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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 孔子的“直”与“学”
来源:光明网 作者: 发布时间:2020/10/15 点击次数:158  字体【

  孔子重视区分“公”与“私”,追求“直”与“学”的均衡。这些是修己安人的前提,也是解读《论语》的关键。抓住关键,可以避免误读与不必要的争论,也有利于把握《论语》的文化使命与时代价值。
  “学即诵习”:《论语》解读的误区
  中国向来重视“学”,《论语》首章“学而”,《荀子》首篇《劝学》,《礼记》只有《学记》而无《教记》,皆可为证。“学”字甲骨文作“[图1]”,上半部分描述教师双手摆弄算筹的情形,下半部分是房屋的形状,后人又在房屋中添加了“子”,代表学生。从教的角度看,“學”是言传身教,动口又动手;从学的角度看,则是“仿效”。可是,最迟从东汉开始,以《白虎通》与《说文解字》为代表,人们释“学”为“觉悟”,不言“仿效”而强调其后果。直到朱熹出现,这个义项才被重新提及:“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
  后人却不认可朱熹的说法。毛奇龄批评朱熹说“从来字学并无此训”,“学”是“道术之总名”;刘逢禄释“学”为“删定六经”;钱穆说“凡诵读练习皆是学”;只有李泽厚将其释为“学为人”,与朱熹相呼应。
  诵习只是“学”的一部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还是身体力行最实在,手脑并用才会有切实感悟。孔子明确强调:“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这里的“好学”就是“慎言而敏行”,“仿效”包括其中。
  仿效需要观察能力,学习者要能够“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具备这样的眼光,才能找到理想的仿效对象,实现“学无常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提倡向任何值得仿效的人学习,换言之,就是“毋友不如己者”。这句话经常遭到批判。事实上必须如此,否则,个人与社会都难以进步。
  孔子重“学”,“十有五而志于学”,“学而不厌”,又曾自豪地宣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他经常被误解,也因此而失落过,但始终坚持“人不知而不愠”。一方面,“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者“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另一方面,“求仁得仁,又何怨”,“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别人怎么评价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见贤思齐”,发现自身的缺点并加以改正。
  时时仿效与改正,是孔子之“学”的要义,也是解读《论语》的关键。他希望通过“学”而“克己复礼”,完善自我,重建已经崩坏的礼乐制度。后人将“学”片面理解为“诵习”,就无法把握《论语》的脉络,只能见到碎金而难睹全璧。
  “直在其中”:内在超越的基础
  解读《论语》的第二个关键词是“直”。
  《论语》中多次出现“直”,历代注家言人人殊。顾梦麟将其解作“当下本念”而非“第二念”,较切合文意。孔子说“人之生也直”,“直”即本能。有人问“以德报怨”好不好,他立即反问“何以报德”,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叶公说“直躬者”大义灭亲,他却称赞“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真在其中矣”。不主张用装模作样的仁爱对待自己怨恨的人,也不愿为公德而抛弃私德。逻辑非常清楚,私德优先,然后讲公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孔子不是后人刻意塑造出来的极端道德化与符号化的存在,而是务实的哲人。他的“直”就是《大学》中的“诚其意”。“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闻到恶臭掩鼻子,见到美色坦然观赏,不假装,不做作,勇于“自慊”也即自我满足。根据这个原则,他批评微生高,自家没有醋,就应该如实说,不能去外面借了之后再转借给来者。这是作伪,自欺欺人,败坏了风气。
  不自欺者忠于内心,这是“诚”的第一义,属于私德。有此私德者“内不自以欺,外不以欺人”(刘宝楠《论语正义》),不大义灭亲,也不欺负别人。父亲要去偷羊,他就会面临道德困境。从私德方面看,要为父亲担心,怕其被捕而受羞辱;从公德方面看,无法忍受父亲去欺负别人。怎么办?孟子着眼于公德,主张“父子之间不责善”,否则“相互伤感情”(杨伯峻《孟子译注》);孔子立足私德,主张“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如果委婉劝阻而不能见效,就只好听之任之,而不能埋怨。孔子的处理方式更有智慧。世间事不可能都尽如人意,无愧于心便好。这样,就会获得谅解与支持。所以,当鲁哀公问怎样让百姓佩服时,孔子建议“举直错诸枉”。
  当然,“直”也要加以约束。忠于内心者必然被本初一念所牵引,若率性而为,容易引起纷争。不要说在社会上,即便在家里也难以“自慊”。约束的办法主要有守礼(“直而无礼则绞”)与好学(“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两种。“礼”是外在约束,难以持久,孔子更看重“学”,主张通过仿效而“克己复礼”,培养“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的“达者”。
  仿效对象要多,首先是父兄。孔门强调孝与悌,主要是为了仿效。“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就是要看其能否持续仿效。其次是仿效师长,接受言传身教。最后,是朋友间相互借鉴。夫妻关系也被视作特殊的朋友关系,《诗经》首篇《关雎》就以审美的方式传递男女间相恋相守的原则和经验,约束“直”,推动人的社会化。
  不仿效或学得不够,就会粗野(“质胜文则野”);“务博记,尚文辞”,专注记诵,就会徒有虚名(“文胜质则史”)。只有实现“直”与“学”的均衡,才能“文质彬彬”,实现内在超越。
  从法天到修己:“直”与“学”的使命
  内在超越不会毁弃天性,“学”在约束“直”的同时,也保护了它。“直”与“学”的均衡,让人坚毅而笃定。孔子就是如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出淤泥而不染;在匡地遇险,临危不惧,声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文王之“文”的主要特色是修己安人,与商人重天命截然不同。商纣王在位时,并不担心西伯的威胁,骄傲地声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周武王兵临城下,军士倒戈,他“衣其宝玉衣”自焚而亡(《史记》)。终其一生,迷信天命,以天子自居。这在周人看来,完全是“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他们更相信“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才是天命(《尚书》)。
  周人擅长农耕,又重视德性,仁民爱物,日益强大。伐商成功后,他们扬弃了天命观,刻意颂扬祖先的功德,推行仁政,完成了殷周文化变革。不法天而敬祖,从“学”的角度看,就是转换了学习对象,以父祖辈为榜样。
  孔子继承周人之志,又扩大仿效对象,明晰了目标。他尊重内心,追求自觉,强调“直”与“学”的均衡,大大深化了殷周变革的议题。从这个角度读《论语》,就不会将“学”释为“诵习”。记诵之学“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真正的学习应该“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荀子》),从而“动心忍性”(《孟子》)。
  无视身体和心灵,全神贯注于诵习,是古典学术衰落的标志。1919年,杜威在上海演讲时指出,古典教育偏于记诵,“不重思想力”,当下应该追求理性,重视“实验”和“归纳”。此说受到普遍欢迎。时至今日,对于外来学术和科技仍然是仿效有余而创新不足。揆诸《论语》,这是缺乏“直”与“自觉”的表现。
  “直”的缺席由来已久。孔子之后,讲求道德太过,以至于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陈义过高,不能践行,就只有被道德劫持,虚伪做作。1895年,严复痛斥“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救亡决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们如今不再空谈心性,但也还没有实现“直”与“学”的均衡。
  “直”尊重真情与本性,可以使“学”不至于沦落为记诵和仿效;“学”重在自觉或觉悟,可以舒展真情与本性,使人不至于陷入固执和迷狂。“直”与“学”紧密结合,转化与创新才不会是空谈。这是“直”与“学”的文化使命,也是孔子和《论语》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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