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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谢有顺
作者:谢有顺 发布时间:2006/10/31 点击次数:2684 字体【

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


  二○○五年十月十七日十九时○六分,享年一百零一岁的伟大作家巴金在上海逝世。他的逝世,意味着那一代知识分子已经彻底离开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只能在书本上见到他们了。他们退出现实,是为了更好地进入历史。尤其是巴金,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象征——他的逝世,只会使这个象征意义变得更加显著。这个活了一个多世纪的老人,他的写作史和生命史,其实像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一样复杂。他曾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但也曾接受当局的号召亲赴抗美援朝战场;他主动批判过无辜的朋友,但醒悟之后曾以文字的形式向这些朋友郑重谢罪;他在荒唐年代曾经怯懦,但他后来为自己的卑怯真诚忏悔;他曾天真地信仰某种新生活,但也曾被这种生活所惩罚,并在往后的岁月中一直带着这些痛苦记忆活着……他成功地通过心灵漫长的挣扎、变化、反思,完成了对自己百岁人生的完美谢幕。因此,他今天留给我们的印象,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了,他更是一个热情的人,一个有良心的人。
  这样的作家,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当代,已经快要绝迹了。现在的中国人,普遍忘性大,对历史的创伤、现实的苦痛,越来越漠不关心;愿意背负历史重担的作家也越来越少。就此而言,巴金作为一个正直的、良知觉悟的人,今天尤其值得我们尊敬和推崇。
  巴金的离去令许多人悲痛。我在昨天刚刚拿到的《巴金纪念集》(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版)一书中,看到了数以百篇自发的怀念文章,大多出自当代中国的知名人士,他们在谈论这个世纪老人的时候,无不洋溢着一种难以言表的伤怀和发自内心的崇敬——这是不多见的文化现象。巴金贯穿一生的真情怀,在最后的时刻,感动了无数具有同样情怀的人。“一个时代结束了”,这样的句子,这十几年来,几乎被用来形容每一个文化老人的离去,然而,直到巴金逝世,人们才真正感受到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在他之后,我们很难再看到这样有力量的心灵了。很多的知识分子,心灵曲线是单一的,不复杂,也不丰富,即便经过了挫折和失败,他们的思考往往也无大的进步,更谈不上向我们展现新的勇气和信念了。时代的无情磨碾,断送了现代中国留存下来的许多优秀的大脑。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思想停滞,导致中国文人的精神人格极度萎缩,独立、自由和创造的品质,也从文人的文化生活中普遍退场,到今天,斯文扫地的事,大家都见怪不怪了。但是,一种绝望从哪里诞生,一种希望也会从哪里准备出来。那些破碎而坚韧的心灵,在合适的时候,总是会从废墟中被重新聚拢起来,进而发出自己庄严的声音,所谓“天不灭斯文”,此是也。
  巴金是最早从“文革”废墟中觉醒过来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晚年所写出的《随想录》,成了当代中国公认的反思历史、悔悟自己的精神旗帜,通过它,巴金在知识界也成了一个直面苦难、抵抗遗忘的榜样。你很想想象,从写出《家》、《春》、《秋》这样的名著,再到写出《随想录》,这中间隔着的几十年,巴金的写作几乎是一片空白——尽管这期间他也在政治的夹缝中写了不少作品,但就文学本身的价值而言,并不具有多大的代表性。一九八二年,巴金自己也说:“我不久前编自己的选集,翻看了大部分的旧作,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从一九五○到一九六六年十六年中间,我也写了那么多的豪言壮语,我也绘了那么多的美丽图画,可是它们却迎来十年的浩劫,弄得我遍体鳞伤。我更加惊奇的是大家都在豪言壮语和万紫千红中生活过来,怎么那么多的人一夜之间就由人变为兽,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寝皮’。我不明白,但是我想把问题弄清楚。”(《未来》)由此看,这个时候的巴金,已不认同那些“豪言壮语”、“美丽图画”了,他知道这都是在时代意志的作用下写的,是大脑独立思考能力衰退之后的产物,是他写作生涯中并不美丽的插曲,因此,他迫切需要一次重生、一次醒悟,以把自己从这种放弃独立意志的思想盲从的状况下解救出来,从而赓续上早年所扎根在自己身上的“五四”精神。
    于是,《随想录》诞生了。
  晚年的巴金是幸运的,历史给了他还债的机会——“讲真话”。“《随想录》是我最后的著作,是解释自己、解剖自己的书”,他说,老托尔斯泰给他指出了一条路,“改变自已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这就是讲真话。”(《巴金全集·后记·之二》)相比之下,许多与巴金同龄的作家就没有这样的幸运,比如胡风,早年被鲁迅称为“明明是有为的青年”,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因“胡风集团案”获罪后,历经几十年的磨难,脑子坏了,七十年代末出狱后,再想写东西,已经没有可能了。
  巴金也经历过残酷的人生,也长时间失去过自我,但他是少数在晚年对自身为奴的境遇有所觉悟的作家,因此,从精神意义上说,他比同代的许多作家多走了不止一步。《随想录》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巴金使自己的苦难记忆及其反思成了一份历史备忘录,成了这个时代新的醒世恒言。要像巴金那样站出来清算自己曾经有过的荒唐和卑怯,坦然面对历史和自身的污点,这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经过血与火的教训,他本可选择遗忘,删除记忆,或者把所有的错误都推给那个罪恶的时代,从而轻装上阵,重新生活——很多和他同时代的人都是这样做的。但巴金做不到,因为他的心觉醒了。他知道自己不能像沈从文那样,死前能说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尽了自己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转引自巴金:《怀念从文》),他无法这样坦然,这样轻松,他觉得自己对历史有愧,他蒙难的良心也不让他安静离去,他需要一种正直的声音来告慰自己的残生,“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了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那么就让我的心长久燃烧,一直到还清我的欠债。”(《怀念从文》)
  那么,巴金是怎样还债的呢?他为自己找到的方式是“把心掏出来”,“讲真话”。由此可见,他承认自己以前并没有活自己真实的心,而他欠的债,正是心债,是一个“假”字。当时整个社会都假话连篇、谎言遍地,巴金自然也深陷其中,像喝了“迷魂汤”一样,“我断了念,来一个急转变,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十年一梦》)这是很真切的感受。没有深刻的觉悟,没有承担的勇气,一个名作家,是不堪面对如此破败的自己的——有个哲人说,人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
  是啊,一个解放前还是民主、进步、自由的战士,“一个急转变”,就中了催眠术,喝了迷魂汤,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这个转变过程的确叫人痛心,它仿佛正应了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所说的:“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巴金后来反省道:“我的‘改造’可以说是从‘反胡风’运动开始,在反右运动中有大的发展,到了‘文革’,我的确‘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给改造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就因为这个,我却让改造者们送进了监狱。这是历史的惩罚。”(《巴金六十年文选·代跋》)有了这种痛彻心腑的创伤,巴金对“四人帮”、“文革派”、“造反派”才充满仇恨,“真想一口一口地咬他们身上的肉”。(《春蚕》)《随想录》被称为是一本滴血的书,是有根据的,它“把一切丑恶的、阴暗的、残酷的、可怕的、血淋的东西集中起来,展览出来,毫不掩饰,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牢牢记住,不能允许再发生那样的事”。(《纪念》)他说了很多现象,记述了很多关于“文革”迫害人的细节,反思的力度,今天看,当然还有不够深入的地方。毕竟,光罗列现象,谴责自己,还不足以审视人类和苦难记忆之间的关系,还不足以保证悲剧不再重演。对历史的反思还需要整体性的思想转向和制度变化来作后盾和保障。但那个时候的巴金还做不到这一点。尤其是“文革”刚结束那段,具体说,是在一九七九年以前,巴金对现实的反思,还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比如,那时的他,还是简单地以为“文革”的罪恶都是“四人帮”造成的,对罪恶的根源没能做更透彻的追问。他当时写的文章,一再使用“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种习惯性的字眼,似乎从未想过,“文革”的旷世灾难,毛泽东也要负很大责任。或许他心里隐约知道一些,但受时代语境的局限,无法直接说出来——这当然是我们后人对他的善意猜测了。
  应该说,巴金的反思是和时代一同往前的,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才走向真正的成熟。这一方面是他自己的思想在前进,另一方面,也不否认意识形态对“文革”作出的新的否定性结论,尤其是邓小平执政以来,大胆地推翻“文革”、重新评价毛泽东,壮大了巴金对历史作出新的判断的胆量——他的后半生,虽反复强调独立和自由,但听命、遵命的精神色彩,其实一直没有在他身上抹去,这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巴金在那个时代只是重申了一个常识。“讲真话”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常识,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居然隐匿了几十年,直到噩梦过去,才由巴金所大声喊出。这看似奇怪,又一点都不奇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其实都是在为常识的恢复而斗争,而流血,每一点基本真理的重现,中国人都需付出巨大的代价。前一段,手机里流行一个短信:“给孩子们讲那很久以前的事:那时天空是蓝的,庄稼是长在地里的,猪肉是可以放心吃的,耗子是怕猫的,坏人是怕好人的,法庭是讲理的,结婚是先谈恋爱的,理发店是只管理发的,药是可以治病的,医院是救死扶伤的,拍电影是无需陪导演睡觉的,照相是要穿衣服的,欠人的钱是要还的,孩子的爸爸是明确的,学校是不图挣钱的,庸人是不能当领导的,白痴是不能当教授的,卖狗肉是不能挂羊头的。那时候是没有315的。”——这讲的也就是以前的社会还有常识和底线。可是,经过这些年来自商业和权力对诚信的双重绞杀,一个具有常识的社会尚未形成就将面临消失,中国人可能又将再一次生活在虚假的丛林里。巴金当年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世界,一个虚假的世界,一个用未来推翻现实、用口号打倒常识的的世界,一个“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是兽是魂,是在阴司还是在地狱”(巴金:《从心所欲》)的世界,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巴金的批判、因为时代的远去而一去不复返,相反,它无时不在地以新的方式、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我们身边。因此,历史批判和自我省思,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中断的。“革命”看似已经结束,但“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没有得到全面的清算。
    悲剧还在继续,虚假还在盛行,但我们已经没有巴金。
    鲁迅说,“革命是教人活而非教人死的”(《《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事实往往正好相反。很多人都在利用革命,革命的结果,是创造出更大的死亡——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死亡。为了掩饰谎言,不惜制造一个更大的谎言;为了一个人荒唐地活着,可以让无数的人为他放弃活着。革命一旦搀入私欲,必定变质。而那些冒充的革命者,从来不会想到,人是要吃饭睡觉,要恋爱生子,要敬老爱幼,要免于恐惧,要廉耻自尊的。像鲁迅笔下的阿Q,只会念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口号,不顾别人的死活,不顾生活还有没有一点美好的光彩,这样的“革命”,真是盲目而残忍。诗人于坚曾经说:“我相信革命的目的并不是要摧毁日常生活,它的目标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某个阶级的生活方式。基本的觉还是可以睡的,作爱也是需要的,吃饭也还是要用碗来盛的,春天也还是可以换些柔软的衣服的,但革命的履带是铁板一样的原则,它并不能区别世界的坚硬部分与柔软部分、干燥部分与湿润部分,份子们垂死挣扎时的嚎叫与巴赫音乐中的激情或秩序感;它并不能区分属于腐朽的制度的东西和属于中国世界与生俱来,赖以为生的东西,所以它摧毁的不仅仅是制度、意识形态,也是世界和人生。传统中国成了不过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腐朽政治和时代的陪葬品。在一九六六年,我作为五年级的小学生亲眼目睹红卫兵冲进四合院,用刀刮去古代木匠刻在房屋门上的麒麟、花鸟。砸碎镜子,把夫妻们做作的结婚照踩在脚下。红卫兵并不像他们的领袖那样理论化,在他们眼里,旧世界并不是一些抽象的符号,而是就在他们手边的具体的日常世界,时间、画栋雕梁、衣服式样、建筑、物品、甚至人们的风度。革命并不仅仅触及灵魂,而是导致中国人对昔日传统的日常生活,它的家具、气味、式样、建筑、食品、形式都丧失了信任感,当罪行不仅仅来自思想,历史、而且来自每天要过的日子,人们丧失的是对世界的基本信任。革命的后果不仅仅是摧毁旧世界的制度和文化,它同时摧毁了那些最基本的东西。当人们不能肯定听音乐或听鸟叫、不能肯定在阳台上欣赏一株五月的玫瑰是否属于罪行的一部分的时候,他们又如何能够生活?”(于坚:《关于未来神话》,载《天涯》二○○一年第五期)是啊,没有了历史和记忆,没有了人伦和秩序,没有了真实和虚假之间的界限,“如何能够生活”?巴金正是深切感受到了无法生活下去的窒息感,他才冲出牢笼,祭起“讲真话”这种“自己铸造的武器”,用文字进行最后的斗争。
    因此,与其说巴金的“讲真话”捍卫的是真理,还不如说他捍卫的是生活。没有基本的生活,何谈伟大的真理?真理如果不能落实于具体的生活,不能让人生活得更好,它就必定是骗人的谎言。
  巴金毕竟是从苦难和死亡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所以,晚年的他,深知这个道理,“只有维护自己权利的人才不会被神仙、皇帝和和救世主吞掉。”(《二十年前》)他醒过来了,不再被那些阔大的思想口号所迷惑,而是回到了生活的基本层面,并善于在生活中发现荒谬,提出问题。他这时的文字,除了反思和忏悔,里面还充满着一种珍爱生活的情怀。这种对新的、美好的生活的渴望,使他的文字里,透出了一股动人的热忱和诚恳。许多的时候,《随想录》并不是靠深刻来影响读者的,而恰恰是巴金那赤诚的情怀,感染了很多需要慰藉的心灵。到他说出“我就这样给逼着用老人无力的叫喊,用病人间断的叹息,然后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馆’来”(《〈随想录〉合订本新记》)这话时,我想,每一个有良知的人读了,都会动容。他是想为历史提供一份实物档案,想为“真话”建一座纪念碑。他努力了。他那个时候,真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时代悲剧的标本,愿意放在博物馆里长期展览给后人看的。
  提出建造“文革博物馆”,这在巴金晚年的写作和生活中,是一个精神标志——他想用这种实物留存的方式,为记忆作证,为历史正言。这个事业还没有完成。我相信巴金的这个愿望里,寄寓着他最难释怀的那份心事,他的这个提议,也和他晚年所苦苦追索的奴隶哲学的根源所在,一脉相承。现在看来,这充分体现出了他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睿智和远见。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巴金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乏研究者,惟独他晚年对“精神奴隶”的内涵所进行的深刻反省,正在慢慢地被人淡忘。这是时代的无奈使然?不,让一个重要的精神命题从我们眼皮底下轻易地溜走,每个知识者可以说都负有道义的责任。应该看到,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由鲁迅所开创的反奴性的事业还远远没有完成,“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巴金:《十年一梦》)的现象还有增无减,在这个背景里,重申巴金的自我反省、批判奴性的精神,有着特殊的意义——“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就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究竟属于谁》),这话,今天依然有效。
  晚年的巴金深化了我们对中国人精神奴性的认识。他在《十年一梦》一文中说,他十几岁时所读过的一部英国小说中的一句话,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他进而声称“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奴在心者”一词,今天读起来,仍旧惊心动魄。在中国,一些人是被动为奴的,有值得可怜处;可更多的人,不仅心被奴役了,许多时候他还欢迎这种奴役、帮忙这种奴役,这就十分可鄙了。要救治这一悲剧局面,唯一的路就是找回那颗觉悟的、独立的心,并用这颗心来对抗这个在价值和道德上日益沦陷的世界。觉悟的第一要义便是反省。巴金说,“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自称为知识分子,也被人当作‘知识分子’看待,批斗时甘心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十年一梦》)——这就是反省。他不愧是受过“五四”精神滋养的一代作家,在那个时代,便能说出如此坦率而锐利的话,足见他比绝大多数人都清醒、勇敢。
  我们之所以记住巴金,是因为巴金记住了不该忘记的历史;我们之所以没有遗忘巴金,是因为巴金曾经就是一个反抗遗忘的人。
  哲人熊十力在《十力语要》中说:“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推崇“讲真话”时期的巴金,大有熊十力所说的这种气慨,所以有人称巴金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并不为过。我常常在想,一个民族缺乏什么,就应该学会积攒什么,这样的民族才会有希望。就当下的现实语境而言,奴隶哲学还是中国人迈向现代文明的主要障碍,尼采所说的让自己的头脑变成一个跑马场、任别人的思想的马匹蹂躏一通的状况还非常普遍,因此,巴金讲真话、反奴性的精神在当下也就越发显得弥足珍贵。这是一笔我们急需继承和发展的伟大遗产。
  三年前,我曾听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女士说,晚年的巴金,哪怕是在病榻上,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如何还历史的债,而且放不下建“文革博物馆”这一倡议。如今,他自己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但他的文字、他的精神,还有多少能留在现实中,还有多少能被现实中的我们传承?我的看法并不乐观。今天的中国,各方面都在以加速度前进,尤其是消费主义的大跃进,更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把历史推倒,从头再来,谁还会主动接过巴金心头所难以放下的重担呢?王安忆在悼念巴金先生的文章《执绋者哀》中也不无伤感地说:“其实您已经说了很多,可我们都是不警醒的懵懂的人,又被今天的时代惯坏了性子——今天,时代渐渐地有些接近你们的期许,人们自由地恋爱,思想,和写作,对幸福的憧憬也渐渐合乎现实。可是,我们难免忘了来历,忘了先行者的牺牲;我们摘取前人思想的果实,将内瓤耗尽,空壳留下;我们自大地以为进步是从我们开始的,因为局限在自己的视野里,便觉得自己的生活最合理。那也是因为您在,我们才可能放心地任性地去背叛,去割绝,不必忧虑传承中断,无往可继。现在,我们要孤寂了,那一个时代逐渐成了追忆,没有依傍,要由我们独自担纲起自己的日子。我们能担纲得起吗?我们能像您那样自省,以告诫来者?我们孱弱的精神能承起您的热情,以传给来者?”确实很难。前后几十年,时代的变化,人心的转移,实在是太大了。我想起几年前和《收获》杂志的编辑叶开聊天,他向我回忆第一次见到巴金时的情景时,用了一个词,“恍如隔世”,当时听起来既感新鲜,又觉震动。是啊,一个出生在清朝的人,一个“五四”一代的作家,一个为鲁迅先生抬棺的青年,在今天成了另一个青年的同事(巴金生前一直担任《收获》的主编),怎能不让人觉得恍如隔世呢?
  有时读完巴金的作品,再抬起头看看周围这个喧嚣的世界,我也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生活上如此,文学写作上更是如此。看看鲁迅、巴金那一代人,写作时总是背负着沉重的精神重担,再看看当代作家们在欲望和版税中漫游的轻松表情,一对照,我们就会知道,一切都已今非昔比。巴金生前提倡把心交给读者,并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让我们看见更多的光明。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可以说明:我不曾玩弄人生,不曾装饰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创作回忆录》)——这可能是“五四”一代作家共有的写作理想。但这样的话,新一代作家几乎都不说了。对他们而言,写作更多的是展现欲望、呈现隐私,或者只是个人生活的秘密表达,根本和一个更广大的关于希望、勇气、力量、光明的世界无关。他们只创造纸上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完全和自己的生活分开——文学,仅仅成了一种语言的纸上表演。巴金他们这一代人不同,他们除了书写黑暗和绝望之外,总不忘人间还有爱和温暖,总不忘在作品中出示肯定性的力量。因此,鲁迅的绝望背后,是怀着对生命的大爱的。很多人只在鲁迅的作品里看到憎恨和不宽恕,这是片面的,鲁迅不是没有悲悯之心,也不是没有爱,在我看来,他的悲悯和爱,是用一种憎恨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他是用恨来表达爱,用愤怒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世界和人性的看法。这里面藏着他巨大的沉痛感。鲁迅对人世的热情是埋在心底的,一般人难以看出来。巴金则要直接得多。他的心是热烈的,总是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读者:“我有感情必须倾吐,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文学的作用》)他甚至说,愿意做一块木柴,“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旅途随笔》)但有一点他和鲁迅是共通的:他们的写作都不是纸上空谈,他们本身就是这样生活的!——鲁迅不仅写了黑暗和绝望,他更是带着这种黑暗和绝望生活的;巴金不仅在作品中召唤希望和光明,他更是在作品中为寻找希望和光明而奋斗。相比之下,今天的文学,心灵的造假太多,在欲望的沉浮中不能自拔的也不在少数,惟独缺乏的,就是鲁迅、巴金他们那种带着深刻的绝望与爱生活的勇气。鲁迅、巴金的作品,能在民众中一直产生广阔的影响,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我们有理由要求巴金在思想上走得更远,他的《随想录》在实感层面写得真实感人,但精神追问还远谈不上透彻;我们也有理由遗憾,巴金在晚年显然过多纠缠于对历史的“怨恨”了,以致这阻碍了他的文字走向更高境界的宽广、仁慈和博大。据德国哲学家舍勒在《道德建构中的怨恨》一书中考证,“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怨恨会使一个人的心灵变得外在,会使一个人的思想维度变得单一,从而影响这个人对世界的价值洞察力。《随想录》的许多篇章,都是在明显或潜在的“怨恨”情绪的控制下写的,感情浓烈,真知上却有所不足。不过,这是我们后人跳出历史环境之后,对一个老人率真的心灵自白的苛求了。无论如何,《随想录》是伟大的。
    我常常在想,只要我们还拥有巴金这样一颗知耻,知罪,并勇于承担个人责任,勇于忏悔,永不屈服的心灵存在,文学就还有希望,人心就还有光明,历史的罪债就不会被轻易遗忘。法国学者丹尼·梭拉在论到卡夫卡时说,“普鲁斯特已经表现了最低限度的希望,低于这种限度的希望是不存在的。但是卡夫卡却往下走得更远,远了很多;然而还闪烁着一线希望,那就是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在我看来,这是对卡夫卡的最高评价。今天,面对比巴金活着时还更加混乱、迷茫的世界,我也想用这句话来表达自己对巴金作品的真实看法——“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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