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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个人网页 >> 费正清
   创作及生活简介

  费正清(英文名: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1991年9月14日),1907年5月24日生于南达科他州胡休伦,是亚瑟·波·费和罗莱娜的独生子。父亲是位牧师的儿子,早年立志跟随其父从事教会,后从学法律,入考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法学院。1921年毕业后在南达科他州定居,在胡龙镇做律师,任市镇律师。 
  母亲罗莱娜对费正清的成长影响很大。她出生于德克塔,在芝加哥就学,最后又回到故乡,但她所留恋的始终是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和那里的文化。她是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成员,随后任该协会一分支机构主席。罗莱娜毕生为争取妇女权利而工作,参加妇女选举权的游行和示威活动,组织各种集会,是位政治上相当活跃的人物,费正清早年的从政志向都与其母亲的引导有关。
  在1927年进入哈佛时,费正清尚未考虑研究中国,而且,当时的哈佛还没有开设系统研究现代东亚的课程。他主攻文科,包括希腊语、历史、哲学、政治、艺术和经济。 
  1929年秋,费正清赴牛津大学。他的专业方向为东亚研究,但当时他尚不具备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好在当时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不要求参加考试,也不要求相关的学术经历。1931年论文完成后,费正清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是年,费正清在华盛顿美国国会档案局收集资料,随后在剑桥和巴黎查资料。
  费正清在牛津大学的两年研究收获甚丰,他把现代中国作为研究主题,以中美外交和机构史为新视点,他的博士论文正是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中美关系的发展史,突破了传统汉学的局限,具有相当的创新意义。
  费正清认为中国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西方的资料,还应依靠中国本土的资源,考察中国的观点,这自然要求掌握汉语和在中国的生活经历。牛津的治学研究队伍十分有限,而且没有汉语课程。费正清向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提出申请,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批准了他的申请,费正清成为第一位在远东地区的罗德奖学金学者。
  1932年初,费正清来华,一面进修汉语,一面从师清华大学蒋廷黻进行研究工作。1936年1月,他回到英国牛津,获得了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这篇论文后经过修改、补充,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为题,于1954年出版。
  获得博士学位后,费正清于是返回哈佛大学任教。从1939年起,他与赖肖尔一起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工作,中间两次来华任职。1946年8月,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担任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第一任主持人。1955年,他取得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且亲自出任主任,直至1973年。1977年3月,为哈佛大学作最后一次讲课而后退休,他从教职退休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命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1948年出版《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ibrary)》一书,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补充修订,于1958年、1971年、1979年、1989年分别再版。1966年,与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中文名字“杜希德”)共同开始主编多卷本《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与赖肖尔和Albert M. Craig合著《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临终前两天将《China : A New History》交付出版。
  1932年7月,在北平与未婚妻威尔玛·D·坎农(Wilma Denio Cannon,费慰梅,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结婚。费正清和他夫人费慰梅的中文名字是梁思成所取。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收养了两个女儿Holly和Laura。
  费正清1932年就来到中国,执教清华,任讲师,讲授经济史。他在北京认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并与他们成为最亲密的朋友。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他的英文原名JohnKingFairbank一般译为约翰·金·费尔班克,梁思成告诉他叫“费正清”好,意思是费氏正直清廉,而且“正”、“清”两字又跟英文原名JohnKing谐音。“使用这样一个汉名,你真可算是一个中国人了”,如果模仿美国电影名星范朋友(道格拉斯·费尔班克),也叫范朋克,听起来像中国话“番邦客”了。 
  费正清后来取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美国任教哈佛。1942年,美国政府派费正清来华,身份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在此之前,这位三十五岁的外交官已经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了。
  费正清此次来华的第一站就是昆明,任务是了解西南联大(主要是清华)的情况,也见见一些老朋友,特别是金岳霖、陈岱孙、张奚若、钱端升这些曾经留学美国的教授。还有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他是夏威夷出生的美籍华人。
  费正清首先拜会清华校长梅贻琦(他是联大的三位常委之一,实际主持联大工作),并走访了一些清华教授。当时美国驻昆领事馆在北门街唐继尧公馆,费正清访问了临时住在领事馆隔壁唐家旧戏台上的金岳霖(哲学家),陈岱孙(经济学家)和陈福田等,住在“秦家祠堂”(应系金汉鼎家祠堂,在今师专校园内)里的张奚若(政治学家),然后又由张奚若作导游,乘军用吉普车去北郊龙头村,看望住在那里的钱端升(政治学家)。
  本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是住在龙头村的,他们已于两年前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南溪,费正清只见到女建筑师为自家设计的住宅。钱端升的住宅在棕皮营,与梁家住宅离得很近,也是林徽因设计的。金岳霖是单身,除北门街留有一个床位,他在龙头村梁宅旁也盖了一间耳房。“参观”之后,金岳霖、钱端升也随费正清一行回到市区,参加梅贻琦在家为费氏举行的晚宴。费氏的美国助手告诉他,梅博士的月薪不足六百元,而这次宴会的费用不下一千元。这加深了费氏对教授们生活艰难的认识。“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他才一英寸高的一瓶专制疟疾的阿的平药片,它应当能换回这一千元”。 当时(1942年)昆明物价上涨,教授生活困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文系浦江清教授在日记中喜欢记账,今天来读,史料宝贵。当时清华文科研究所设司家营(龙头村偏南一里),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等都住在一起。浦氏1942年11月23日日记:“研究所由一本地人服役并做饭。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加一汤而已”,“每月包饭费四百元”。
  这就是说,一个教授的月工资只够交一人的伙食费。当时许多清华教授疏散到郊区,但北门街71号尚保留有各人的单间或床位,进城集中上两三天课,然后再回乡下。从浦氏日记看,北门街的伙食要好一点,“饭菜两荤两素,六七人吃尚够。每顿有一大碗红烧牛肉或猪肉,惟米饭不佳”,但“每月包饭五百元”(12月2至5日),一般教授工资全搭进去还不够。据1942年1月14日第204次常委会议通过的《西南联大教师薪俸等级》,“副教授薪俸由240元起至400元止”,“教授薪俸由300元起至600元止”。
  费正清到昆明五天后就打了报告,内中说:“作为西南联大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大学的教授讲师,正在缓慢地陷于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饥饿状态之中”。这的确有根据,他是位学者。
  但费正清是外交官,是美国“情报协调局驻华首席代表”,他对问题的观察不能不首先着眼于政治。他在报告中写道: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博士,在谋求严密统制中国文化知识界生活的进程中,长期以来想方设法推行控制清华及其他大学的办学方针,然而在清华大学各院系里,他遇到了留美归国而资历较深的教授的极其明确而坚决的抵制,结果是双方持续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是教育部和国民党当局的权力,并以他们的财政金融为后盾,另一方是决心力图维护美国式学术自由的教授们,两方进行着较量。这是一场双方实力不相等的斗争,因为教授们的财物资源(所积存的书籍衣物,他们为了养家糊口而把这些东西出售),很快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费正清所注意到的这种斗争或较量,并非始于四十年代的昆明(陈立夫从1938年1月起才任教育部长),早在国民党于二十年代末刚取得政权之时,这种斗争即已开始,领头的是胡适。梁实秋也冲了一阵锋,他写过一篇《论思想自由》,登在1929年出版的《新月》第二卷第3期上,文章结尾梁实秋呼吁:“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罗隆基因为常写《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一类文章,还被国民党抓起来过。
  应该看到,这种斗争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反对专制独裁的性质,与一般民众不挂钩,局限性是明显的,但毫无疑问,它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环,应当肯定。
  费正清对这场斗争也是肯定的,而角度则大大的不同,他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看的。他在报告里毫不含糊地认为:这种斗争“是一场现代西方民主思想方针与古老的中国专制主义方针直接对抗而开展的搏斗”,斗争的一方是“美国培养的昆明清华大学教授”,他们“代表了美国在华的一种投资和财富”;“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并且是此间正在进行着的斗争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来昆明没几天就掌握了情况,毕竟是情报局驻华首席代表,不简单。
  费正清在昆明逗留了一星期后去重庆上任。1945年底又来过一次昆明,当时美国驻昆领事费尔·斯普鲁斯曾邀请闻一多参加一次盛大的宴会,费正清也在座。他在回忆录中对闻一多半年后被杀害作了这样的评论:“刺杀这样一位知名人士导致了戴笠的军统和CC派用武力压服异己,以及消灭共产党和自由主义者的努力的不断升级。这种一意孤行地使用暴力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党政府是否明智?”1946年9月费正清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美国在中国的机会》,他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是由闻一多被害(1946年7月15日)而促成的,关于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是否明智的问题,他说“我的文章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二战结束后费正清仍然回到哈佛大学,一面教中国历史,一面大胆地发表对中国政策的意见。从他1932年首次来华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他始终致力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他关于中国问题的许多观点在西方外交界和史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西方世界公认的权威。据说他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对美国的对华政策都有相当影响。
  1966年,规模宏大的《剑桥中国史》开始编写,计划出十五卷,由来自十二个国家的一百多位学者分章撰稿,费正清是两位总主编之一。从1985年起,这套“超级专题论文集”(费正清语)的中文译本的各卷在中国陆续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好评。留心学术前沿的人会注意到,这套《剑桥中国史》,尤其是晚清、民国以来各卷的某些观点,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影响。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是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其论著大致可分四类:
  他的一些学术论文及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专著,这一类著作的代表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这一两卷本的重要专著,是费正清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论述了1842年至1854年间外国列强在中国强迫开放通商口岸的过程。
  主要为学生和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编写的关于中国研究的提要目录和文献介绍,他与刘广京合编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是关于中国历史文献书目介绍;《清代文献》是有关中国历史文献注释与译文的教学参考资料,是特别有助于研究生的参考书;与邓嗣禹等合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也是这一类著作的代表。
  为教育广大公众写作的关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著作。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美国与中国》。从篇幅上说,第三类著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占的分量最大。这类著作依据的是第二手资料,是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并把这些成果融会贯通在费正清自己的解释框架之中的产物。
  直接论述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走向、提出政策建议的文章。这些文章与一般的时评文章不同。他总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来阐述问题,论述当前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而不是就事论事。这些论文在发表以后多被汇集成册,如《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等,其他著作还有:《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中美两国的相互影响:历史评述》、《中美关系展望》等。
  重要著述
  ——《美国与中国》
  《美国与中国》是费正清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多年研究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国历史及中美关系的力作,它是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并没有像一般历史著作那样追求细节的翔实,而是提纲挈领地简略介绍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中美关系的过去和现状,这样的介绍正符合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了解不多的美国公众的需要。本书第一版于1948年问世,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获得较高评价,被称为经典著作。
  此后,他又不断补充修订,在1958、1971、1979、1989年分别出了第二、三、四、五版,发行了数十万册,成为西方有关中国问题著作中最畅销的作品之一。后来尼克松在准备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时,《美国与中国》也是他了解中国与中美关系的二三种参考书之一。
  费正清随着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不断思考研究中国社会,其表现之一就是不断修正、丰富《美国与中国》一书的内容。在此后的几次再版过程中,费正清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30年的历史,完成了对中国历史从传统到现代的完整考察。《美国与中国》研究的是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并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分析中美关系。作者的目的在于通过介绍、分析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状,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从而消除中美两国的隔阂和误解,进而改善中美关系。
  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组织者,费正清还做了很多有益的学术普及工作。他主持编写了有关“东亚文明”“中国问题”的教科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经主持编写过一套15卷容量的《剑桥中国史》,中译本为《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伟大的中国革命》。《剑桥中国史》从1966年开始策划到1991年最后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付印,为时共25年,每卷都由学科专家执笔,最后由资深编辑总成,向世界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堪称为一项有影响的跨国工程。这套书凝聚了费正清的大量心血,他不仅担任主编,而且也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自1966年始,他与来自世界各地12个国家的100多位中国研究专家为《剑桥中国史》撰稿,使这部巨著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
  提出切中要害的问题,是费正清长期职业生涯中一个核心的目标,也是他力求通过做书评来实现的目标之一。他的书评和他的专著一样的出色。《观察中国》是一本二十六篇论文的合集,其中大部分是书评,多数刊登在《纽约书评》上面。但是,费正清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将这些书评合集成册,而是重新编辑、删减、修改,将零散的片断加以重新组织,于是,这些书评就被分成不同的关于中国近现代以来五大历史主题: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中国的革命领袖与其人民的关系、二十年的敌对之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文化大革命、近来一些美国人对中国问题做出判断的尝试,其价值远非单纯的论文集可比。
  费正清的这部《观察中国》于2001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傅光明翻译,其中共列出五大标题,它们是新帝国主义观;毛的中国之内幕;正常化之路;文化大革命;余波:美国乐观主义的破灭。
  作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不仅博学,而且也长于学术组织(有人戏称,费正清不愧为是“学术企业家”),费正清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有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为其坚实后盾,费正清所有的规划和设想,都通过这一中心操作、实施,影响了美国乃至西方现代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建设。
  费正清在美国高等院校中以哈佛大学为基地,筹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经费来自福特基金会。东亚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中国,同时研究日本、朝鲜和其他东南亚各国与地区, 中心搜集了大量资料,特别是注重搜集中国近代、现代史方面的资料。搜集的资料中包括重大史实、人物传记和思想制度。这些资料都被整理成英文信息档案,供研究者共同利用。
  研究中心还出版了大批著述。自中心建立,最初20年共出版了图书140种。1970和1971两年就出版了43种,差不多每月出版两种,数量很可观,主要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本人的著作,大部分也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除以上外,研究中心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问题专家和硕士、博士研究生。
  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府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他曾不遗余力,劝诫美国政府和人民关注东亚,认识中国,他一方面向学界同仁呼吁加强美国教育和学术界对世界的承诺,同时要求教育机构加大向美国公众的传播力度。1940年,费正清指出,如果把东亚列入美国的学校课程,将有助于美国民众认清美国在东亚的利益。1950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正确反应取决于对当代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刻理解。1970年,费正清再次呼吁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深入、全面地研究整个东亚地区和国家,以便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从越南撤军。1980年,他又强调东亚研究对改善美中贸易、文化关系的重要性,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费正清的主张反映了他关于学术研究应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观点,在他的呼吁和倡导下,美国学术界和公众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美国对外政策的讨论。
  费正清不仅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中国学,而且也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并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52—1953年,费正清在日本学习语言,研究目录,最终与日本学者市古宙三教授共同编写了一部关于中国问题的资料集。60年代,他先后两次出访,访问了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一些处于学术发展阶段的“边远地区”,费正清帮助当地的研究者建立起研究中心。
  费正清学术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讲求实证,不愿意构筑庞大的理论体系。人们无法理解,像他这样富有开创性的学者,却难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系统的学术思想。在1968年任第八十三届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费正清毫不讳言自己是主张经世治国的,他相信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他在自己毕生的学术研究中始终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在费正清的一生中,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证明,欲了解今日的中国必须要了解中国的过去。费正清认为,那种以为中国的原始资料不可、甚至中国人的视野也不必要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西方人那种仅仅依靠英国、法国和美国档案史料来写中国学著作的做法,已经风光不再,对西方原始资料的依赖,反映了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他竭力推动新的研究,主张深入发掘中国的史料,开展对人口问题、社会流动问题、知识分子倾向、文化史、经济制度、税制、考试制度等问题的系列调查研究。
  使用中国的档案、中国的原始资料研究中国历史是费正清所提倡的,费正清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但他的博士论文主要却是在中国完成的,他把发掘中国档案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部分。1932年他来中国时,故宫大内的档案刚刚开放,费正清成为最早使用这些档案的学者之一,很可能是第一个使用这些档案的外国学者。1933年他用中英文档案写成了第一篇学术论文《1858年条约以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17卷第2期上发表,这是费正清登上学术舞台的第一步。费正清根据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更是依据了大量中国档案而写成的。这部专著也许因为太专,不像《美国与中国》那样广为人知,但这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并牢固地树立了费正清作为晚清外交和制度史方面的杰出历史学家的地位。此后,使用中国档案研究中国历史成为费正清的一个学术规范。在他后来的一些学术论文中,如《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等无不如此。费正清不仅把中国档案作为一种资料来源,而且作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特征的重要依据。费正清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还引导、帮助和要求学生也这样做。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与西方是不可割裂的,必须像学世界史一样研究这段历史,而把中国假想成与美国一样是错误的。正是由于坚持了中国的不同性,费正清才有效抵制了长期以来美国人在中国只寻找他们想寻找的这一倾向。费正清相信:越是更好地了解中国,就越能与中国和睦相处。
  50—60年代,“冲击—回应”模式在美国和西方相当流行,把持这种历史观的并非费正清一人,但费正清的影响最大,他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确实始终贯穿了这一模式,无论是《美国与中国》,还是他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对“冲击—回应”模式都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一开始就提出,中国文化“既有传统的遗产,又受西方的影响,他们相互交织在一起” 。认定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
  “冲击—回应”模式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在长期以来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从而使中国社会保持极大的稳定。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一切外来势力。为此,费正清强调,西方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
  “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以西方人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其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直到60年代后期,中国研究领域兴起了一股批判思潮,才有人公开对这一模式提出质疑。费正清部分地纠正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中国史观并非无懈可击,并在《中国新史》和再版的《美国与中国》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承认中国的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
  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自1929年以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均成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焦点。其学术贡献重要在于:
  首先,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其次,费正清还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做出了不懈努力。在费正清的著述中,有关中美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很大比重。他的论述影响了整整几代美国学人和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费正清主张美国政府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来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策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作为中美关系的专家、倡导者和阐释者,费正清致力于影响历史进程,而不是仅仅理解和解释历史。他遵循其导师查尔斯·韦氏勋爵的主张,即历史学家应利用其知识和研究改变现实。他坚持认为,为了美国的未来和世界的发展,美国人必须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审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费正清之所以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恰恰是因为他的思想和政策观点与决策者的务实、功利观点相悖。
  还有,费正清是一位史学家,致力于19世纪中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探索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变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整个过程。他还是一位资深望重的历史教员,桃李满天下。在哈佛大学教育了数以千计的本科学生,在他门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学者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任教的达一百多人。
  再有,费正清极力推广东亚研究,其中包括现代中国史研究。经过他的毕生努力,东亚研究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大量的财政资助。除了加强学术意识和筹集资金,费正清还帮助建立了一系列的研究项目,如在哈佛大学推广东亚研究扩大该学科和领域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哈佛大学几乎可称之为他的学术研究基地。1979年他曾把哈佛描述为他的终生信仰。
  费正清与中国的接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著作影响了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在他的思想构成中有着许多因素,尤其是他的大众民主思想,“新政”自由主义得到知识界、学术界同仁的认同。
  费正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顶尖的学人,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评论家;他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政策研究,是一位“两栖人”。他的中国观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物”,既反映了他特有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又反映了他的特殊的历史经历,还反映了他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态度。
  费正清是一位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既要忠诚于学术,又要倾力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服务,这不能不使他陷入两难境地,也使他代表的“官学”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各方的批判。他的某些“激进”之举也会引起右翼政客们的强烈的不满。理解费正清与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他的观点随着形势的发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也招致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责难。
  作为现代中国学第一代学者代表的费正清,其开拓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功绩不可磨灭。但是,他自身的研究局限性亦不可否认,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学派”搞的主要是官方史,他们用的是官方资料,研究的是统治人物,反映了美国官方的观点。他的“冲击与回应”模式和他的著作实际上回避了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有违于历史事实,这一点也受到美国新一代中国学者的批判。费正清在与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接触过程中,也曾多次出现摇摆不定的时刻,这与其本人的社会经历、政治背景和学术生涯有着多方联系。

     作品
 
费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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