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是演变史。20世纪中国美术观念、美术格局、美术语言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并因此形成了新的传统。《易传·系辞》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即被概括为“通变”二字的内涵。这与20世纪中国美术状况甚至于整个20世纪中国现实都是那么切合，但艺术在屡变中是否又有其永恒性的基因呢？

　　“穷则变”

　　20世纪初年，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确乎是有敏感之士认为中国画已至“穷”境。如康有为、陈独秀、徐悲鸿三人之说，中国画好像是到了“穷”境，且衰败到了极点，于是便有了“变”思，有了“美术革命”论、“中国画改良”论。

　　至于是否确已“穷”到极点，是否非要“变”，怎么变，显然存在着不同观点。林纾虽率先译介西方小说，但于画却偏爱“古意”，表示“至老仍守中国旧有之学”；金城认为画无新旧之说，他痛斥“一般无知识者，对于外国画极力崇拜，同时对于中国画极力摧残”；陈师曾等传统派则表示了极力维护传统中国美学特色的民族文化自卫立场，但却忽略了对“穷则变”论者近世之画衰败论的反驳，未能表现出“釜底抽薪”的辩才，而不得不屈从于“变”说，一边退守，一边主张“尤以能变古人，方为名家”（林纾语）和“精研古法”、“温故知新” 的变化观。

　　这种沿传统而渐变的主张并非不对，只是没有就近世衰败论提出近世并非衰败的事实，如果正视海派变革者业已取得的成绩，正视他们成功地将水墨写意演化为浓墨重彩的新样，又以碑学、金石之力强化了中国文化内涵，就不会轻言其“穷”，如何变、变量如何把握将更加自觉。

　　“变”非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