港的文开书院拥有图书二万余部,三十余万册,若以一般书院每册(本)三卷左右的概率计算,将近一百万卷,其藏量之巨,在中国书院藏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清代后期,随着封建制度趋于没落,书院制度亦完成了历史使命,但它连同藏书和刻书活动,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乃至藏书史、出版印刷史上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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