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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松浦论坛交流区文学·尔雅轩 → [转帖]祝贺青年评论家王冰先生调中国作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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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祝贺青年评论家王冰先生调中国作协工作
x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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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祝贺青年评论家王冰先生调中国作协工作
据悉,以系列评论《当代女性散文12家》,《新散文12家》,并继评论家谢有顺之后在《美文》开设“散文家观察”专栏的青年评论家我是王冰日前调中国作家协会工作。
我是王冰,原名王冰,山东淄博人,文学硕士。著有著有长诗三部曲《禹水河》、《沉入水底或浮出水面的城市》、《渡不过去的冥河》,评论集《当代散文家观察》,散文集《与村庄一起奔跑》等。
近来,我是王冰先生长期活跃在新散文,天涯天下散文,万松浦等网站,对当代散文家,特别是新散文作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推介工作。,希望王冰先生以后一如既往支持新散文创作。

附部分王冰先生评论:


近阶段我正做对中国当代散文产生重要影响或有启示作用的女散文家的专题研究,初步暂定12人。.拟选50年代出生女作家6位,60年代出生女作家4位,70年代出生女作家2位。蒙《美文》杂志厚爱,部分女散文家的研究专论将在2006年《美文》杂志以“散文家观察”登载。
------------------王冰
 
《美文》第1期登载50年代代表女作家张抗抗女士的研究专论:
“《在人性中沉稳与升华 ——张抗抗的启示 》”
《美文》第2期登载70年代代表女作家桂苓女士的研究专论:
“《日常写,写日常——桂苓的启示》”

《美文》第3期登载60年代代表女作家冯秋子女士的专论:
“《与生命对视 ——冯秋子的启示 》”
    
  《散文家观察》:
  之 1、散文:在人性中沉稳与升华 ——张抗抗的启示
  
   2、散文:日常写,写日常 ——桂苓的启示
  
   3、散文:精神的质感追求和语言的意义 ——周晓枫的启示
  
   4、 散文:与生命对视 ——冯秋子的启示
  
   5、散文:诗性精神辐射下的散文空间 ——王小妮的启示
  
   6、 散文∶雕塑里有声音 ——筱敏的启示
  
   7、散文∶在绵密里坚持现代的硬度 ——洁尘的启示
  
   8、 散文:保持感受痛感的能力 ——斯妤的启示
   (以上已定并完成)
  

以下女作家待选(15人选4人) 还有:海男、素素、张立勤、周佩红、格致、马丽华、韩小蕙、赵玫、王英琦、翟永明、铁凝、杜丽、残雪、潘向黎、何向阳、张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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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性中沉稳与升华《美文》第1期。
——张抗抗的启示
王冰
人性的开端其实与哲学的开端是一致的,都包含一种或善或恶,或崇高或卑微的意识,它就像人的脊背,承载着谦恭、忠诚、高洁、无畏、宁静和平和等诸多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毁灭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人脊背坍塌的过程,这也是人走向兽性的开始,所以作为人,除去自身的肌肉、骨骼、血液以及各种痛感,人性的浮沉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位置,一种高贵、自尊、温和、具有爱意等人性的丢失,无论如何也是对人而言的一种灾难。
于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或作家,首先就是从人出发,从人性出发,在对艺术或作品的凝望中,去打磨自己和别人的心境,使之沉稳与坚定。
“请你将自己看管好!”有人如是说。
张抗抗的散文在就是在精神的提升和美的建构中,即在人类如何实现自身价值、发掘自身潜力、实现对人性和他人的终极关怀中,以其审美的态度,超越的精神来观照人生,透视自我的,这有利于帮助我们的心灵摆脱本能和物化的压迫。
“谁将带我走?要去哪里?我为什么希望被人带走?我难道需要被别人带走吗?我是否真的会跟那个人走?最后究竟是谁带走了谁?”张抗抗问。
“是生活本身,引领着我的思维与笔,在行走。”张抗抗答。
“我们一直在试图往前走。前方或尽头,究竟是什么在等待,我们并不真正清楚。那是人类难以把握的未来,我们只是希望和期待,它也许或者至少能比昨天好些。”
“所以时不时需要回头看看。阳光若从前面来,只有回头才能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影子。”
“许多年过去,多少往事都被湮没了,我却始终无法忘记那些故事。岁月像是一条被荒草掩埋的小径,直觉告诉我,拨开那些荆条杂草走下去,前面一定曾有废墟与人迹。尽管那个年代似乎已经十分遥远,却又分明就在眼前。回忆往事不都是为了怀旧,而是因为往事仍在继续,从未在根本上了断结束。”
“有时候,我觉得那些零散的故事,像东一块西一块的石头一般横在路上,或者是像楔子、钉子一样,卯在我们生活的夹缝里,让你无法绕过去。也许还有一种可能:最终谁也没有能带走谁,“我”和“他”都在自己的轨道上孤独而固执地运行,然后窄路相逢,殊途同归。”
于是.张抗抗的散文从回忆出发,拎着一个人性的口袋行走在往事和现实之间,对人性中的恶进行贬斥,对人性中的善力求张扬,不断拯救因邪恶而扭曲了的人性,试图把处在灵与肉矛盾冲突困扰下的人们,带进自由理想的境界,实现了人性的升华。

十六世纪后,基督教用撒旦的七个恶魔的形象来代表七种罪恶,即七宗罪(the seven deadly sins):傲慢 (Pride),嫉妒(Envy),暴怒(Wrath),懒惰(Sloth),贪婪(Greed),暴食(Gluttony),以及淫欲(Lust)。而当大众文化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产生了市民文化,这更加剧了人类在完善自己本性的过程中对自身的异化,因此张抗抗散文写作的意义便由此更加突现出来。
张抗抗的散文体现了一种自然的人性之美,加之其散文题材的日常化、平民化,散文表现手段的圆熟凝练,使她的散文以一种扑面而来的力量,直接冲击着我们,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内心有一股不断升腾的激流,这是一种人性的光辉。她的散文,镇定自若,气若闲兰,在浅谈细语中付予了我们一种存在的希望。
张抗抗是从风光旖旎的江南怀着青春的热情、豪迈的热血、无限的激情,走到冰天雪地的白山黑水间的,因此在她执著的写作中,必然有两种声音或清晰或含混地追逐着她,一种是从她背后而来的江南风韵,一种是使她成长成熟的北大荒的粗犷,而她却能娴熟地在中间取得了一种协同感,把自己的精神和所抒写的事物的主题意蕴结合起来,这为她的散文写作提供了一种独有的契机,可以使她的写作极大的避免世俗化、平面化、游戏化和批量复制等写作中的诸多顽疾。这种结合起来的互补与融合的神态、意态,会涤荡到我们内心的底层,因此张抗抗的散文是立足于大众文化的,但它又去除了大众文化表面上的文化形态,这会不由自主让我们感动,因此,她的散文始终能在世事混浊物欲横流中,弥漫出一种纯朴的神态,流露出一颗天真的赤子之心,当然里面也有冲突、矛盾、抗争,有对个体生命和现实的深入到骨髓的感悟。

张抗抗的散文是自然化的散文,这是一种生命的纯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一种人生修养的极致,是一种更为广泛和深刻的人性显现,它在作品中体现出的当然首先是对人的关注、关心、关怀,她在《致一名轻生女青年的信》中写到,“当我们在皎洁的月光下倾听大海深沉的呼吸时,我们心头会对人生涌上一种怎样复杂的情感——难道不正是由于对生命一般意义的否定,才使我们更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心中对于一切生命更深刻、更博大的爱和依恋。难道不正是因为爱它,我们才会如此勇敢地直面生命的消亡,寻求自我的净化和人格的升华”,“ 我是多么希望:你能活得‘真实’。这种‘真实’不再是自欺欺人的自我谅解和苟且偷安,而是对人生和现实的真实认识与把握。那时候痛苦不再是生命的消极的反证,而是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强大的动力。”这些充满爱意的真切的话语其实就是一种人性关怀的体现,它暗含了一个作家多年修养成的品质,是一种阅尽世态浮华的人性的沉稳与升华。
波德莱尔说:“你无权蔑视现在。”
弗洛姆说:“没有任何事物比人的存在更高,没有任何事情比人的存在更具尊严。”
“对人道主义论理学来说,善就是肯定生命,展示人的力量,美德就是人对自身的存在负责任;恶就是削弱人的力量,罪孽就是人对自己不负责任。”
在张抗抗的散文中,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与规范,就是美好人性在现实诸多恶性品质的绞缠和包围中的彻底展示,其中渗满对美好人性的向往、激情、理想。这种在其作品中的理解和判断,这种对秩序的追寻必然会成为对抗惶恐、倒退、保守、失望的重要刀斧,可以说,张抗抗以她的切身体验和对散文抒写方式的把握,使现存的尴尬而凝滞的生命变得顺畅。这是一种活跃着生命力,是一种动感超然的神趣,是一种对人情世态的人性感悟。就是对地下森林的断想,也体现着人性的光辉,她这样写到: “如果它(指峡谷)早已变成漂亮的小湖,奇丽的深潭,也许早就免除了这‘地下’的一切艰辛。但是它不愿意。它懂得阳光虽然嫌弃它,时间却是公正的,为此它宁可付出几万年的代价。它在黑暗中苦苦挣扎向上,爱生命竟爱得那样热烈真挚。尽管阳光一千次对它背过脸去,它却终于把粗壮的双臂伸向了光明的天顶,把伟岸的成材无私奉献给人们,得到了自己期待已久的荣光。”于是在峡谷之中的森林最终变得“雄伟壮丽,遮天蔽日,浩瀚无垠。风来似一片绿色的海,夜静如一堵坚固的墙”。

一般说来,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的自立,首先是一种心态的自立,是个人卸除社会需要的装扮之后的一种放松,是自然的袒露,因此在散文中拒绝任何矫情、空泛和玩弄,否则就是在作践自己的生命,一位真正的散文家便是一座灯塔,她不仅会对既往的历史作出冷静的分析与评价,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发展指出一条理想的通途。池上嘉言认为,文艺“通过依靠语言(或一般性符号)进行给予‘意义’的活动,……使自我的生活世界更加丰富。”张抗抗的散文总试图在传统的文化缝隙中,找到一种控制和提升思想的起点和凭借点,以便超越人自身的沉溺,因为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张抗抗的散文中自然的人性源头,必然使其中渗透的情感思想质朴无华,她总是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出发,站在人性哲学的立场上,以理性的目光,全面审视和分析人性的发展,在她的散文世界里,她以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感,对社会的某些狭隘性的认识提出了挑战,其中排斥了人性的低劣,提升了人性的极大的包容性,这是一种自我肯定,也是一种势在必行的道德之路的凸现,就像《中国当代名家文库•张抗抗散文》“编者的话”中所说的,“‘喜欢分析’而又‘想把女人做好’的张抗抗没有停止过理性的思索与艺术的跋涉”,她“以成熟女人的情和大智无形的人生姿态,对自身进行了一次彻头彻尾的‘清理和整合’,这无疑是对人生、爱情和世界思索的再思索,因而极富喻理性:她在平凡和平淡中磨砺出自己的深厚,赋予了作品更深的思想和更醇的情韵。”在此书的扉页上,张抗抗也谈到,“生活已远去,人和物已淡然,惟有我微弱的感叹和思绪,萦绕飘散在空气里。”她说自己每部作品都代表了人生的某种阶段,“我来了,我写了,我走了”,“如果说还有苦恼的话,那就是还没有达到自己心灵中渴望的那种程度,没有散发出更美更灿烂的人性光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抗抗对女性意识有一种本能的认同,那是天然的没有受到破坏的东西,它融合在人的血液中,成为她生命的基本元素,而“不是一种防卫或出击的武器”,而正是这点成就了她人性的完整性和美好性。

在张抗抗的散文集《诗意的触摸》中,共有“女人”、“故乡”、“网络”、“随感”、“怀念”、“写作”、“读书”、 “读画”八辑,《中国当代名家文库•张抗抗散文》中也有“谁能感觉思想的重量”、“树与花朵的感叹”、“再走得更远些”等八辑,可见她的创作是具有极大的开拓性的,在这些作品中,张抗抗总能从人性出发,从新鲜活泼的文化表象进入到历史性的文化积累或积存中,探索其中包合的复杂人性,并从中寻找到两者的契合点。
曾被欧阳修赞叹“花最重,天下奇”的洛阳牡丹,在张抗抗笔下,“竟然是一片黯淡萧瑟的灰绿……”
“ 一丝苍白的阳光伸出手竭力抚弄着它,它却木然呆立,无动于衷。”
“惊愕伴随着失望和疑虑——你不知道牡丹为什么要拒绝,拒绝本该属于它的荣誉和赞颂?”
“任凭游人扫兴和诅咒,牡丹依然安之若素。它不苟且不俯就不妥协不媚俗,它遵循自己的花期自己的规律,它有权利为自己选择每年一度的盛大节日。它为什么不拒绝寒冷?”
但最终“一阵清风徐来,娇艳鲜嫩的盛期牡丹忽然整朵整朵地坠落,铺散一地绚丽的花瓣。那花瓣落地时依然鲜艳夺目,如同一只被奉上祭坛的大鸟脱落的羽毛,低吟着壮烈的悲歌离去。牡丹没有花谢花败之时,要么烁于枝头,要么归于泥土,它跨越萎顿和衰老,由青春而死亡,由美丽而消遁。它虽美却不吝惜生命,即使告别也要留给人最后一次惊心动魄的体味。”
从这个特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抗抗的散文,细针密线又恰到好处,没有丝毫的累赘和拖沓,没有矫情和夸饰;她是用亲切平易的语言,不断透视着在一种表象遮蔽下的人性的根本和依存,无不闪现着人性的光芒和关怀。

这种不露痕迹的随意抒写应该与张抗抗的女性角色有很大的渊源,她的散文有一种纯朴天真的心态,如风吹水,自然成纹,起伏有致,精湛曲折的叙述,加之自然的景物,自然的人心,自然的笔墨,一切拿捏得恰到好处。其实散文的艺术,实际上是向心灵逼近的艺术,愈是逼近作者心灵的作品,就愈有韵味。比如我们读巴金老人的随想录,我们读到的是一颗饱经沧桑、温暖诚挚的心;比如我们读孙犁先生的白洋淀系列,我们读到的是一种纯净静美的品质。张抗抗以女性化的人文精神,让人走出了心灵的牢笼,迈向了情感的自由,这是一种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反思与企盼,是一次灵魂的召回,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关切。王安忆曾说:“文学的初衷其实就是情感的流露,于是女人与文学在其初衷上是天然一致的。”苏姗•格巴说:“妇女作家之所以那么偏好个人抒情的形式,如书信、自传、自白诗、日记以及游记等等,恰恰是生活被体验为一种艺术或者说艺术被体验为一种生活的结果。”也就是说,散文是女性的生命之书,里面是从自我出发而进行的对世界和人生的观望,是自我探求、自我表现、自我袒露。
她在《白罂粟》中写到 ,“他提着马灯,在前面走着,犹如一个恍惚飘摇的影子.在这个影子里曾经是否有过灵魂呢?我想.即使有过,现在大概也早已死去了。” “他在菜窖的尽头停住了脚步,战战兢兢的地把马灯略微举高了一点,仿佛害怕那微弱的光亮会照见自己的丑陋。”


但张抗抗的散文是除去了女性自恋的那种弊病的,她将温柔和文雅在道德的层面上结合成了一种狭义精神,开出了繁盛的精神之花,生命之花,就如同张抗抗所说的:“我不否认这一点,我愿意做一个个性顽强、意志坚定的人,但我最喜欢的小说,却是哈代的《苔丝》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两个女性为反对封建的传统习俗和邪恶势力所作的斗争,使我震惊,也使我深深受了感动。我敬佩她们为争取自己的幸福不惜一切代价的勇气和信念,喜欢她们那种丰富的感情,复杂的内心世界。作为叛逆的女性,我认为她们要比简•爱更彻底。”因此张抗抗的散文文笔自然而思索深刻,有人类的爱闪烁其间。北大荒知青生活的艰苦和磨难,使她能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下,展示出对故土、人情、风俗的痛苦和忧伤的挚爱。她在《没有春天》里说,“在北方生活了二十几年,总觉得每年都找不到春天的感觉”,但“心里的春天,剥夺也难,衰老更难”。在《风过无痕》中,她这样写到,“风过无痕,可谁懂得半个故乡人的悲哀?”在《选择的疑问》中,她更谈到,“人依然在选择与被选择中徘徊”。

从一定意义上讲,散文是一种人格化的文体,散文的韵味,不是作家靠文字的雕琢、修饰的功夫,就可以达到的,其中涉及到思想、意识、品德等各种因素。丽卡•琼说:“我写作的目的就是获得爱和关心。”埃莱娜•西苏说:“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才能确保自己的地位。”张抗抗以女性的亲和力,把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认真的加以分析和梳理,虽然“天真美好的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矛盾,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充斥当时文坛的文化专制主义……这一切,都使我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但却找不到答案。” 但她将生命作为一种非常具体的存在,去深入,去穿透,去感受,她说:“我爱散文,爱读,也爱写……写散文总觉得是一种享受。”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沧桑的心路历程,使她有了一种看尽沧桑后的从容与通达。比如她在面对埃菲尔塔时的沉思是“我凝视它,仰望它,唯独没有、没有膜拜它”, “你没有接近过它,你便没有权利轻视;有一日它终会化成一堆废铁,但它曾独一无二地存在过”,“无数双温热的手抚摸它冰凉的铁杆,它的内心却依然孤独。”这是一种长期的人生感悟,是一种个性的积累、沉淀,是一种近于纯粹个人化的特质,它重视真实而摒弃虚假,侧重心灵的私语和倾诉,弃绝对人性的矫情。
“人不能对自己都不真实。”谢冕说。
“在散文中的任何矫情、空泛、玩弄比在其他文体中都让人难受,因为这几乎相当于在作贱自己赤露的生命。”(余秋雨)张抗抗在挣脱了心灵以及人性的羁绊之后,一直致力于价值标准的寻找、发展和弘扬,她以女性的自我人格力量,来集合一种具有人性关怀的精神情绪,并以此来安抚灵魂,寄宿情怀。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见到张抗抗的散文是真实的,包括文本和情感上的,她敞开心灵,关注一切,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只要是真实的,不论是情感性的,还是哲理性的,她都拿来疏通自己和读者的脉络,她对妇女地位及人性归属的确认,归根到底,都是落实于对普通人以及日常生活的重视和整个人性价值的承认,揭露作为女性所受的苦难,为其他的女性加以辩护,这是一种别样的朝圣之路。作家陈染在《不可言说》中说到:“人类的最高境界应该还是人类普遍关心的一些话题,人性的问题。”而写作可以为我们找到一条解决精神归途的出路,张抗抗散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关注个体,关注生命上,对各种生活经验的体味,乃是她对人性的真正的关切。
“一种真切天然朴实无华的美,常常在梦中、在沉思中,将我完完全全地笼罩包容,并与我的身心融为一体。”“散文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最为自然和真实,而且往往取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情实感,随手拈来,信笔挥去,似对一个知心的挚友娓娓倾诉剖析自己的灵魂,无须杜撰,无须矫饰,只有缕缕愁绪、阵阵欢悦,从心里自由自在地流淌出来。”张抗抗如是说。

张抗抗散文的人性的确认应该说是依仗着她散文中思想重量的支撑。
这点很关键。因为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和主体的文化形态,总是通过现代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目的是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求的,它的空乏是必然的结果,但一个真正的散文家却不然,是需要真性情来结晶,依靠思想的重量来沉淀文化、传送文化、继承文化的,她必须洞若观火般地吟唱,必须让生命的光柱通体无遗地照射着自己,它的灵魂必须是本真,它必须直面人生,真诚地打开自己的心扉,让人们深切地感受到感情激流的奔腾,从而受到启示、激励、鼓舞。“我觉得人的存在是无法选择的,每个人客观的或者逼迫的置身于某一种不同的历史阶段当中”(张抗抗),所以要重视我们在缜密的逻辑思辨和艺术本质交织中的思想重量,这是艺术内在品质追求必然结果,它与人的心灵的潜通暗合,注重情绪内蕴的心灵潜语和人性的张扬,它要求对人性文化思想及观念精神的解救,实现对生命本我的超越。因此北大荒的风云,北大荒的悲壮,滋润了张抗抗等一代作家,一代人的生命,成为他们生存的永远的泉源,她在《最美是北大荒》中充满困惑地问,那个让“矜贵的鲜花受到如此粗暴的摧残”的连长,“他真的那么忌恨美么?”“然而美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春天的甸子里的杨柳会爆满毛茸茸的嫩芽,秋天的屋檐下会挂满金灿灿的玉米,冬天的冰凌花会在窗玻璃上勾勒出一座座晶莹剔透的童话世界。就是这片曾经让作家流血流汗流泪、痛苦与欢乐交织的土地,这片曾经多么厌恶、憎恨,甚至咒骂过它的土地,却在自己的“心中却留下对它千丝万缕的眷恋”,在作家“心的深处,我将永远固执地认定北大荒是最美的地方。这种美决不是供人欣赏玩味、超凡脱俗的美,而是叩击你心扉、使你为之震撼、为之颤栗、为之慑服的美。它既不喧嚷也不做作更无炫耀,它默默地存在,只为发现它、热爱它的人而呈现。正因为在那参与了美的无数次瞬间的交流中,渗透了我们内心最真挚的情感,我们才会觉得唯有这美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它属于我们苦难生活的一部分。”
这就是生活的显现,就是真正生活过的坚强的人的重量的显现。

古典散文的核心是“载道论”:代“圣贤”立言,载不变之“道”,在张抗抗的散文中,“文以载道论” ,是一种心灵对北大荒的契合,里面有太多谋生的疲惫与艰辛,以及之后的慰籍,仁慈与关爱、宽容与忍让、克制与等待,这是一种内心最秘密的隐痛,是人处于一种精神的矛盾中的苦闷和隐痛,是关于思念、追忆、恍悟、自审、忏悔,真诚、感恩的生命依存,虽然德国诗人海涅在他的名诗中说:“冬天从这里夺去的,春天会交还给你”,但确实如此吗?张抗抗在自己的散文世界里,总试图以其女性的温柔和细腻,拭去一代人理性的痛苦。张抗抗说:“我祈求社会进步,希望变革,对旧的传统势力无所留恋,希望看到针砭时弊的文学作品。”虽然马丁•路德耶曾言:“罪人不愿承认自己是罪人,这就是罪的最终形式。”但《圣经》中说“原罪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我们必须面对一种令人恐惧、焦虑和不知所措的现实,并且时刻准备着承受被突然抛入某种境遇的孤独。我们必须用活泼跃动的生命激情和创造性灵感去驱赶充满了烦乱和嘈杂、干枯乏味、冷漠寡情的内心生活,在繁忙中,让停滞和凝固的生命不断激动。

按照散文评论家楼肇明在 《女性社会角色•女性想象力• “巫性思维”》一文中界定,“女性散文”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对女性社会角色的思考;(二)这种思考是以自己的经历体验为基础的。 (三)其想象方式具有女性的心理特征。但任何艺术要做到骨感渗人,并不能单靠女性特有的孤绝的心态和由此暗生的孤寂,在作品中必须有一种箴言似的暗示,不论是浪漫主义表现主观,还是现实主义突出客观,或是现代主义着意于荒诞和虚无,其核心的意义依旧是思想的深度和意义,其作品必须对时世的情境有着非凡的深刻的洞察力,并由此产生一种教徒般的虔诚意味,深邃却又空明,混沌却又澄澈,这是支撑一部作品的一条重要的根。比如张抗抗在她的散文《无法抚慰的岁月》里对群体意识,对于孤独,对于文化心理,甚至对于过失和罪孽伤痛的再认识,都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体现了其中超拔的思想重量,她说“我们是一只蚕蛹被困于黑暗中,但我们已经无力咬破茧子,我们失落,而我们却又无可奈何,因而我们的痛苦是双重的”,但她依旧不断地叩问、反思,“有多少人真诚地忏悔过,用心灵去追寻我们当年为什么受骗上当,为什么愚昧无知。”这是一种深厚的认识和思考。
其实经历是无法抛弃、修正和重塑的,任何对于幻想的依存,或是反向的选择倾向,都是对现存世界的弱化和剥离。记得野兽派艺术家乔治•罗奥曾典型地揭示出了现代绘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说:“绘画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手段,它是夜里的一声叫喊,一个咽泣,一个窒息了的笑。我是荒原里受苦难之人的沉默的朋友;我是永恒苦难的常春藤,它攀缘在这被遗弃的墙上,墙内是反叛的人们藏着的他们的罪恶与兽行。”所以对于生活给予我们的,无论是幸福还是灾难,都会成为我们的一种归属一种拯救,但要避免任何形式对苦难的伪善的兜售。
作家张炜在1988年7月16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其实,理想主义和自由心态结合的最紧密,理想主义是最纯洁最自由的”。张抗抗散文的思想重量,也得益于她给人一种沉重思考后的光明的理想,一种自由的前景,她始终在努力让思想从悬浮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态中返归地面上来,她散文深处的思想像苍鹰一样盘旋,不绝如缕,透着孤独,惶惑中美好的向往。她的散文是活的生命的语言形式,,她充分显示了本真、本色、本性的艺术最高境界,这是张抗抗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的主体人格与精神的积淀和外露,就像佘树森 陈旭光所说的,文体“不仅仅是语言结构、本文结构和语言表达诸方面的内容,它也包括作家主体的人格与精神”,在此点上,卡夫卡是满怀悲哀和绝望,无可奈何地徘徊于“城堡”之外的;鲁迅是断然拒绝了人群,孤独悲愤而又一意孤行地坐在自己黑暗冰冷的怀疑之中的,而张抗抗在她的散文里,用语言的声音、气味、色彩、光线,再现了一个个追寻思想的的时空坐标,其中充满了敏锐而深邃丰富的生命体验,可以说张抗抗是用自己厚重的思想给予了我们一种独有的人性启示,让我们更加确认了对于精神故乡的界定。这会让我们在思考中坚守常识,坚守自我,坚守诚实,让我们在对自己刻骨铭心的抒写中达到一种人性意义的深度和升华。
“以后的日子,我也许还会继续流浪,在这极大又极小的世界上,寻觅着、创造着自己精神的家园。”(张抗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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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家观察》之二:《日常写,写日常——桂苓的启示》
《美文》第2期

王冰

卢梭曾说过,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处不在一种枷锁中。
当现代文明造就了诸多文化荒漠之后,社会开始逐渐走向理性化和感性化交错的时代。特别当历史推进到二十世纪末,在飞机、航母、原子弹、战争、灯红酒绿、空间利器、电波、视频、网络等各种现代化标识的包围中,包括道德标准在内的诸多标准已经开始四下崩塌,在这一时期的女性散文家们,依旧能秉承传统中美好的道德情操,坚守个人写作和理想的意识,使写作成为她们表述存在的最佳方式,并以此来对抗越来越恐怖和坚硬的现代阴影。她们的散文创作依旧在一片废墟或苔藓之上,张扬着充盈的艺术表现力,依旧具有崇高的使命感,女性本身所固有的善良与敏感,让她们得以用具有个性色彩的羽翼翱翔,她们摒弃了生硬的的教化,也摒弃了迷茫与放浪,因而能挺直腰板,历尽浮华,直面语言和价值的意义,进行着自己心意和情绪的抒写。其中,桂苓对日常事物的日常书写,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意义,是具有典范作用的。
桂苓的作品有一种宁静的姿态、素朴的思考和总体性的超越,这源于一种责任。她的这种写作,实际上已起到了一种烛照作用,那就是日常事物不止对日常生活有用,对写作的切入也是一种最大的缺口。比如桂苓的《她们》,从三代同堂的姥姥、妈妈、女儿,一直写到怨妇、寡妇、房客、小姨子、表妹、舅妈、、小姨、女儿、媳妇 ,她笔下的怨妇“做起来比怨鬼还怨”,而“寡妇是一个中断了的青春故事”,“从寡妇到寡母,是青春的一种质的飞跃”。 就是一个小小的“一向是安逸、平和、沉静的市民百姓生活”的院落,桂苓也看出了别样的一种色彩,她说:“在那里,我见到一个又一个陌生然而熟悉的房客,陌生是因为一次一个新脸孔,熟悉是对于她们脸上同样的倦色,同样的耽迷与麻木。她们都很年轻,青春刚刚好,待价而沽,待婿而嫁,她们都很滥情也很痴情,一个一个老鼠打洞般隐密地等别人离婚,等那些男人离婚,等妻子们离婚。她知道青春易逝,红颜易老,她知道一生中太多的日子匆匆而逝,唯有捉住一点是一点,能换钱的换钱……”这种对社会的通透的认识,很有让人反思的味道在里面,由此我们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压迫感,其中静静流淌出来的生命之水,慢慢地拍击着我们身体四周的脉络,骨骼,心脏,大脑,不由使我们心房悸动。
伍尔斯说过:“假如生命有个根基,那么它就是记忆。”
桂苓对于记忆中的日常事物和日常生活,习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挖掘,这给我们带来一种陌生的新奇感,其中流动的是一种异样的冲动,是一种变换了视角的哲理。就是这种日常生活的日常书写,更让人深深感到了自己在对待日常事物时的心灵钝化,或者是心灵僵硬。桂苓在这方面确实是相当睿智的,她是以生命来探询来构建一条将社会日常经验与写作经验相融合的道路的。她把“最美的词语与诗句献给了植物,把最深浓的感情最亲密的友爱献给了植物”,其实这种感情真正献给的是和自己每天都贴面接触的生活。她说:“女儿是我一棵一棵栽下的植物,或者干脆就是‘一棵女儿’。我还说像植物那样活着,我总是想念故乡那棵结一种小脆枣的枣树与香椿树。”
  “在北京我居住的那个居所里,一棵不知名的大叶植物刚刚绿叶婆挲地茂盛起来,又想着或许哪天就送人了。人安居方可乐业,书亦是。植物亦是。猫亦是。我不知道如果人一次次一次次搬家,而每次必得割舍一样的话,那么我先舍弃什么。天哪,这是无比残酷的事。”
  桂苓不由自主的问:“书,是你吗?
   植物,是你吗?
   猫猫,是你吗?  
桂苓,是你吗?”

桂苓的灵秀给予了她小径幽杳般修远的品性,一种特有的禀赋滋长在她的身上,这种生存背景是充满着一种迷幻的宿命的,小巧而大气,细腻而狷狂,它犹如隔着一层薄雾而又罩着一层浅红色光晕的花朵,将背影投射在水中,又慢慢在水面上化开。同时泛着历史光韵的厚重的齐国文化的古风遗韵也微微熏染着她,淄河滋润出的雄霸之气又使她变得丰厚,有一种张驰有度的的厚重感,兼有女性的灵动和学者的谨严。这个时期的作品,桂苓对生命的体察和省悟都积聚着一种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她始终在营造一种能让人心灵栖息的精神家园,一个不再让心灵漂泊的心灵港湾。而当更多的人在精神的废墟上狂欢之时,桂苓又行走在了北京,徜徉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术殿堂——一个热爱自然,崇尚自由的精神王国里,季羡林、周汝昌、冯其庸、黄宗江、袁鹰、刘梦溪等诸位学界巨擘的关爱和影响使她在简单日子里日渐成熟。她在繁华的城市背后,在精神的边缘,寻找她的纯粹的世界,即她的日常生活以及她的日常经验背后蕴涵的意义,如果说特立独行、个性十足才是天才的话,而桂苓的在日常生活中渐成习惯的率直天然、随性而为,使她能以一个在废墟上坚守精神旗帜的勇士姿态,去追寻日常生存的意义,洞悉日常生活里面的一切,比如真实、荒诞、狂喜、沉寂等等。
桂苓的主要作品的核心精神,是人如何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活着,才能形成一种有意义或更有意义的生活,从这一点出发,桂苓的日常书写里,便充满着她本人对于人生日常存在的智性感悟,她在精神上或是独善其身,或是以身殉道,或是烛照生存的虚空,这些对于一个进入颠覆和消解的世界,对于一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人性肢解破碎的世界,是一种拯救和极大的悲悯。难怪评论家张颐武先生评论说:“桂苓的作品充满了来自乡间的诗意,她发现了另一个被消费主义和时尚淹没了的实在的人生,并将它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原来,桂苓是在用自己的纸和笔,把她自己心中的充满时尚的乡村世界静静地描摹下来,把她心中的时尚、理想、寄托和追求描摹给现代商业社会的人们,让人们看看,谁时尚,谁潇洒,谁可爱,谁悠闲……”,正如作家陈祖芬所言:“桂苓这个“七十年代”,吃简单的饭食,写朴实的文字,不show不秀,好象一个在现代社会苏醒过来的古代人,带着古风,浓浓的古风。。。。。。往往越是简单的,也越是现代的。如果今天的文学苗圃里有不少移植的花、合资的花、美人蕉、孩儿面,在这么多的新新花类中,就长着一颗土豆,看起来犟头犟脑,其实温热着、充实着大地。桂苓最本色,然而,也许,她是最个性的show。”
尼采说:“因为充实自己才产生了精神孤独。”
对于人类而言,当那些被社会同化或异化的人充斥在天地各个角落,某些智者的孤独和思索便是必须的,像其他作家一样,桂苓肯定也曾在灵魂的旋涡里煎熬过,在其中,桂苓以探询日常生活的意义为圆点,将自己的心灵无限地向四周的意义拓展,她有一份对日常生活和最终超越这种生活的从容。记得泰戈尔写印度妇女的提灯,顶罐,枯地上的劳动人民,骑在牛背上的牧童,迷人的夏夜,都张扬着一种生命的坦荡和从容,这给了我们一种暗示,一种探入作品的路径。桂苓同样倾心于日常生活的解读,她爱恋着世界,点燃着光明,洋溢着欢乐,而且她把这些都质朴化、平淡化、细腻化、清新化了,其中舍弃了自私,舍弃了狭隘,舍弃了私欲。“这里展开的是与一个同自己灵魂对话的哲学“沉思者”不同的现实的与精神的世界。”(孙玉石序,《吹灭读书灯》,桂苓著,作家出版社,2002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日常生活中的书桌,书桌上的烛台,切开的苹果,翻开的杂志,非哲理化的诸多情趣,都一一进入了桂苓的散文中了。桂苓从那些被自己称作“开在书案上的花朵“的书里,找到了一种正常日子的平和与温暖,“到一个人办公室或家里去,我总要在书橱和书桌前驻足、伫望。朋友书架上有一本跟自己一样的书,那种惊喜就像蓦然回首里的爱人,像久等不遇的约会,更像是除掉在家和学校门口而外的其它地方巧遇自己的小儿女,她混迹于众人之间,一眼望去,犹如一只小羊在群羊之间,弹跳的四蹄没于草地,如月光中的花朵。”
  “书是开在桌案上的花朵。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
她说,“或者就地托生成一本静默无言的书”。
  “我怎样得到拯救?”托尔斯泰问。
桂苓在书中教我们从生活返回自己的内心,坚守自己的精神本性。
《圣经》上说,“头脑简单的人多么幸福”,置换一下就是“文字简单的人多么智慧”。这是一种纯粹、一种雅洁、一种内腴外素的修养,是月照波心,梅雪成春。桂苓用从日常经验中偶然得来的,或精心培植的平和来建构自己独有的散文世界,这包括散文体式上的,也包括语言概念上的,以及内在精神上的,这种建构是以文化为背景以个性为前提的,这是桂苓超越自由的心态,回归文学本体,抵达人性深处的前提。林非先生说,“散文要更多的性情”,“应该以文字为根基”,“以思考为体验”,桂苓正是用深沉的个性化的印痕,来再现一种充满沧桑的冷峻回声的。评论家谢有顺在评价桂苓的作品时说:“在一个话语喧嚣无处不在的时代,……她(桂苓)用自己隐忍的热爱,有效地复活了一批在我们记忆中业已死去的事物和景象,并使它们在大地美学的阳光下熠熠生辉。越过这些淡定的文字,我们真实地看到了一个现代人复杂而惆怅的内心。”

五四的散文体现的是“水是淹溺我们的,火是燃烧我们的,风是散播我们的骨头的枝节与灵魂的渣滓的,地呵是覆灭我们的”(王统照《阴雨的夏日之晨》),是残酷和挣扎,是破裂与毁灭;解放时期的散文是震颤,是饥饿,是号泣,是消尽,是雷鸣的腔肠;文革时期的散文是欢呼,是跳跃,是舞蹈和高歌;新时期散文是惊醒,是怅惘,是解脱,是模糊的生存,是灵魂中珍珠的相合。它们往往是精英文化话语和政治权利的体现,里面多是争和夺,爱和欲,气愤与牺牲,曲棱的尖刀,切割的肢体,流洒的热血,深坑,以及陷落的瓦砾,而桂苓似乎更倾心于个体精神上的自我构建,个体语言上的修正和确定。比如桂苓在《主妇日记》(载《美文》2003年头题)中,写“书桌”就是 “书桌是书吃饭的地方”,写人在“台灯”下时,“蛋黄的灯光照得两人像比颈而憩的疲倦的小瘦驴”,“台灯的温馨使我们在冰冷的世间暖意满怀”, 写“稿纸又像三五分庄稼地,一个格一个格待我们间行间距地插禾栽稻”,写“衣服是我们与外人交接的另一种语言”。桂苓对日常事物的这种选择,并不是有意为之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它就失去了特有的本性),而是骨子里透出的一种个人化的玲珑剔透,但桂苓所写的日常生活所投射出来的,依旧是持久的震撼力和足以淹没人们思维的纵深性。
中国有着“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写意手法贯穿着中和之美,如果说努力向无限挣扎是崇高这一审美形态的基本性质的话,那么桂苓的散文则是向着和谐与静谧挺进,那是一种光明澄澈的远方世界,犹如水晶一般,但又绝非像水晶饰品那样的平乏与空洞。据说西方的光明之神阿波罗能给予人们以无限的温暖和光明,其中被诸多色彩与光环围绕在核心的便是中和,所以读桂苓的作品很有点读周作人先生文章的感受(中国散文的一条传承有序的主线:明清小品---周作人---废名---张中行、汪曾祺、谷林、钟叔河----止庵、桂苓等),平和冲淡,文字朴素、平易、不重藻饰、不刻意求工.感情隐蔽、态度恬适淡泊。可以说桂苓集合了叙事、说理、抒情的诸因子,达到了知识,哲理,趣味、情感的统一,用自己的性情和生花妙笔把它们很好地条理起来了。其中弥漫着一种无形的悠闲、清澈和光辉,充满了无限的甘美和光明。
而当桂苓在自己的话语中将求生的欲望,幸福的幻想,全部幻化成一种真实的信仰之后,便出现了一条通往无限自由与和谐的天堂之路,这是一种忘我的平和。是从儒家那里推演出来的一种“成均之法”的和谐,其中也包括道家的包容万物,游刃有余,翱游飞天的物我合一的和谐。它是从桂苓的直觉里缓缓流出的涓涓细流,慢慢地浸湿了人的心田,看过数日,犹觉声音在耳,情形在目。“桂苓把我们带入她绕不过去的童年。……这个仿佛从宋词中走出的女子,她典雅而性情灵动的文字面向童年时,又多了份调皮与烂漫。”刘亮程这样评价桂苓。

孔子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当一种种矫情的理性充斥着我们四周,使我们的直觉僵化乃至消顿;当一种媚俗化的或伪饰性的创造堵塞了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创作肯定只能是一种将原初形态放大、解剖、浓缩、诠释的过程,而写作靠的不是概念,而是直觉;不是以思想为媒介,而是以感性形式为媒介,于是桂苓和其他女性散文家的直觉式的个人化的日常写作便显得犹为重要了。
叶朗先生在其《现代美学体系》中说:“感的基本含义有两层:第一,‘格也触也’,就是指人的第一信号系统对外物的感知;第二,‘感着,动人心也’,‘感’与‘撼’通,感就是心有所动。”在桂苓的散文中理想主义的直觉乃是其重要特色,它形象地向我们揭示了生命最深层的本能和秘密,把我们引向生命的深处,而当桂苓将理想主义的花朵在我们胸襟间温暖地开放时,她向我们打开了一片绚丽灿烂的人生图景,其中最具意义的深沉的境界也在她的《吹灭读书灯》等作品集中,朝气蓬勃地像美丽的花朵一样慢慢绽放,其中的美丽源于它的自然的生机,浑万象以冥观,桂苓在她的散文中几乎屏弃了所有的浮华、冲动、冲突,涤荡了所有符号化程序化的概念,留给我们的只有光辉、美丽、闪耀的天空。她给我们展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纯净温和的直觉的心境,是一种超越了功名利禄羁绊的,将人性与安身立命相融会的一种完整的人格体现。
桂苓是从朴素的角度,即从日常生活的感悟以及对它的提炼和浓缩这个角度来写作的,这点与中国传统的女性作家极为不同,以前的女性作家的创作,多是悲绝凄婉、百叹千回,让人揪心断肠,稍好些的可能最多是悲里含刚,善里蕴仇,总也不离“闲愁闺怨”、“风骚艳情”,陆云《谷风•赠郑曼季》中说“感物兴想,念我怀人”,夏侯湛也说“有感时迈以兴思,情怆怆以含伤”, 女性作家的作品里有太多的哀怨婉叹,太多的一恋倾城和焚香围炉的愁思,这似乎成了她们再也摆脱不了的宿命,连张爱铃也只是一种贵族是的挽唱而已,最后直到连女性的躯体也在写作中赔了进去,性爱由此而变得更加扭曲,在作品中与现实更加背离,并逐渐变得委琐,背负上更多的迷茫和绝望。桂苓的作品则不然,桂苓达观的生活态度以及对日常生存的认可与渴望,使她能够以一种严整的态度来寻找一种切入点,就如同何其芳在秋天的园子里找到了迟暮的花,我们也在桂苓的作品中找到了那种在日常日子里心灵真正需要的品质,所以对日常生活和人性的深度开掘,便是桂苓散文的一种特色。

桂苓的散文,由日常的感性到理想的道德,由理想的道德到理性的善恶,她把诸如善良、正义、节制、仁爱都引到她的作品中来了。 比如她的《诗,为羊而作》中这样写到:“ 镜头拉近,出现在画面上的是一只反刍的羊,目光柔顺,神态安详,眺望的眼神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遐想,蠕动的嘴,有绿绿的草汁泛着大太阳的光泽,那只羊真是美极了,……小羊、小鹿等食草动物都有着纯良的眼睛和神态,它们本身也像大草原上青青草一样,纯洁、恬美。”
“ 我有过一件毛皮衣裳,是回民小镇的产物,一件衣裳遍布许多旋起的花纹——原是小羊羔脑袋的头旋……一个小孩子,据说一个旋的老实两个旋的调皮,那百十只小羊脑袋拼接镶嵌的衣裳,竟没找到一只俩旋的,都是些老实的羊呵,都乖乖地被杀了。我穿着那件衣裳,午后慵懒的阳光下,它便烘烤般的热、滑,并且散发着一股暖烘烘的腥噪,还有,似乎有一群小羊羔跪母的呢哝与一马平川的草原上唿啸而过的清风吟唱,我本是极重自然万物生命的人,然而我却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感知着自然的平和与安然、律动与飞扬,……偎在惨遭宰割的数百只羊羔脑袋做成的衣裳里,假惺惺地感念着自然、和平、生命、人性的高贵与善良;或者极其温顺柔美地一卷而握颂赞真情、亲情、爱情的篇章;也或者可人小鸟般偎在亲人身边扮演着跪母的虔敬或者举案齐眉的温柔或者拍打着小婴儿而脸上熠着慈详而柔和的光辉。我突然觉得人是多么的残忍、霸道与冷酷、专断,那样小小的羔羊,何样幼小稚弱的生命,何样做小伏低的生存形式,恐怕一生之中连女性、母性的慈爱光辉还不曾一一展现的吧,今天却将魂儿附在我的身上,眼见着我为人女为人妻一一敷演,叫我汗颜与痛苦。刹时,我似乎也变成了羊,我没杀羊妈妈的孩子,但我也成披着羊皮的狼了。”
桂苓的这些叙述让我们体验到了一种无法诉说的痛苦,是沉在生命底层的真痛苦,是一种毁灭的无奈和悲哀,是一种生命无常的困顿。我想桂苓在写下这些文字时,心应该是颤抖的,是自责,是控诉是揭露,是为了寻找高尚。

面对桂苓的诸多作品,我们要体验其中的或是优雅,或是悲怆,或是滞涩,或是淋漓的意境,就需要我们穿越那些词语的密林,拨开弥散于文章之间的云气,看到最内质的东西,看到桂苓笔下的日常生活以及生命中的另一份从容与平静,“桂苓的文字如此安详,静静的竟然也生出一种力量”(评论家南帆语),比如土豆、棉花、缤纷的水果、葡萄、粗布衣服、被子、滚边旗袍、书桌、油纸伞、油纸灯笼、豆荚、木墩等等。她说:“我从未见过葡萄开花,也是粉紫的小碎花吗?还是根本不开花?就象一个沉默寡言的小孩,一声不吭的不被关注的却是某一天突然走上前来,却是一个美神般的少女?葡萄,是琥珀、宝石、玛瑙和怀春少女的黑眼珠,闪烁在七月初七落雨的夜,闪烁在往日重现的故事之中。”正是这些极为平常的事物却在桂苓笔下产生了很强的冲击力,里面没有性和金钱对于欲望的非正常的解救,也不存在美感和诗意的陷阱,更没有大量城市化符号的堆砌和拼贴,没有假面舞会,没有摇头丸和抽筋舞蹈,没有酒吧、迪厅,没有对生活琐屑的无奈,只有热爱,在桂苓笔下,它们或是瘦骨清相,或是圆润丰腴,或是多媚匀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桂苓的语言是结实的。
桂苓的语言是刨去了华美外罩的诗意化语言,是日常化的写作语言,比如“书桌是书吃饭的地方”,“孵思想的蛋”,“女友们是一地青草”,“有人清晰的走过就像白纸上的黑字”,“姥姥是一本初版书,妈妈是第一版第二次印刷,女儿是第三次印刷”,都是很具朴实但又灵性的文字,既是天性里的积存,也是在对日常生活的思索和积累中得到的。桂苓运用的这样一种日常语言器具,或平淡,或远逸,或清空,线条如行云流水,笔势顿如山峙,控如泉流,宽舒圆满,方正庄严,在变化中尽显意态的洒脱。里面透出的是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的中国特有的情感,如木瓜的青色,石榴的火红,水果的缤纷,暗黄的灯盏,红木的园凳,蓝布印花被等等,无不具有中国的古典特色和情趣。比如桂苓是这样写棉花的,“午后的阳光被细叶榕密密地滤过,照在身上如同老虎纹,看在眼里更觉得热。母亲新蓄的棉袄、棉裤乍手乍脚地睡在荫凉下的小席子上,像一个贪长的孩子摊胳膊伸腿,我躺在旁边,半翻过它们,那个大我一圈的孩子像是在搂着我。我的衣服便是我的小姐姐呵,她永远的比我大,目光柔和地陪我一起成长。我穿上它,大热天汗津津的光身子裹在绵软的棉衣里,花棉袄真是打扮人呵,我的小脸顿时变得清朗起来。” 如孙玉石教授所言:“桂苓的散文,讲究语言的选择与磨练。力求做到鲜活精致,极富个性而唯美。舒展而又回旋。跳跃而又漶漫。洒脱而又吝啬。她说,语言一旦创造出来,就如“脱茧而出羽化而翔的翩翩蝴蝶,这么美丽的东西当然越少越好。若漫天飞舞,就失去了意义。”(《蓝眼泪》)这语言的美,来自书斋广泛的阅读,来自生活经验与记忆的捡拾,更来自作者家想象与才气糅合为一的锤炼。。。这里可以看出何其芳《画梦录》“独语”风文字魔术的承传与突破,也隐隐见出域外同宗女性散文笔致吹拂的影子。。。作家似乎努力追求的是:散文的语言,已经不再是载体意义上的一种工具,而是一种美的独立存在了。(孙玉石《吹灭读书灯》序)
当我们努力去追寻包括桂苓在内的女性散文家时,我们发现了她们内在人格在日常生活和写作中外化的形式和意义,就像 “桂苓自是多情,却不煽情矫情;自是多理,却不钻理搅理”(黄宗江序,《简单日子》,桂苓著,2006年1月第2版)一样,其中感觉的纯粹与驳杂,感情的精致和粗砺一样会打动我们,她们在她们构建的世界里澄怀静虑,终至主客相融,浑然一体,因此,个性化的日常写作应该是世界上最真实,也是最具色彩的写作,虽然那里也有由于精神负累而造成的重压和撕扯。因此要使自己的作品气脉不断,笔断气连,形断意连, 达到“于人生与哲学思考中更为深邃更为悠远的东西:如萧乾说的那种“超达渊深的情趣””(孙玉石《吹灭读书灯》序),从日常经验出发进入写作应该是很好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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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8-5 1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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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散文深处的十二条路径》之三
与生命对视
——冯秋子的启示 《美文》第3期
王冰
应该说艺术的最高形式和价值在于交流,散文作为生命的活的语言形式,它同样是人类精神漫游的重要途径,本真、本色、本性是它的最高境界,在一篇散文里,作者和读者都企望让自我的生命在文字的书写背后获得永恒的魅力,冯秋子的散文,蕴涵着对人性的思考,她以她文字的苦难意识,迸发着对社会、人生、身体与性灵、梦想与疼痛的直观感触和深入思考。
作家韩小蕙曾直言不讳的指出:“作家冯秋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背上压着大石头的中国农夫的姿势,和一个荒凉村庄里的寥落鸡群。真实的荒诞,荒诞的真实。”其实“荒诞意味着人对人生意义的探寻,对幸福与理性的向往。”(加缪语)当更多的人坠入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泥潭时,文学的使命便会在此时凸现出来,即要在人性的要求下,进行人生意义的追寻和探问,高唱人性价值和人格尊严的赞歌,在黑暗中透出些光明给无望的人们,这是一种沉沦中的再生,隐喻着一种痛心疾首的追寻,因此冯秋子在其散文中对生命的凝望和对视,便有着生存道理上的实际意义。
冯秋子的文章有一种飞离尘寰的思考,有一种思考之后的静寂,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绵延感,一种流畅之中深层的肃穆性,她总是倾向于对真相和苦难的揭示,以一种蝉蜕的姿态去释疑,对现实鲜盈的空间做着自己特有的理解和诠释,她总试图将生活的本真从生命躯体中剥离出来,用以表现自己对描写对象至乃整个人类社会和宇宙的认识,她着重表现的不是人类所经历的外部世界,而是在外部世界所影响下的人本身的存在状态,比如《鬼故事》里自己那莫名的恐惧,以及同虚无的鬼魂的无奈的纠缠;比如《寂寞的天》中被哥哥们耍尽方法丢下后的惊悸和慌乱;比如《额嬷》中像风像刀子一样的生育的艰难,都让我们感到了一种致命的桎梏,也让我们在怀疑中具有了一种天然的摆脱的欲望,而冯秋子在面对这种艰难时,是持肯定和接纳姿态的,从中我们可以认定,既然生命给予了人疼痛,就要去感知、接受,要学会坚忍,要以悲悯的胸怀抚摸我们生活和生存的现场,就像冯秋子散文中描写的一样。

人的天性是贫弱的,伤痛往往不止于肉体,还有精神。
在冯秋子的笔下,戈壁、沙漠、蒿草、暴风雪、帐篷、酒、刀枪、血、白骨以及黑夜里出没的鬼魂,让人更直观形象地感受到了人的困境,当我们凝视思想的湖底,我们看到的是冯秋子给予人的那种悲悯,那种独立面对世界的态度。她在《鬼故事》中这样写到:“ 问题是那个男人死了,那个女人也死了。
杀那个女人,是父亲在城东大广场的土台子上向两万多人宣布的。那一天正好是立冬,我记下这个日子,是因为一早起来,每家的女人都告诉自己的孩子立冬这天的忌讳:不要喝冷水,小心冻掉手脚。那一天出奇地冷,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知道立冬冷就会冷一冬了。
西北风呼啸着,……风把父亲的声音掀得忽高忽低,忽清晰忽暗哑,忽悠长忽短促,飘移不定。……冷风穿透了整个旗。他们听到消息后,会为死者默念一句:可怜的人们,早一点去做再生之旅吧……”
而面对“你的声音早已录到地底下了”的父亲。冯秋子说, “他的脸斩钉截铁。扩音机把他的坚定扩大了好几倍。他继续着与风的抗争。他曾经看见的那个古城废墟里也会响起他的声音。但是风越发大了,他的声音越发失真。”
冯秋子在文章中不由感叹:“你既然知道没有别的路啦而你有‘法’,为什么还要杀她?你的‘法’救不了她。
我怀疑你到底有没有‘法’。有多少是你说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法’?你为什么要让她替她丈夫偿命,她丈夫替谁偿命啦?她丈夫凭什么非得替什么偿命,他错了什么,错得厉害吗?什么为什么要让他俩都偿命,什么替他们偿命吗……你们……”
“无声的冤魂不存在吗?…… 他们都是土地埋藏的。”
“鬼有多少,冤魂有多少。”
“有一点确实不同于从前,北方城市里的电灯可以随便点了,深夜人们家里的灯灭了,街上的灯还亮着,一直亮到太阳出来,人们都不需要它。灯亮了,小孩子却仍然爱做关于鬼的梦。”
在其中,我们面对是一种令人恐惧、焦虑和不知所措的现实,并且时刻准备着承受被突然抛入某种境遇的孤独,因此我们必须用活泼跃动的生命激情和创造性灵感,去驱赶充满了烦乱嘈杂、干枯乏味、冷漠寡情的内心生活,在繁忙中,让停滞和凝固的生命不断激动。

人的本质是自由的,也是强大的,然而人类必须首先学会思考,学会承受苦难,才能得到。要在现代化留存的那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废墟面前,坚持自己的智慧和向前的执著与虔诚,这是我们需要的一种精神的支撑。在其中,冯秋子显示了一种勇士奔赴疆场的勃勃英姿,她不断地用自己的散文做着独特的深邃的体察与认识,她把自己的思想磨成了一把尖利光亮的快枪,直接刺入了苍茫的人世深处,让人感到了一种似乎要担不动的沉重,她的《沼泽地》的隐喻性,《婴儿诞生》中生命的痛苦与庄重,《人与鼠》的荒谬与真实,都体现着她的理性和思辩色彩。她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都需要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归属于哪一个群体,有一种什么样的生存背景和环境,这些对于我们认识我们自身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冯秋子就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并且以诗性和审美为依托,创造出了一个诗意化的也是苦难化的散文空间,当然其中也闪现着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E•希尔索普泽在其《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波德莱尔》中说:“总之,必须从中抽取生活不经意地赋予它的那种神秘的美……因为我们所有的创造都来自时代加于我们感情的印记。”

其实冯秋子体悟到的内心风度、骨头硬度、血液浓度、精神厚度、文化深度、思维高度、语言亮度、都是明澈而温暖的,这是她在洞悉了世态世情的前提下,其品性在作品中的显现,她对于一种深层精神的探入,让人感到了一种等待的虚空与静寂,一种思想的张力,一种思想的锐利,她总力图在生存的艰难中寻找到一种世俗的支撑,罗强烈先生认为:“作为一个从乡村进入都市的文化人,‘城市’和‘文明’的双重迷雾,使我几乎看不清生命的本来状态,也就无所思索其意义了。此时,我产生了与现象学相同的哲学意识:回到事物本身。于是,我选择了质朴、自然、原始状态的大娄山,从那些简单而基本的人类活动中来考察生命的意义,以及这种意义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情感反应。” 因此可以说物质上的奢华与富有是无法从根本上消解心灵深处或者骨子里的自卑与萎靡的。
越是奢华富裕就越感到心的无依无靠。
于是冯秋子总在往回走,走到自己的草原,自己的本土,自己的社会,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中,让自己的灵魂一次次激烈波动又肃穆冷静,在对抗和坚持中进行痛苦的思考,我们在她的作品《我跳舞,因为我悲伤》中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文慧,“文慧和金星以各自灵与肉的伸缩,在舞台上创造着时空的可能性,创造着人的声息和肢体动静,一切混沌如初,是人在梦里才有的感觉。她们的舞蹈把人引向认识的艰难境地,使看舞蹈的人不知不觉地开始思想,感觉到生命在自己的躯体里涌动,而此时,浑脱的人性显现……一股雨水从你的心里流泻出来,贮满了你的双眼,你悠然觉得舞台上的人就是你自己,你的内心世界和她的,在这个时刻融会贯通。这一切都是因为舞台上的几个人,她们的头脑与她们一起顽强生长,你甚至看到了,生长本身的与众不同……在整个欣赏过程,因为你的投入,你已经由一名观众成为一名参与者……”以致于连作者自己都开始“喜欢她们投入的时候那种忘乎所以”了。“我兴奋不已,……发现有那么多窗户,那么多暖洋洋的灯光,那么多人但却宁静安祥,都像我的家,都像我的家人。特别好,就像那个剧是你自己创造的一样。”
“谦卑、痛感与热爱就是一个积极悲观主义这冯秋子了。”有人如是说。
乔治•布莱曾说:“在起点上,在智力通过选择自己的活动来确定自身的种种行为本身之中,就同时显现出一种巨大的苛求和巨大的卑谦。巨大的苛求,是因为他对于自己智力的把握,这应该是认识的极致;巨大的卑谦,是因为这里智力呈现并非作为一种内在感悟的能力。”在冯秋子的《正月初二》、《没有土地的村庄》中,我们从秋子光亮的语言中,感到了一种疼痛的味道,体验到了她在沙漠中挖坑掘水一样艰难的写作状态,她从不掩饰和躲闪,从不回避一种混合迷离,也不漠视一种冲突和撕裂,这是一种剖析社会、别人,也是剖析自己的灵魂的战栗,它恣肆地展示着作家的自我人格,在或真实或荒诞的形式中,在一种情感的起落中,揭开一种真实的意义,因此,作家吴锡平在评论秋子的散文时曾指出,冯秋子的散文“言近旨远、文约义丰,洋溢着思想的独特魅力”。

在这个时代,女人一定要美丽如莹玉,男人一定要驾名车住豪房。
其实这是物化世界对人的压抑,它让人丧失了为自己鼓掌的权利,而倾向于选择精神世界的自我杀戮,因此作家的重要职责就是思考和被思考,秋子的散文的思想是很具锋芒的,特立独行,关注大地,窥探苦难的来路,不断屏弃奴役和放逐,不断地与生命对视。
与生命对视,我们才知道了自己的无知、渺小、脆弱、贪婪,才能从这个物化了的世界或心理的围困中解脱出来,在秋子的散文集《太阳升起来》中,有王康的一篇序文——《童话穿过暴风雪》,其中有言:“写作本是私事,是人与造物主之间的对话和约定。”同时秋子也说:“你想努力,它就赋予你激情,那里面潜藏着人道精神和乐观进取的韧性,它融入你的心灵,成为你的信念。”因此“文学中的‘真’是指作品规定情境的真,蕴含于字里行间的作者人格力量的真,品性的真”。
冯秋子曾经这样写道:“有一天,朋友说,你是知识分子吗?他觉得我不像,这就对了。我问自己。这个概念从现在起才让我想它。我是劳动妇女。对,劳动妇女。除了这样的意义没有别的。永远热爱劳动。我这样告诉孩子。”
她还写到,“当清晨太阳升起来,一个青年整理好自已义无反顾地上路了。她感念圣灵,让她成为一名劳动者,感念劳动,使她在疲惫中看见自己生命的韧性,劳动的神圣使她将活着和死去等同起来,需要牺牲的话,她将献出自己……”
E•希尔索普泽谈到:“正如人们有多少种理解道德、爱、宗教等的方式,就有多少种理想,因此浪漫主义将不在于完美的技巧,而在于一种与这个时代的道德相类似的设想。”冯秋子的散文无疑给人一块精神的栖息之地。而且它是内在的,也许是英武传奇的内蒙古草原给了她一种精神上剽悍的气息,即使写作有时显得是虚妄的,她也并不放弃,秋子的散文中始终有一种爱和善的伦理贯彻其中,这种感觉是真切的,朴素的,深入的,尖锐的,而且常常伴随痛苦,但秋子特定的草原后裔的身份,使之坚定地排除虚伪,克服肤浅,无须太多的理性的逻辑的改造,就投射出相当的深度。

对于作品,我们必须要从社会道德习俗的层面来进行考察,我私自认为,作品要符合自省、自反、慎独、自我修养、自我完善、自我求取的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的和谐,这也是中国一贯有之的一种心态,翠竹之秀丽,青松之壮美,杨柳之洒脱,兰草之温柔,这是一种典雅的意趣和价值,是一种趋向充满浓郁迷离的诗情,“惟清静才得空灵”,“唯因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尚书•皋陶谟》把人的美德概括为九项: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孔子更是以“知、仁、勇”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的德目,如礼、孝、忠、恕、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诚、敬、慈、刚、毅、直、克己、中庸等,这些都强调社会的内在道德功能,启发人的主观自觉性,因此为文,不论你要写焦虑或者渴望,写毁灭还是重生,生命的固有价值依旧是不容忽视的,只有在艺术中庄严地与生命对视,你才能捧出一盏盏如歌的艺术之花,才能让人在精神领域得到解脱,在心灵深处重获自我。
冯秋子用她的笔,把附在诸如牧民、囚犯、知识分子、兄长,儿子、父亲等众多人物身上的外在的虚假的成分全部剥落,运用现代语言的叙述风格,以情感混溶的综合;以一种精神性的关注,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几乎是完整的世界,其中包含着追求纯粹的神性及类似宗教感的终极关怀
所有的美和高贵的事物都是理性和思想的产物!
而秋子在审视分析了人的行动和欲望之后,以现实逼近内心,或者以内心扩张现实,以回忆和冥想,构成一种非常的沉郁,她用她的散文世界找到了更多生命变异的的可怕的事件,比如那个 “笑着,挥动着那只小手,渐渐沉入水中” 的男孩(《 生与死的召唤》),就有很强的隐喻性,就如同张锐锋所说的,“仿佛那远处的事物如此接近我们,而眼前的东西倒变得模糊一片。……我们似乎更易于在流逝了的时空的折皱里找到一些关于今天的实证……我看到了远古的人正在向我们张开嘴说话――那是关于现实的生活的隐喻” 这是个人化的无法回避有关人性和品德的关照,冯秋子告诉我们,苦难之中,人最本质的东西显露得越是透彻,越是要除去那些不由自主的怜悯、同情、怀疑和伤悲,越要正视和承担。可以说传统精神即使在秋子那里受到挑战,却依旧是她骨子里的基石,这是一种挣脱不了的宿命,既广阔又偏狭,既崇高又富有悲剧。
帕斯说:“现代时代是一种脱离,我们他性中寻求自己。”

冯秋子在她的散文里用一种精细复杂的结构,不断得将语言的边界往后推,这为她更好地抒写自己独特的感受,表达自己深邃的思想腾出了空间,她不断地凝视生命,与生命对视,与生命对峙,留下了许多关于苦痛的最幽微的记忆,蒙古草原上的民族的激情、民族的能量,已经化成秋子的最内心的私人之情,并以散文的形式张之于整个草原人生,其意义是否也超越了写作本身了呢?
秋子的散文也是自由个性的舒张,其中“枪”是其主要的形象器具之一,《枪声远去》、《鬼故事》、《寂寞的天》等都呈现着这一具体的意象,它是“生命的轮回从此依照了这种执著追求的惯性”(《蒙古人》),是“面对势将埋葬他们的泥淖”面对终结的永远微笑的支撑。(《沼泽地》)
“许多事我想不明”。
“我活着”。
“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努力’这个词了。”
冯秋子如是说。

赵玫自己在谈到散文写作时认为:“我就像一本我自己打开的书。书中有生命的故事在流淌。”“散文之于我,是有着彻骨的疼痛,是有着诗的灵魂在其中挣扎的一种文体。”秋子的散文也是如此,也回到文学的核心,回到她的本质上来了,它给予了我们所需要的平等、人性、怜悯、同情、高贵、温暖。她把对日常生活或自然景观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女性的独特感受结合起来,对爱与美的失落和受难进行深深的人生思考,让自己心灵在散文中投射出诸多人性的光泽,她的文章清新明丽而略带感伤,闪射着人性美的光辉,贯穿着一种逼近历史的沧桑感。
《生长的和埋藏的》、《尖叫的爱情及其他》、《我跳舞,因为我悲伤》、《以人的方式舞蹈》、《让事实组合》、《寸断柔肠》等,是秋子的主要作品,这些作品基本都是基于一种对现实的纪录、确认、思考和反诘,冯秋子在对生命、对生活、对历史、对苦难的感应和叙述中,把人直接带入面对生命的特殊的境遇,她牢牢地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以一个蒙古人的宽厚,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真实的令人歌哭的,充溢着流离、凄苦和忍耐的的草原,引导读者迫近现实生活中的对抗和压迫,从最深的内部颠覆一种自卑的的意识态度,弃绝了孤立、漠视、欺诈、恐怖。
“面对你疯狂的世界,回答只有一个——拒绝。”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这样宣告。
冯秋子几乎去除了那种较柔弱的泛女性化的写作,去除了写作中的虚弱、轻快、柔婉与雅致,她把自己放逐到心灵的广阔草原,在那里看生命是如何照耀苍穹的。她着重于生活中人们对于快乐的疏忽,深入到生命的底层的最深处去打捞思想的精美瓷片。
而《孩子不见了》却是个例外,是秋子写得最女性化的一篇佳作,我曾极度地喜欢,当年读周国平先生的《妞妞》,泪流满面,不忍卒读,而读秋子的这篇,只是焦躁的想知道文章的结局:孩子找到了吗?我感到了一个女性由于天然的母性的光芒而惶惑刺痛,她说:“记载的一切对我都没有意义了。”“我像上满发条的钟,一圈一圈在这片消失的地面上奔跑,停不下来。”“失魂落魄,原因当然是儿子巴顿丢了。”这就是一个母亲的真实生活,生活就在不远的对岸,但你就是够不着它,只能认真的凝望,思考,释疑,没有别的办法,其实这才是真生活,这才是艺术的起源和动力以及激情。

写作是一件能耗尽生命的事情,就像要饥寒、疾病、烦恼、危险要耗尽生命一样,因此写作者在面对生命时,意味着同时选择了孤独和灼痛,这是一种对待无常生命的宿命。
“那么就让我们沉迷于一种被忽略的孤独中也罢。”雅克•勒泰夫说。
当宙斯将智慧赋予雅典娜,将妩媚给予了阿芙罗狄忒,将阴险赠给了赫尔墨斯,我们便开始独立面对这些艰难曲折了,它使我们偏爱什么,又厌弃什么,或困惑了什么,又顿悟了什么,冯秋子散文中的那自由而美丽的意识,就是在突破一种与生命对视僵持中呈现出飞升的趋势的。记得尼采曾经将孤独者分为三种状态:神灵孤独,野兽孤独,哲学家孤独,其实不论何种孤独,根本的都在于面对生命,如何面对以及面对的意义是什么。比如83岁的列夫•托尔斯泰1910年10月28日冬夜的出走,他在茫茫风雪覆盖的俄罗斯大地上,寻找他生命将近的安息之所,他以特有的方式书写了另一本大书。
“我怎样才能得救,我觉得我在毁灭,我爱生命。”

冯秋子常陷入一种忧郁的困境,内心沉痛,她不断地问,“过去、现在、将来,这中间的纽带有什么不同吗?”“文明人追求这个境界,却为这个境界里模糊的自己烦恼不堪。”“我们沟通的是什么?沟通了什么?”剩下的不过是“连绵不断的荒山”,“连绵不断的栖惶的故事”罢了。她或以人性的张扬来进行深刻的反思,或以信仰中痛苦的决断做精神上的超越,或以浪漫精神来构筑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其中都慢慢溢着生命的意义。
冯秋子在这种巨大的冲击中就像酒神的祭司,在夜里神圣地迁徙,在她的散文世界里进行着不断而有效的探索,她散文世界中那种迸发着性灵、梦想与疼痛的语言,那种随手拈来,信笔挥去的真实感和荒诞感,无不体现着她的这种努力,并呈现出一种词语的飞翔。
当散文语言的艺术性和叙述结构成为其中重要的经营点,冯秋子总试图寻找一切与生命对视的机会,而且以更大的叙述架构和更精湛、更有魅力的语言来铺展素材、拓宽散文的格局,这是冯秋子散文对我们写作的重要启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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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8-5 14:02:00
x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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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质感追求与语言的意义
——周晓枫的启示
王冰
散文是必须讲求质感的,否则散文将是一具坍塌成泥浆的雕塑,一颗没有身体的灵魂,一座没有人居住的精致别墅,而精神的质感追求是在拒斥虚无与荒谬中获得的,是在人的内心发现、精神省察、心灵律动中体现的,是在人的理性与自由意志主动的承接中敞开的,周晓枫散文的坚硬程度就是靠这种坚硬的精神质感来支撑的。
周晓枫散文应该是为我们点燃了一盏灯。
晓枫是站在一个彼岸世界来对我们的这个现存的空间进行理性地审视的,她一直在试图解读诸多精神领域的疑惑,比如人活着就要必然遇到困窘的原因,比如无论如何挣扎,如何以何种方式生活,人总要背负无奈悲哀的困惑,因此晓枫的意义和启示是在于她开启了一扇反方向思考的理性之门,引领着人们进入一个熟悉或者说是习惯了的世界,却又能走在一条变迁了的道路之上。
“认识你自己。”雅典德尔斐神庙金顶上刻着的这句格言,才是哲学也是文学的最高任务。

周晓枫的散文是当代人面对新的生存和精神困境的又一次精神突围。
在周晓枫的散文里,她强调个人发现、个人见地,她在作品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角度,比如我们都视为美丽化身的金鱼,在她的笔下却成了另外一个样子,“金鱼贴近水面,吐出一个气泡。我仔细观察:沉赘的腹部,宽绰的脸,松弛的下巴颏儿……金鱼下撇的嘴唇不住一张一合,像个爱唠叨的老太太。气泡漂浮了一会儿,破了,这条臃肿的鱼扭动腰身,拖着绉纱般轻盈舒展的尾巴慢慢潜到水草下面,……金鱼多么五光十色,多么稀奇古怪;五花斑斑驳驳,珍珠一身疱疹,全像皮肤病患者:狮子头受过外伤似的,脑门上顶着红肿的肉瘤;水泡鼓涨着半透明的眼囊,里面装满液体,所以它有一对严重化脓的眼睛……”并且她由此得出结论:“越残疾的品种越名贵,不知是金鱼颠覆了常规的审美,还是从中映射出人类低劣的趣味。……”
这种视角符合周晓枫的写作和思考的习惯,她曾经谈到“我认为,考量作家,应加强对其独创性的重视”,“一篇今天看来的好散文不在于多么像我们过去学习到的范本,而正在于背叛。本来在少年时期受到的教育最能巩固一生,现在需要做的却是遗忘与舍弃”。 因此,在周晓枫的散文世界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被剥离的痛感,她以对世间万物极其细腻的体察与感悟,写出了一种智慧的光芒。
周晓枫的写作是从对身体的思索、撕裂与突破中开始的,因为身体本身的空间容量的问题,这似乎预示着她似乎是从人生最狭窄的地方入手的,但身体的精神容量又是辐射着整个宇宙的,它关涉着人的生命、生活,并涉及由此产生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因此这就为她的深度的精神抒写腾出了更多的思想空间,这样就使她的情感流动与其他的作家很是不同。

福斯特说过:“假如散文衰亡了,思想也将同样衰亡,人类相互沟通的所有最好的道路都将因此而切断。”
晓枫是用她的思想来架构她的精神之花的,从过去的灵肉相争到将来的生死共舞,从生命的琐屑到生命的献祭和重生,从对真正生命的恍若隔世的体验到近在咫尺的痛感,可以说她的散文几乎要崩溃和瓦解了我们所有的写作和阅读经验,让我们沉入了一种被忽略的孤独之中。她写“小 丑”“彩条衫,肥大的裤腿和圆顶帽。幕间过场,小丑撩开缀满星星的丝绒幕布,兴高采烈出现在追光灯下。”
  “经过化妆……,小丑制造出盛大的集体欢乐,有时两个一起上场:一个追逐着另一个。”“小丑们相互踢打、下绊,被棒子击中脑袋,被倾盆凉水泼中,他们直扑或后仰地摔倒在地,然后又若无其事地拍拍灰土站起来”,但周晓枫却在快乐中得到了一个与快乐截然相反的结论,“小丑的放肆让观众开心,但是让观众更开心的是他们的倒霉,这推导出一个尴尬结论: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的灾难正为另一部分人创造利益。”
  “这些为所欲为的人,结束时大笑或大哭追打着回到幕布之后的人,如何对着镜子,洗去浓重的妆颜。没有比卸装后一张因缺乏睡眠而疲惫憔悴的平庸面孔更揭露真相。”
周晓枫的《刀刃之舞》,也是写身体的,它比其他的一些同题的散文更具悲剧的力量,她写到“星空,撒下一面拖网,那尾美人鱼不能逃脱……她金色的面庞日益憔悴,美貌被绝望摧毁”,“小人鱼安静,喜欢冥想,她接受契约,开始承担爱中全部的残忍。坐落于刀刃之上,爱情比体重更难于承担。失去鱼尾之后,她保持了鱼尾的特性:行走艰难,也许这是小人鱼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对海国的怀念和忠诚。放弃高贵身份,她卑贱地,作为奴仆,睡在门外的地板上。谁能像小人鱼,在靠近爱的路途中,一件件,丢弃她的财富,最后,作为赤贫的神,独自去死?”
由此我们看出周晓枫的写作习惯,她总是从反面关照这个被幸福化了的世界,在她的散文里沉积着一种怀疑、冷静乃至冷眼的观察,我不能不在其中读出一种深沉的苦痛和救赎的味道,它几乎在我阅读的过程中慢慢地就植入了我的灵魂深处,无论我们在主观上怎样努力从接近神圣理想的角度,去看待其中描述的一切,隐在里面的依旧是褪不去的莫名的忧虑。周晓枫在她的散文世界里,以极为敏感、细致的触角,沉静、内敛和带有疼痛感的文字,甚至一些神似的虚构(虚构使我逐渐触及比履历表更为真实也更为有效的东西,并且固执了偏见:一根理想的稻草比现实的般板更能让我获救——周晓枫语),引领或代替我们走了许多精神领域的道路,替我们把一些记忆的体态重新打捞起来,让我们身置光阴的归途,去重新发现和感受那些隐匿在时光深处的碎片里的丰富而复杂的象征意味。这样造成的一种结果,就是它必然会使人们的思想在鲜明的对照中变得沉重而凝滞,面对无始无终的生活,无始无终的生命,我们在其中的诸多冀求中忽略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呢?是理性衰竭,沉思感叹,激愤麻木吗?周晓枫的散文用她个人的精神感受,独特的心灵敏感视角,语言扩充了的及物能力,让我们感到自己也变得极不真实,于此,亦足见周晓枫在打量客观存在时的朴素的辩证态度和智慧灵光之闪现,这本身就有意义,就像梁小斌说的:“如果我们不注意箴言精神的培植,不注意培植苦思冥想,我们就将迎来散文世界的精神枯竭,也就是人的枯竭。”
在四处佯狂、自恋、奢靡的各种宣告声中,周晓枫沉静如钟。她是追求独创精神的写作者,她藐视“临时抄些历史和哲学,貌似深邃,其实里面没有思考和真正的感情力量”的为文途径,刻意避免沾染泛歌颂式文体的可怕陷阱,认为一个具备独创精神和能量的作家,才有冲击力,才能真正参与散文建设。在她的散文世界里,她坚守着感恩、赞叹、祈祷、惊异、乃至悲伤, “剔除了这个时代一切自以为是的成熟和诱惑,保持着另一种文学立场,精神上的持久的彻底独立导致的写作风格的纯粹,像星辰下的雪原,纯粹而凛冽”(王庠),它使我们感到了我们日常经验的积累尤其不足和欠缺。可以说,周晓枫已经在对散文的本质艺术性的盲从中踏出了一条繁花丽饰的新路,叛逆了无数为文成规的奴役,将写作与对生命的解读融为了一体,她以许多跳荡的语句和思想探视,让我们看到了她对现实世界的瓦解。
她写到“鹿把头埋下,贴近地皮,贴近食物链的底层,和草一样,成为世界最卑微的基础食物”,“无疑鹿在数量上大于狼,就像世间善的面积倍于恶,但是善是柔弱的呀,而恶是强硬的”,“我们反对暴力,但正义之中,允许了一定严格限量的暴力。严峻的面孔,冷酷的手———制恶必须以同样恶的手段”。


应该说,精神的追求实质是对自由追求的过程。
精神及其相关的神性启示是重要的,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就是精神的历史,所以精神的追求实质是对自由追求的过程。由此而来,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无疑要“呈现人的生存困境,表现人在生存困境中所进行的突围”,“在揭示人的沉沦和处境的同时,展示人永恒的理想和获救的希望” (肖四新)。因此作为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精神存在方式,文学应该紧紧把握精神的质感追求和终极关怀。
在古希腊文化的自我完善的过程中,精神在诸神文化中有着关键意义,在乌拉诺斯之前,神既无人形,更无精气,只有到了宙斯之后,神才有了精神,完成了其本质的改变,成为精神性的理想化形态的神,这一体系的延续和发展,精神的呈现和确认正是其中最内在的动力。而作为人,从原始情欲到论理学的认知,从奴役到放逐,再到解析和救赎,精神是贯穿始终的的基础,因此对精神的凝望和解疑,不仅使我们尴尬,更使我们清醒,周晓枫散文使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残忍、冷酷、以及对人的束缚,当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更深的希望。她在《焰舞》中所写的蝴蝶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版本,蝴蝶的“翅膀铺开葡萄灰的底调,品红的眼斑,孔雀蓝的月牙滚边……这位盛装的新娘,被突如其来的死亡劫掠。它停在空气中,停在光线和蛛丝共同的捆绑中。为了修补破损的网面,蜘蛛把这只蝴蝶做成一块补丁。”
文化史家罗德•霍顿说:“罗马的内部生活可以概括为三个概念:责任、纪律、成就。”周晓枫对于精神的切入其实也是一种责任问题,这应该与她个人的特质有关,散文家冯秋子认为,散文与人的质地有关,文学更本质地接近人的本色,只有悟性高的人才具有这种空间,周晓枫是一个用思想写作的人,经常关切人的精神本质问题,不断地在自己的炼狱中将自己警醒,也将我们警醒,也就是说,在最低限度上,当人们沉溺于享乐主义或乐观主义的时候,我们要始终保持一种坚守的姿态,绝不能让那种乐观的宣泄降低到一种盲从、兽性或变态的地步,因为贫困的生活,终结的意志,高度的倦怠,也会使虚弱变得有力,衰竭变得充盈,怯懦变得勇武,都将进入一种迷狂状态,周晓枫是给人当头棒喝的作家之一,在其作品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探视到她深入骨髓的清醒与思考,以及淡然、达观的态度,还有一种由此显现的对人生和生命具有智慧的参悟,这会让我们不断地去思考,在现实和理想之间,要灵还是要肉?她把最细微的和最隐秘的信息传达给我们,给我们以心灵的悔悟和冲动。
有人说诗人是先知,艺术家是牧师,周晓枫是去除了那种一般意义上的柔弱、较女性化的审视视角的,这很关键,因此晓枫的创作都始终认定着一个精神的方向,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当她的左手握着感性的情绪时,她的右手必须握着理性的思索。周晓枫的散文在这个方面,也就是在精神的质感追求上是走得很深,也是很远的,当然里面也有克制,她将自己置身于生活的真实背景下去理解生活生命,去掌握生活生命,去接纳生活生命,她的写作技术和写作的根本点是与很多作家背道而驰的。
“她被重新发现了.”兰波说。
周晓枫对于精神特质的追求与逼近,更使她的散文接近事实和事物的本真,虽然里面可能让人有时觉得悲观,甚至有容易陷入颓废的可能性,但这并不影响她思想的深度表达。比如她对死亡有着更多的关注和倾心,因为生活就是一个以最好的方式等待死亡的过程,死亡的阴冷更能衬托出生命的热度,她写《幼儿园》中蚂蚁的阵亡,写《邮差》中的溺水者,写《你的身体是个仙境》肉虫的死,写“铅笔盒成了盛敛它残肢的棺材”;,写“牙齿是我们最坚硬的部分,死亡到来,往往先要通知它……那颗掉在手心的牙,是死神隔着远距离递过来的第一件食物。”这些语句的尖刻和反拨令我们触目惊心,但周晓枫是在庄重地诉说这些道理和体悟的,显露着自己对死亡通透的彻悟和淡然坦然的心境,这也体现着她的写作与习惯思维的对抗,她凸现了后者的脆弱性。
周晓枫的散文无论是赞美还是憎恨,是认同还是反讽,可以说她把我们所忽视的那种本真的,或是神秘的味道都给蒸馏出来了。这也体现着她的写作与习惯思维的对抗,由此我们断定,历史的留存只能在后人的重新构思、建设、描绘、着色或塑形之中,才能去掉它们早已朽掉的腐质层,重获激情、想象,甚至是骚动和疯狂,才能去掉固有的麻木的判断,让它重现原始之花的光彩。B•A•范•格罗宁格在《论希腊思想的一个方面》一文中,引述了普鲁塔克一个富有启示性的段落,“愚者的思想永远着眼于未来,从而无视和忽略过去的存在,智者通过记忆使过去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所以我们要从整体上来看待晓枫散文中的反讽、游戏、嘲仿或自我嘲仿的怀旧,才是真正进入其精神领域的真实和关键的途径。佛克马在《文学史•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指出:“现代主义在创作文本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则,是选用表现不确定性和暂时性的假设性建构。”司汤达认为现代美学理想的特征之一是“一种极活跃的精神”。晓枫的散文里也贯穿了这一点,她用她的思考证实了一点,那就是能给予艺术的消遣以严整性的思考,它是文学上的个人写作与社会消费的对立,以及个人存在的概念与社会消费概念的背离。

我私自认为文学是应该有神性的,因为这种神性交错着一种理性的内涵、感性的体悟,以及对信仰和精神的情由独钟,它的显著特征就是人的自明与自赎,是形似悖论的心性的反映与复制,周晓枫寻找到一种能自由表述自己思想的途径,力图在生活、文化、心理、宗教等各方面进行不绝如缕的开掘。周晓枫的这种情怀,主要体现在对天地自然持久的关注热情,以及对世间诸多存在的悲悯及敬畏之心,这在《它们》、《幼儿园》、《动物园》,均能找到明显的痕迹。散文理论家王兆胜在《谈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失误》一文中说:“宗教信仰的真空也是20世纪中国作家的价值迷失之处……缺乏宗教情怀对文学最直接的危害是:崇高、神圣和神秘丧失了,坚定、宁静、博大而幸福的心灵被掏空了,所留下来的只是无家可归、不断喧嚣、浮动着泡沫,而又不停地追逐着的无尽的潮水。”晓枫散文中闪耀的神性光芒增加我们的信赖,让我们在沉默中隐忍,以使烛火旁各自祈祷的人们能够相互需要,相互安慰。
克尔凯戈尔说:“人类最高的激情就是信仰。”
这是很好的一句话。
神性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它也以人为本原,源于受难悲剧的精神超越,它也是一种爱,不仅关注人的现实境遇与道德境遇,而且关注人的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消除原罪,获得拯救。
记得妥斯托耶夫斯基将人分为了三类:在原始回归之路上疯狂或异化,在创造性的发展中再生,在神性启示下超越。并认为人性具有两极,一极指向原始性的回归,一极指向创造性的发展。我认为周晓枫是同时向着两极探求的,她所领悟到的精神启示是以净化人的心灵为目的,使人超越和升华。在她的作品《天鹅》中,天鹅“它在水上为王,是凭着一切足以缔造太平世界的美德,如高尚、尊严、仁厚等等。它有威势,有力量,有勇气,但又有不滥用权威的意志、非自卫不用武力的决心;它能战斗,能取胜,却从不攻击别人”,“《丑小鸭》的故事展示了它在成长过程中的谦逊,直到成年,它依然保持着这一良好的习惯,温和地低下头颈。”“有时候,谦虚并不取决于品德,而是眼界的问题。如果你所看到的范围足够宽广,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理由骄傲。高远的视线使它明白,骄傲仅是鼓励自信的方式,而非对比别人的自得──我由是理解天鹅的谦和。”
记得散文家张锐锋曾提出了一个“散文为什么必须有意义”的命题,其实每一种艺术都可以视为一种救助,周晓枫似乎要在生长的生活中寻找没落,在没落的生活中觅求希望,于是周晓枫运用她特有的一种表述手段,她一方面谨慎地持有一种心灵的镇静阒寂,另一方面又轻快舞动,她在自己的散文自白中说“我从不认为散文必须符合微雕格局,必须保持自白书的坦直”,“传统的某些自然属性,赋予它们不容撼动的世袭权利,无异于削足适履”,即不是以“舒服”为审美标准,那将“掩盖不住道德的乏味”。 因此周晓枫更看重来自身体的亲历的最鲜活、最丰富、最不可替代的直接经验和素材,她在《你的身体是个仙境》一文写到:“只要你是个正常女人,就将一生被肉体的疼痛所威胁。卵子的酝酿,使女人轮流处于流血和妊娠之中,别无选择。和男性不同,流血和疼痛正是健康女性的常态。”作者在文章中还极其真实地再现了爱情和婚姻的深层次的思索,由此让我们感受到了她自身的敏感、思想、智慧、叛逆、欢愉与疼痛。

原苏联作家费定说过:“有结构不完整的好作品,但语言失败而能成为好作品的却不曾有过。”
周晓枫的语言是有特色和意义的,句式长短合理、字面干净洗练,段落张弛有度,她的语言伏如虎卧,起如龙跳,有时似千里阵云,有时似高峰坠石,或如云鹄游天,或如群龙戏海,可谓骨气洞达。其实周晓枫并不过多地借助修辞手法以及古字、冷字、典故、新词语和外来语来取胜,她还是注重日常的普通话语的表达意义,给平常的语言赋予一种不平凡的气氛,作家汪曾祺说过:“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当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指的应该就是这个道理。晓枫的语言采用了一种缝合的方式,集中了常规性以外的凝聚力,它以直抵内心的锋芒,甚至是有失偏执的自我意识去进行挖掘和焚烧,可以说是语言给予了我们一个唾手可得的巨大窥孔,让我们去了解周晓枫语言的质地和由此表现的意义,她说:“馒头出屉不意味着你就成了胖子。”〔《谁主沉浮》〕“在心计和手段上,上帝和魔鬼看起来如此相似,他们到底有什么绝对的界限。”“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意思的部分在于,让人产生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情绪的其实是一件东西。”“我想人类之所以受到诱惑,至少说明魔鬼的身上有魅力,手里有实惠。”“犹大以某种方式反映了耶苏。”〔《圣诞节的零点》〕可以说周晓枫用艺术形式和语言方式运作瓦解了我们心理上的对一些认识或者说是真理的惯性化,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丰富性,毛喻原先生认为语言是人口开出的花朵,在语言中,大地对着天空之花绽放。此言不无道理。

尼采在一个世纪前就宣布上帝死了,面对笃定优于惊诧的现实,舍斯托夫说:“虚弱和软弱的人和没有受到保护的人,他们才拥有拯救的真理。”其实这失之偏颇,因为我总觉得虚弱和软弱的人缺少对最隐蔽的本质的探问,比如周晓枫笔下的马戏团里所有的一切,包括驯兽员,俏丽的空中飞人,独轮车上的顶碗少年,表演缩骨术的孩子,小丑,他们会吗?周晓枫散文的启示作用其实就在这里,她的选择的主题以及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崭新的解读道路,即使她又在不自觉中把这一切推向了另外一个逻辑的极端,这对于散文的写作依旧有很大的意义,她不仅在劝诱,更是在区分、鉴别、剥离、修整,这就像人们对自己的花园进行设计和规划,从而让可爱适宜的植物得以生长一样,这便是周晓枫的散文创作给我们的启示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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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绵密里坚持现代的硬度
——洁尘的启示
王冰

鲍曼说:“现代存在迫使其文化站在其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
在都市文明中,往往会浮现出一种感性层面的精致艺术,我想,这是生存意识同物质现实相妥协的一种的结果,是一种别样的触动,因为它的直接和感性,于是免除了人们反思的烦恼,即使它有些像自欺。而当社会的诸多形式越来越像一件艺术品时,我们便经历一场深刻的审美化变革,根据这点,博德里亚突出了符号在现代社会中的建构作用,强调“符号与商品的交融”,“实在与类像之间的界限的消弭”等,认为“艺术形式已经扩散渗透到了一切商品和客体之中,以至于从现在起所有的东西都成了一种美学符号。所有的美学符号共存于一个互不相干的情境中”,在洁尘的散文中,现代社会的影像已经到了一种致密的程度,涉及到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领域,在其中,日常社会以审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洁尘在《俄罗斯书签》中说:“你独自一个看破了这一切”。
洁尘习惯用一种警觉而迷离的一瞥,来打量面前的读者和这个社会,她在“把生活转换成艺术”的同时,也“把艺术转换成生活”(博德里亚),酒杯、吊带、墨镜、影碟、街车、口红、黑眼圈、泡泡糖,事件、逻辑、爱情、喜悦、性感、抑郁、快乐药、暗物质、遮蔽的天空,一一渗透到其散文里,让我们觉得艺术与现代生活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她的语言就像柔软光滑的丝绸,营造出的意象就如同洁白的象牙,流露的情感宛如灿烂迷人的火焰,我们简直要同着她,在精致的感觉中醉过去了。杜布费认为,如果拿现代文明人的某些观念和原始人相比,后者的许多看似野蛮愚昧的观念其实更合理,更可取。“从个人角度说,我相信原始人的许多价值观;我的意思是:直觉,激情,情感,迷狂,和疯狂。”他说。

我一直认为,散文写作中最重要的一种,并不在于艺术表现着理想的现实,而在于艺术把理想的现实表现为美。纯粹的沉浸性的语言,自己静谧的叙说,悄悄凝固的感动,这就是洁尘散文的语言,里面涨满一种飞翔的渴望。她的语言也是温婉的,但更像一场向着内心独舞。透过那些细枝末节和一些文字间细致的纠缠,我们还是觉出其中那种别样的质感。她先是分解、打碎、然后重新组成灵巧轻盈的文字,一种绵里藏针的文字。她总是从内心体验出发,拨开纷乱的生活表象,通过观察人生、描摹世态,对于人的存在、人的心灵世界进行探寻和追问。她写出了灵魂的悸动,精神的痛楚,其间的文字和情感柔美而又不乏理性。
“一千年后的成都人躺在床上,听万物无言,只感觉那雨意一点点地浓重起来,逼围过来。喜耶?忧耶?无喜无忧耶?各怀心事吧。不过,总是睡得着的,因为雨夜之后总是晴天,有很好的太阳,是一种盼头,也是一种调剂。”洁尘写到。
“今年看到了太多的茶花。自己家种了几年的茶花终于开了,碗大的花朵,红艳灼灼,在屋顶花园里煞有介事,有一种特别的喜乐之气;搬家至这个小区大半年了,到了春天才发现茶花处处皆是,还都是些身形巨大的树模样,挂一身的大红花,叶子油绿油绿的,很喧闹,像热情过分的妇人,让人多少有点窘迫和尴尬。”(《茶花的失败》)

洁尘散文的艳丽不在语言,而在内容,几乎篇篇文章都罩着一层曼妙的轻纱,雅化但充满隐喻,迷幻但充盈着叛逆,冲突但现着锐利,可以说,很多所谓的美女作家加在一起都抵不过她透露在散文中的气息,当然洁尘是与她们有着本质区别的,她的写作旺盛,但没有肉欲;她也苦闷,但不是幻药式的迷惘;她也触及黑色,但不是死亡的基调;她也针对现实,进行虚拟和消解,但没丧失她的自主性。一种非凡的近乎自戕的气质,漫游在她的生命和散文中,这对感到困扰但又眷恋都市的人来说,她的散文就是某种精神的商业化、审美化的文化载体,所以洁尘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其实这也是一种个人化的选择问题,同样是青春女性那富有灵性和曲线的胴体,你选择的,或许是她的丰胸、柳腰、纤腿,或许是她的传情眉目,万方仪态;是把她装扮得分外撩人、精致煽情,还是婀娜多姿,楚楚动人,这都是个人的审美和修养问题。因此洁尘的语言虽然有纵情的一面,但不是享乐,比如在《赵赵把我惹哭了》中说:“看了一个晚上,一个白天。中间流泪数次。”但“这种感觉很奇妙。”里面有为了理想的鉴赏而修饰的一面,但仍旧有妩媚细腻的诗意,比如斑斓的色彩、迷人的外观、眩目的光影。她把日常的美夸张到足以被视觉化的程度,即使粗鄙肤浅、缺少深度,但里面也有美,也有一种自慰式快感,它越过了精神价值的沟壑。
“我是这么以为的,女人打扮不是为男人,是为女人。男人的眼睛糙,只能看个大概,看个颜色,是红是绿;再就是看露了胳膊还是腿,为香肩和小蛮腰公诸于众或不高兴(如果是老公或情人),或很高兴(如果是眼睛吃点豆腐的外人)。如果一个男人觉得某个女人穿的衣服料子不错,不便宜,那就算道行很高的了。”(《我是这么以为的》)这些都是很好的句子,具有美学碎片的意义。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提出了“美是生活”的著名命题。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任何事物,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艺术家应该“说明生活”,“对生活现象下判断”,洁尘笔下的秀发,美貌,玉颈,冰肌,月貌花容,齿白唇红,眉如远山,齿如编贝,明眸善睐,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以及社区花坛等均是凌空蹈虚,它表现出洁尘吊诡般的一种机智。洁尘在《美貌》中写到,“才艺双佳是可能的,但才艺双绝则是不可能的。 一种绝必定要连累出另一种的相对平淡”,“顶尖级美人有责任向世人展示造物主的这一成果, 而不能让它被暗淡的文字生涯埋没掉。文字是一种吞食, 一笔一划地耗着女人的青春容颜;见过少女时代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吗?那是一个标准丽人。然后, 文字把她给吞食成一个矮小丑陋声名显赫的老太婆”,“固执于写作,也就放弃维护那本来就很单薄的美丽。”

洁尘的散文是用现代的华美的瓶装着传统浓香的酒,在其中,洁尘非常具体地把对现实的反映,从一种理性主义的精神理想开始,越过那道高高的精神栅栏,蜕变为一种精致的更加可观可感的都市生活画面,但艺术的再现生活的目的和本质并未改变,她只是改变了“艺术对生活的苍白的可怜的再现”的表现手法,而转移为对适合视觉欣赏的现实的描述,转移为对日常生活层面的的解读,转移为对身体快意的享受的认可,因此它的可感性更高,而其精神内部的理想和价值仍是传统的,她在《名词》里写了一个词唤做“正妖”,有这样的句子,“华秋说,‘洁尘姐,你还是有点妖,不过,我觉得你这个人骨子里多正派的。’”在《茶叶•贝壳》中,写了用茶水做汤的经历,“我决定试一试。我先把清茶泡在一边备用(清茶比花茶色泽要鲜亮些),把一块火腿肠切成丝,再切些黄瓜丝,把一个鸡蛋打散,然后把茶水倒进沙锅烧开,放入火腿丝加一点盐,立刻再放入黄瓜丝,泼上蛋花,起锅,倒入汤碗里。面上再淋一点香麻油,撒一点芫荽末,这道“黄瓜火腿茶叶汤”就算成了。因为汤里除了盐花外,没有放其它的调料,所以保持了茶叶的原味,再加上黄瓜的清香。应该说这道汤清淡可口,的确很棒。要是酒后微醺的时候用,效果肯定更好。”刁钻是刁钻了些,但能这样做的女人,就是再妖,能妖到哪里去。
有人评价说:“洁尘的散文细腻而不温馨,她的极度敏感与任性,使得笔下的形象显得骇人。”闪现出的是“充满狐狸意味的,亮艳,典雅、淡丽和悸动。”有“过分聪明的危险”,但我不担心,因为能绝望的也同样是高贵的。其散文强调的依旧是面临生活展现的思想。即便她欲望充盈、体能卓绝、风情万种、随意放纵,也是一种自由的探险,也是在对自己的内心反省之后,要表现的意图和观念。我觉得,人类总有着共同的人性,而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全的标准,便是看这个社会能否使人按人的特性和规律去充分发展,能否为人类生存问题找到一个完善的答案。因此一切生物都有一种维持自身存在的内在倾向,于是人们都希望过手段和目的一致的生活,我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伦理。
在洁尘那里,人生命运的沧桑,情感失落的凝重和交融,也同样以穿透一切遮蔽的光芒,到达了人生、生命和人性的最深处。

“谁都知道我们除了呼喊,别无所能。”有人说。
洁尘的散文是锐利的,具有锋芒的,有一种内敛的光芒,这源于她自己特有的激情与血性,高度社会化之后的灵与肉的纠缠、冲突、分裂与沟通,都在她的散文里得到了一种展现,靳晓静在为洁尘的《提笔就老》写的序《通向完美的可能之路》中谈到“洁尘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不率性,一点也不率性。这等于宣称自己是理性的。是的,责任、自律、坚定不移地沿轨道前行,这是洁尘为自己定下的道路,她天性如此,她遵从着。她生命中丰沛的大水是加筑了河床的,这确保这水无论如何汹涌,都会东流到海,不会中途流失。”可见洁尘的散文是具有一种从骨子里透出的理性的,这不是一种从其他的作家那里借鉴来的标准和写法,而是自己的一种认识,它有着自己独有的方向,它只能从自身中的创作中来。
洁尘的散文迷离虚空、娴熟老练、超凡脱俗,绽放着绝美,看似随性挥洒,漫不经心,实则谨慎持重,沉潜雕琢,拿破仑说,“崇高和滑稽只是一步之遥”,因此我们断定,她在散文中对自己的笔触的把握是有着相当适度的,既有希腊化雕塑般的玲珑微妙,也有罗可可画风的慵懒倦怠,既有《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的雍容典雅,也有克莱德曼轻快音乐的暧昧性,她完美得当地将自己的一种日常经验化成了一篇篇放弃了奴役的散文。她说:“特别是近几年,我已经完全明白什么是我最热爱最值得全力以赴的对象,那就是写作。”“我先生有一天和我闲聊时说:‘人在做一件事比较顺利的时候,就很容易觉得什么事情都能干,干什么成什么,这说好听点呢,是抱负,说得不好听点呢,就是贪婪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到底什么才是你最重要的,你自己想好。我觉得,人一辈子专心做一件事,努力把这件事做好,就很不错了。’这番话我听进去了。”(《提笔就老,提笔到老》)所以我们说,洁尘的散文有点孤芳自赏,但绝不是饮鸩止渴,有点离经叛道,但不是虚伪沦丧。其中渗透着她独特的参悟与思考。
在《两种语言的杜拉斯》中,她对于“法文书是把我彻底给拒绝了”的杜拉斯,“茫然中有巨大的亲近感和强烈的失重感”,但当“茫然到无可落脚之处,我终于安心了”,最终“我闭上了眼睛,眼睛后面浮上一层温润的湿”。 她说:“我认识中文杜拉斯就行了。我认识她,我爱她,至于说怎么认识她怎么爱她,那是我的事。”因此她的散文的阴影、惨烈、艳丽、残留过撕裂的痕迹,透出一种紧张而松散的病态美,但微微地抖动在其中的,依旧是像花瓣一样鲜活的体悟和独到的认识。作家何大草评价她说,“从《艳与寂》到《碎舞》再到《私人版本》,都贯穿着洁尘的那种精美与犀利,它们产生于某种隐蔽的激情,就像谍报员注视着密码,考古学家面对着废墟,渴望解读出最别致、最个人化,也最接近于真相的答案。当然,这种真相的标准,肯定来自她的想象或者虚构,而与客观世界、公众话语没有关系。她真的就这么做了,而且她通过书写抵达答案的那个方式和过程,让我们诚心诚意地称羡称奇。”因此如果我们同意美国传播学家约翰•费斯克所说的“大众文化趋向于过度,它的笔触是宽广的,色彩是亮丽的”这句话,那洁尘的散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丹麦哲学家祁克果在早年的日记中写道:“我真正缺少的就是要在我内心弄清楚我要什么。”
在我看来,唯一的存在乃是生命,生命之外应该是一无所有,存在是生命之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永恒回复。洁尘的散文为我们撑起了一片新的灵魂的天空,她从另外一种可能性的起点上去再度思考,即她是从人生问题而走向某种个体生命的困惑的,又由此走向了一种略带颓废色彩的散文之美的道路。而散文之美暗含着一种期待,它不仅仅是对个体痛苦的揭示,更是直面生命的虚无时个体痛苦的救赎。张爱玲说:“人生是一袭华美的旗袍,里面爬满了虱子。”洁尘也许放弃了寻找艾略特笔下的“圣杯”,但它依旧燃在我们生命中的雷霆之火,不论盛大的,或是微弱的,是光亮的,还是昏暗的。

海德格尔说:无家可归成为世界命运。
虽然天堂是未来的必然,进步是历史的宿命,但当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生命的归宿必然就是死亡时,我们的心态将如何,我们的艺术的美将是一种怎样的美?
洁尘散文的美是一种夺人心魄的凋落之美,当惨不忍睹的美一览无余地摆在你面前,你会知道那是一种极致的美、纯粹的美、孤独的美、没有杂质的美、绝不让人放弃的美,杨雁对洁尘有过这样的评价,“充分体现了女性阴柔的话语方式,透出了一种丝绸的质感,绵软、亚光、蕴籍、凉森森……洁尘少年时代肯定热爱过诗歌,否则,那么多一箭封喉决不含糊的表达决不会如此信手拈来。”书评家坡坡点得更是到位,“在商业成分居多的电影中品尝‘唯美’的细节,这确实需要人性和艺术细胞都非常健康、敏感。只要有一枚味蕾被这些纤细得令人心悸而震动的文字所击中,那震荡就会在一瞬间摇撼全身。”洁尘的散文中有一种 像刀一样的幽异。记得早些时候在读张爱玲的时候,感到张爱玲应该属于唯美的那种作家,但她的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营造的是一个近乎冷酷的悲剧世界,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情爱的虚假、婚姻的圈套、生命的惨白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她说,“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 而洁尘散文的美在于敏感和锐利,在于一种灵性的哀伤,一种色彩化的个性和心情,里面也有热闹而浅薄的繁荣,有怪异而复杂的经验,但她的笔调还是揭露出人性中虚伪的那一面,让生命回到了自身,让思想回到了自身。“她的笔像刀锋,干净、利索、准确地把笔下之物切成想要的任何形状。”(靳晓静)这似乎与洁尘的创作思想有关,她在其散文集《南方撩人》中写道:“现在在时尚媒体上的女性写作,大概分为两个路数,一类很小资,跟人感觉是吃好用好玩好但很有些闲愁;一类很现实,告诉大家生计不易浪漫少来。前一类有事难免给人矫情的感觉,而看多了后一类,有时就会觉得矫情至少比寡情动人。”所以如果像伍尔夫一样美得素净,内敛的,畏光,其实这也是一种浪费,也是一种罪过。青春与爱情、时尚与流行、陷溺与超越、唯美与虚无,她都能用敏感、细腻、娇柔的心去体察,从而化成一篇篇美得透明的文字。“就我一个人,我的影子投在地上,在树影的缝隙间游走。”“我的面前是:南方的烈日和空阔的街景,郊外的气息,寂寞的气息,有点像是甜的气息,不知所云的气息。我觉得我人很薄,浮动在热气氤氲之中,像片剪纸。那个骑车兜圈的小贩,身影是动着的,但却有一种入定的感觉。时间似乎消失了。时间是可以消失的。沿路许多家的三角梅开得极盛。”(《烈日下的街景》)

洁尘散文的终点是幸福。
我们认为,把普遍的东西赋予更高的意义,使落俗套的东西披上神秘的外衣,使熟知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尊严,使有限的东西重归无限,这就是浪漫化。而浪漫化便是隐含的幸福的外在表现,当符号与图象的流动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一大景观,并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时,张爱玲曾经透露出这样的生命信息,“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地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其中是令人彻骨的冰凉。巴赫金也曾深刻地指出:“单个意识不能自足、不能存在。离群、隔绝、自我封闭,是丧失自我的基本原因。”其实洁尘散的的感受是处在一种边界上的,那还是一种紧张的交会。
“必须忍受痛苦。”卡尔说。
因为那些痛苦的,可怕的和危险的事物,能给我们更强烈的刺激,会使我们直观地感到生命的存在。在其中,那些不可遏制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乐在洁尘的散文中便突现出来,洁尘觉得那些“生活趣事”“很重要,这些趣事,其实是孩子在家中在父母眼中最光彩最有意思的事情;它们是孩子给予父母的礼物,也是父母的爱在孩子心灵的一个美好的投影。”
洁尘在《六个人和一个人的海》中,在读了一个叫海雅达尔的挪威人写的《孤筏重洋》之后,不由地说“也许,没有什么比蜷在灯下被惊涛骇浪追逐着更有趣的了。没有危险的历险,刺激,但不致命。要的就是这个。”这极符合洁尘的生活态度,也符合她写作中度的把握。
而在《园事》中,洁尘却又这样写到,“我家的屋顶花园今年种了一些蔬菜瓜果,已经吃到了的有桃子、番茄、丝瓜、苦瓜。真正的绿色食品。番茄尤其让家人惊喜,因为好久没有吃到有着这么地道番茄味的番茄了。黄瓜也是有的,但味道不好,苦。黄瓜有洁癖,如果手没洗干净去浇水,它就会苦。后面可以期待的还有扁豆、石榴和小金瓜。小金瓜味道不错的。石榴不指望好吃,是观花品种,但结了果总还是要尝尝的。”这简直不像洁尘笔下的文字,里面几乎没有一星半点的妖媚的味道。我突然想起了一句奇怪的话,小说《群魔》里的,沙托夫在同斯塔夫罗金恳切交谈之前,先对他说:“我们是两个生物,在无边无际的世界里走到了一起……是在世上最后一次相逢。丢掉你那口吻,说话像个正经人样吧!哪怕有这么一次说话像个人也好。”
我在这里丝毫没有要冒犯洁尘的意思,只是临时想起来了,按照洁尘的特色,也口无遮拦一回。

其最宽泛的意义上说,现代性乃是一系列对应的价值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的反映,而审美的现代性揭示了其深刻的危机感及其根据,这符合道德上的合法性、客观性和合理性。
当全球化、视觉、图象、媒介、传播、性别、新历史、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时尚、身体,甚至经济、技术、产业,主题公园、度假村、健身房、美容院、茶楼、酒吧在一瞬间涌到了我们面前的生活中,自由抒写就成为我们证实自己存在的有利证明,所有的颓废和孤独在自由的心境中都将是虚幻的,人的狭窄心理与卑琐的欲望将在现代性审美自由中瓦解。
心灵的深处有没有大自由,这应该是真散文与伪散文的一条分水岭。卡利奈斯库指出:“现代性已经打开了一条通向反叛的先锋派之路,同时,现代性又反过来反对它自身,通过把自己视为颓废,进而将其内在的深刻危机感戏剧化了。”而美也在日常工作、交往、休憩、娱乐以至内在心理世界的活动方式的虚无飘渺间,它也是文学与艺术的存在方式。
这是洁尘的散文对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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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里有声音
——筱敏的启示
王冰
余华说:“作家必须保持始终如一的诚实,必须在写作过程里集中他所有的美德,……当作家坐到写字桌前时,首先要做的,就是问一问自己,是否具备了高尚的品德。”
筱敏在散文中守侯着,静观着人类的灵魂,在坚信某种神圣事物必然具有精神价值的同时,渐渐把自己写作的触角伸向了一片精神的疫区,这确实有些特别,她倾听着从历史中慢慢传过来的回声,并用尽全力把它用散文的形式做成了一座精神的雕塑,而这不是一座普通的雕塑,而是一种历史的回忆,艺术的凝聚、良知的感悟。这也是一种纯粹的诚实,她以一种慎重而准确的方式体验着现存的和已经逝去的各种残酷的秘密,让我们从中体验到了一种喷射而来的苦痛的撕扯,甚至是一种精疲力竭的疲乏和诅咒。
“我只相信那条秘密的小径,崎岖必有流水相绕,它通往上帝,再经由上帝,到达相似的心灵。”她说。
筱敏从《女神之名》到《成年礼》,从《山峦》、《伟大是忧郁的》、《原宥我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独醒》,到《遥想法兰西》、《德意志暗影》、《救援之手》、《词的命运》、《死刑的立论》、《乌托邦随想》等,都体现了筱敏对历史的特别关怀,因为历史对我们而言,不只是一堆发黄的故纸,它里面有悲惨屈辱,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情仇,它反噬着自己的内心,它由此能激起人的激情去进行反思,其中根本性的脉络是没有变化的,都是由感而悟,由情而理地思索与展望。筱敏用她的散文写出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种种精神被一点点毒化的过程,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她要告诉我们的是,对于任何的精神贫困都要毫不犹豫地丢弃到历史的尘埃之中。由此她更进一步断言:“在巨大的生存威胁面前,的确有许多人——这些人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是多数——是屈从的,是纵容和散播‘丑陋的信仰’的,甚至是助纣为虐的,但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从来只能由另一些人去标识。”(《救援之手》)
南帆曾经说过:“散文的文体旨在颠覆文类权威,逸出规则管辖,撤除种种模式,保持个人话语的充分自由。”筱敏总是深入到历史和生命的深处,沉到思想的湖底,从人性的深度和人世的广度,去穿透人性和历史更深刻的真实。因为生命和历史都是一种非常具体真实的存在。
把自己嵌入历史。我想。

筱敏的写作的重点不在于人们对历史的不堪重负的心理焦虑,也不在于由于商品生活及都市的日渐繁盛而带来的贫困、粗陋与空洞,而是侧重于表达在对历史反思中,在人的命运的发展与生存的方式中透露出最本质、最隐秘的意义,说到底就是中国人一直面对的对于历史的认识态度问题,记得张抗抗说过:“我觉得人的存在是无法选择的,每个人客观的或者逼迫的置身于某一种不同的历史阶段当中。”这是历史的宿命,也是人的宿命,朱学勤先生也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大限。”筱敏也承认:“是吧。可能跟年龄有关,跟人生有关。更加虚无吧。恐怕是宿命吧。”所以她之所以选择写社会历史,写革命,写自由,写民主,写知识分子,写家庭和女性,都来源于一个时代,是时代赋予她的一种对自身困境的深切感知和深刻内省的责任,因此她不能绕开她们那一代人所经的磨难、所享的幸福,绕不开那些世俗的压制、疾患的折磨、自然的刑罚等等宿命的怪圈,所以她的写作便是从探入历史或现实的深处开始的。
一般说来,人类共同面对的有三种困境:孤独、痛苦、恐惧,而且人生由此注定是残缺、荒诞和不圆满的,要能清楚的知道其中的一切,能明了那些在生活的夹缝里苦苦挣扎的无名大众,必须深入到被人遗忘的历史角落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筱敏的散文是考察社会历史背后某些局部生存状况,市井平民的欲望之舞的最好个案。
她在《成年礼》中这样写到:“我们从覆满任何一面墙壁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上继续学习识字和造句:革命无罪,选择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样一些躁动的、颇具英雄主义的句式,肯定在我们身上点燃了某种只有青少年才有的东西。理性是在成年以后长生的,而青少年时代只生长情绪。
我看见过跳楼自杀的‘有问题’的人,这个人是刚刚还跟我们一同捉迷藏的一个伙伴的母亲;我看见过姐姐去放大一个15岁女孩的遗像,她是死于她的同学的匕首之下的。因为他们对不明就里的理论持不同观点;我看见过电线杆上吊着的尸首,只是没有人知道这一个真实的人的真实姓名;我看见过沿街的楼顶架起了机枪,夜里听着对峙的双方在互相喊话,都喊着“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接着就互相扫射起来,子弹的弧光在窗外的夜空灿烂飞舞,姐姐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整夜蹲在窗根底下躲避流弹;……我听到过很多血腥的故事,而我无力讲述这些故事。”
从中我们感到了一种真实生活的艰难碰撞,而要把这些写成文字,仅仅靠一点写作的技巧是很难做到的,作者首先必须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这种使命感最终把人们的思想和人生刻成了一尊雕塑,他是能给予人思考的自由、社会的公正的雕塑,它拒绝想象的虚幻性,给人以肃穆崭新的梦想,它从骨骼和血肉里发出一种明亮的飞扬的声音,像箭一般直达我们的内心,它给予 生存以独立、清晰、内敛、深沉的感受能力,即使疼痛穿心,也在所不惜。其中,它避免了一些单纯符号化的概念、逻辑、推理以及判断,给人展现了一种现存的精神事实,一种个体的人格尊严,一种独立的内心冲动和一种生命的热情,它极力避免了我们再次被具有高度控制力的社会俘获,成为奴隶,变得麻木,避免现代化的对抗将自己的思维很科学地杀死。在其中,筱敏不杜撰,不矫饰,只正视和反思,即使是只有些弱小人群的微弱感叹和飘忽思绪,也同样流溢萦绕,飘散在空气里,也能使我们避免从理性的极点跨入到虚无之海。

对于生存,筱敏更多关注的是精神的存在,因为精神的存在是文学价值的根本,更是人类存在的标志性形态,德国诗人胡腾有一句诗,“心灵觉醒了,活着便是件快乐的事。”反之,心灵的沉睡与死亡,将是恐怖的,不是因为随之而来的妄想、癫狂、折磨、惨绝的存在,而是因为缺少对它们的拒绝和对抗。它会让人对现实和生活前景发生错觉 导致人的盲从和盲目,看不见社会底层的痛苦,只是剩下一些幻想、失望、不平和沮丧。结果只能是像卡夫卡一样,满怀着悲哀和绝望,无可奈何地徘徊于“城堡”之外。
鲁迅先生说:“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谁将带我们走?
最终去向了哪里?
筱敏在《词的命运》中说:“我母亲在闭阖的生存条件下‘学习’了一辈子,‘改造’了一辈子,现在她老了。那些年复一年冲刷她的脑子的词,已经在那里淤积,使其硬化了,再也没有张开的可能了。我比她幸运一点儿的是,今天我还可能选择一把凿子,一点儿一点儿地清除我脑子里的淤积物,使其不至于硬化成石。”
这是可怕的!
“什么是民族的尊严?一个将公民的眼睛和嘴巴贴上封条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取消大脑,践踏个人自由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倒伏在专制强权之下,到处流行政治的情感瘟疫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无视个人尊严的民族是没有整体的尊严的。一个拒绝审视自己,用一些含糊的修辞遮掩罪过,拒绝忏悔的民族,同样是没有尊严的。”
“认识你自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筱敏说。
彩旗,彩带,彩车,满天放飞的气球和鸽子,步伐统一的方队,高亢有力的进行曲,万众一心的口号,太阳,、专制、叛乱、、潘恩、、纳粹、独裁者、谎言、绿军装、红卫兵、自由、强权、乌托邦、死刑、大炼钢铁、圣地、广场、铁窗、游行、流血、武斗、仇恨、阶级路线、崇拜、造反、叛国、大救星,这些都不断地拥到了筱敏的笔下。
“我所理解的革命,是人类的先驱者在茫茫宇宙中寻找生存支点的过程。”筱敏说。
但她见到的真实的现状却不是。
信仰是一种最残酷的力量,外部世界的任何迫害,事实上都比不上内心对自己的碾轧,煎熬。
但当时是疯狂的,没有人也没有时间去回味和思考。
应该说,善就是肯定生命,展示人的力量,美德就是人对自身的存在负责任;恶就是削弱人的力量,罪孽就是人对自己不负责任,但那是一种这样的力量吗?筱敏手持一支明亮的火把,穿过被人和时间遮蔽的历史,引领我们就来到了另一个历史的入口。她沉痛地反省说:“任何一位知识者,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沙漠期的形成,都负有责任”。
直面民族的历史垢点,我们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反省和觉醒的程度,是把那种精神隐痛深深地藏在暗处,还是直面对待它,这同样是一种责任。这对于消除人们心理上的严重失衡有很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惨痛的历史的反思,能够避免人们渐渐养成一种观赏性浪费性的审视习惯。

毕淑敏说:“散文流的是血。”
在筱敏那里,生命是沉重的,心灵是破碎的,她的所有文字都是从伤口中涌流出的血。筱敏这种书写和选择似乎成了一种宿命。她说:“悲剧是具有审美意义的,惟悲剧才具有崇高这样一种美学上的价值。”
筱敏在《理发的》中写到,“他的装备是一只方凳和一只棕黄色人造革提包,一只提耳断了,他用一根红色的尼龙绳两头拴住,做成一只新的提耳,原来的那只,被剩下的尼龙绳多绕了几绕,就耷拉在原来的位置上,依旧做着提耳的模样。”
“他在天桥顶上给人理发,眼看着远远近近的灰瓦成片地倒下去,……倏忽是竟日不开的接天黄尘,倏忽是渺无涯际的磅礴泥浆。再一日,上上下下的铁丝网都被覆上了模板和油毡纸,将天桥裹成暗无天日的甬道,迫使他不得不用剪子加刀片去开几个孔洞,偷偷放进几束光来,将就照见顾客的头顶。然后就听到外面的世界满是令人惊恐的声音,接连不断的人造的地震,头顶的模板和油毡纸不时被由天而降之物砸得乱响,间或有一些水泥沙浆从缝隙中倾泻下来,溅在他的摊位上。”
“理发的开工很早,他用的是乡下的钟点。”虽然“今天运气还好,如此这般望到日落”,依旧只是“一共望来五位主顾。”
《旧地的麻雀》中的雀群,也同样成为了被任意抛却的碎屑,在人天罗地网地围剿中连惊叫都来不及发出,就已经呈斜线坠落。而“我”之所以幸存,筱敏说,原因“是由于有人在我们的前头承担了不幸”。
于是筱敏得出了一个几乎是泣血的结论,“天空和飞翔是鸟类的生命形式,而灾难和厄运也是世界存在的另一种形式”。
但筱敏却没有放弃一种对理想的向往和对它的追求,她在《鸟儿中的理想主义》中就写了这样一只一直怀有敬意扑翼的鸟,“我见到它的时候,它正在笼子里练飞。它站在笼子底部,扑翼,以几乎垂直的路线,升到笼子的顶部,撞到那里,跌下来,然后仰首,再扑翼……这样的飞,我从来没见过。它在笼中画满风暴的线条,虽然这些线条太短,不能延伸,但的确饱涨着风暴的激情。它还绕着笼壁飞,姿态笨拙,屈曲着,很不洒脱,很不悦目,但毕竟它是在飞。它知道怎样利用笼内有限的气流,怎样训练自己的翅膀,让它们尽可能地张开,尽可能地保持飞翔的能力。”

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在其文《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中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非人的文学。”筱敏几乎所有的写作,就是那些看上去是叙事的作品,也是奔着事物背后的“人”去的,只有人,才真正藏有深意。她文章中所写到的妃格念尔、朱淑贞、贞德、秋瑾、居里夫人、奥威尔、玻耳兹曼、爱默生、霍金、狄金森、克洛岱尔、茨维塔耶娃无不如此。筱敏在黑夜里秉烛而行,试图引领我们穿越重重迷障,重回那希望之为虚妄,向往乃是绝望的时代和境地,就像突然把一个天国花园展现在你面前,但那都是不真实的,真实的是微弱的灯光,强烈的虚无,逃亡与反抗,倒伏与封条,庄严与崇高,回归与悲剧,一个世界的秩序错乱了
徐小斌说:“写作是一种置身与地狱却梦寐以求天国的一种行为。”
在《女神之名》中,筱敏特别把《无家的宿命》的最后一段放在了封底,“童话的结尾说,那个木勺在女孩子的注视中蓦然升起,直飞到天的顶端,成为一弯星斗之柄。那里面如盛满汪洋一样盛满露水。 当虔诚的眼睛仰望它的时候,露水会溅落出来,成为天地之间最美丽的星星。”看来这只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想状态了,而所有的一切都源于恐惧。 
筱敏以极度敏锐的感触,不断地向历史事件的深处,向人最内在的心灵,缠绕再缠绕,回旋再回旋,沉降再沉降,直到把扭曲的一切彻底揭示出来,那里没有早晨的阳光,只有一件件粉碎的美丽衣裳。筱敏似乎秉承了鲁迅的衣钵,也断然拒绝了丝毫的妥协和麻木,一意孤行地坐在自己黑暗冰冷的怀疑之中,她在晃动的历史的缝隙中偶然一瞥,便瞥见了那些被忽略的事实,生活的惶惑,美丽的幻想,分裂的意象,清醒的认识,筱敏是如此站在厚实的层面上写作,她让我们深刻地知道了什么叫破碎。
马丁•路德耶曾言:“罪人不愿承认自己是罪人,这就是罪的最终形式。”

筱敏的写作并非来自一种逻辑世界,还是属于自己的私人话题。
散文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之所以是最为自然和真实的文体,是因为它往往取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情实感,其中的缕缕愁绪、阵阵欢悦,都是从心里自由自在地流淌出来。而当生活都已远去,人和物都已淡然,那些在远处恍惚飘摇的影子是否有过灵魂呢? 筱敏举高了自己手中的灯盏,用那微弱的光亮照见人类曾经的丑陋。十六世纪后,基督教用撒旦的七个恶魔的形象来代表七种罪恶,即七宗罪(the seven deadly sins):傲慢 (Pride),嫉妒(Envy),暴怒(Wrath),懒惰(Sloth),贪婪(Greed),暴食(Gluttony),以及淫欲(Lust)。筱敏用圆熟凝练散文表现笔法,不断地回望被湮没了的历史往事,因为阳光若从前面来,只有回头才能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影子。岁月像是一条被荒草掩埋的小径,只有拨开那些荆条杂草走下去,才能发现前面那些曾有过的废墟与人迹,她用她的写作负担着压在自己身上乃至人类身上的全部苦难的力量。
“许多年过去,我却始终无法忘记那些故事。尽管那个年代似乎已经十分遥远,却又分明就在眼前。回忆往事不都是为了怀旧,而是因为往事仍在继续,从未在根本上了断结束。”
“有时候,我觉得那些零散的故事,像东一块西一块的石头一般横在路上,或者是像楔子、钉子一样,卯在我们生活的夹缝里,让你无法绕过去。”张抗抗发出了同样的感叹。
可以说,今天的生活离我们太近了,因而它是这样捉摸不定和不可把握。它不给我们更多的思考机会。昨天的道路却由于我们的远离而变得清晰和生动起来。我们发现那段历史中发生的一切原是藏在视线不能抵达的死角里。但筱敏却揭去了那些隐蔽,把自己的视角放在了人上面,特别是人的尊严上面,当我们带着先前积累的感觉和经验进入她的散文领域时,感觉到的是她的敏锐,就是这种敏锐赋予了筱敏迅速抓住事物本质的敏锐感知能力,打破我们意识中的钝化,从而重新构造出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虽然筱敏的思维轮廓与艺术形式让人觉得有些驳杂,但体现在结实的文字背后的仍是现存的文化意义,仍是与其他生命形式的粘连、互摄、摩擦、碰撞等,这似乎更容易让人穿越层层语言的藩篱,探入其可观、可感、可解、让人警醒的艺术世界。
鲁迅说:“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

筱敏的文字就像落叶的碎片,那是一种存在的破碎,她写的那个“修鞋的”,还有那个叫精卫的不停息飞翔的小精灵,在“被撕扯的疼痛”中的小人鱼,痛哭的山鬼,没有人的尊严厕神紫姑,不见归路的“从胡俗”的昭君,遗下一卷断肠诗词依旧“历尽千年的剿杀”的朱淑真,无不是这样。
但我们还是看见筱敏她在黑暗中的独语,“最终被保留下来的,必然是有骨骼的。我们所见过的树叶化石,总是叶脉清晰,甚至比翠绿多汁的时节更清晰,这是树叶的骨骼,历经了漫长的岁月最终使它显现出来。”可以说筱敏的散文类似遥远的伴唱的和声,其中的苦难意识涌现着她生活时代的本真,其中的艰难就像是我们的孪生兄弟,只给人镇静、阒寂的质感。这意味着筱敏拥有一种特殊的视角,意味着她对人类普遍生存境况的更深的洞察,一种自由的思索,它以一种不同于人们普遍认同的方式在回应生活和时代。
古罗马的郎吉驽斯在《论崇高》中说过:“人类的心灵生来就具有一种对比自身更神奇、更崇高、更深邃的事物的爱和敬畏。”因此对深度的追寻永远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维度,筱敏在自己选择的散文写作中,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来看待历史,来注视历史的真实的,最终她并把它们锻塑成一座煎熬人心灵的历史雕塑。
“任何一位知识分子,在狂躁的时代里,都有义务摆脱集团思维的模式,回到纯粹的个人立场。”筱敏说。
从中我们感受到了筱敏的敏感、思想、智慧、叛逆、欢愉与疼痛,惟有真实的生命才能激起人们的愤怒与忧郁。
“我活过来了。”筱敏在《成年礼》中借法国教士、宪法理论家西哀耶斯的口说。

筱敏在开始的写作中应该是一种温和的悲凉。这点我们从她的《女神之名》中很容易感受的到,虽然她在此书的序中说自己“时常觉得如一块巨石在背上负着,时常觉得心灵的池塘被它注满”,拒绝那种“轻松的、调笑的话语,拒绝浮在水面的五光十色的泡沫,拒绝沉没”,但这时她的作品还是相对平和的,但当内心的询问穿过一百年的暗夜抵达到作者的内心,当自己在暗夜中擦燃一支火柴,然而火光瞬间却又顿时熄灭了,筱敏内心的颤动还是灼伤了我们,我们不由更是无限向往贝多芬描绘的那种圣境,“晚间,当我惊奇地静观太空,见那辉煌的众星在它们的轨道上不断运行,这时候我的心灵上升,越过星座千万里,直升到万古的源泉,从那里,天地万物涌流过来,从那里,新的宇宙将永远涌流。”而更大的比照即筱敏笔下的那个她们那一代人的成年礼——文革,也就更见荒谬。“我们不再能找到一名知识分子,这些本该充当社会的良心和理性的人都噤声了,不仅噤声,可能真的已经消失了。”她以家园的失落和内心宿命的无奈来昭示,要从沉沦的现实和彻底的绝望渡向彼岸那飞升的理想。
筱敏在烛光中用自己的文字把远去的那一场场灾难,塑成了一尊尊燃烧的雕塑。她以个人的疼痛经验,穿越遮蔽,恢复记忆,用亲历的最鲜活、最丰富、最不可替代的直观感受,把一簇火苗植入我们的胸中,让它或感性或理性的燃烧,那是我们开启那最深奥的真理之门的钥匙,她的散文让我们认清了藏匿在时代深处的引诱、蛊惑和欺骗。让我们拨开一片乌云,看到我们的灵魂依旧会高洁、博大、超拔和光辉,我们的血脉依旧简朴,热诚,严肃,慷慨,崇尚正义,意志坚强,绝不会为金钱所收买。
艾丽卡•琼在《我挡不住我》中写到:“我写作的目的是获得爱和关怀。”
当我们面对《无家的宿命》中秋瑾一样的悲凉与孤寂,面对关乎我们人类自身的精神健康或精神疾病的历史,我们必须相爱,否则我们只能随历史沉寂直至死亡。
我从筱敏的雕塑一样的散文里读出了这样一种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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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8-5 14:09:00
我说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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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你上的贴子我就怀疑其真实性。因为里面有一个人有意思.....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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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8-5 17:06:00
盛文强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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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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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8-8 19: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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